中評社北京9月3日電（作者汪毅夫）樑永禄先生家藏文獻裏，有一封樑永禄寫給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委何容的信。信中説了一個故事：“（我）從中學二年級就一直燃燒着歸回祖國的情緒，爲達到此目的，必須積蓄些錢，而不得不到一個鄉村（台中縣北鬥區溪州鄉）開業行醫。遂得識該村牛稠子人、曾經留學過北平數年的陳文藝先生。趁此良機，承陳先生好意，立刻糾合該村青年、中年廿多名，組織了一個‘北京話講習會’，於民國廿六年四月一日，陳先生指導之下，正式開課。是時南京中央廣播電台的播音雖於台灣各地都能很清楚地隨便收聽，但半句也不懂。又不幸，七七事件一發生，七月八日，北鬥郡役所命令解散該會，因之陳先生成爲被注意人物，不能和他密切聯絡。繼之全島禁聽一切中國電台之廣播。於是我們的苦學從此就開始了，講習會的壽命只三個月，所學只不過註音字母及極簡單的幾課基本會話而已。舍下不居鎮上，位於比較偏僻地方，所以只能嚴選幾位同志，由弟領導，夜間秘密的開始研究。爲使發音正確起見，想法利用收聽南京的播送。遂在距住宅四角100米處配置四個監視人手拿着手電燈，如有警察或可疑人來時，以電光報告站於門外的另一監視人，以便立刻通知屋里人（弟與一二同志 ）停止接聽。這種獨學（汪按，自學）確是苦中之苦。”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日據台灣當局的警察統治之下，台灣人民連聽聽、説説自家的話，連“自家學話”都得如此擔驚受怕！故事裏的陳文藝後來被迫再次離開台灣到了北平，我在《台灣省旅平同胞名録》裏看到陳文藝從“台中州北鬥郡埤頭莊牛稠子132（號）”遷居到北平“石駙馬大街回回□11（號）”，還在《新台灣》看到陳文藝的連載文章《一個台灣人的自白》。 

　　樑永禄先生家藏文獻裏有《國語小叢書》之《“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申解》《從台灣話學習國語》《怎樣從台灣話學習國語》，以及主張“用自家學話的方法”即“從台灣話學習國語”的《國語小報》多種。它們都是光復初期台灣國語運動的證物。現在讓我來講一段故事，這段故事也同“自家學話”有關。我爲寫作講稿《魏建功等“語文學術專家”與光復初期台灣的國語運動》（收汪毅夫：《閩台區域社會研究》，2004），費時費力頗多。當我以此爲題，在台灣某大學講學時，有聽衆起身嗆聲：“我們親歷的國語教學並不是從台灣話學習國語，而是透過禁止台語來推行國語”。我禮貌地提示他，我的講題是光復初期而不是其他時期，主導者是“語文學術專家”而不是教育行政官員，是台灣的國語運動而不僅僅是台灣的國語教學。嗆聲的聽衆即刻表示歉意，並説他對於這段史實聞所未聞，所以“應該特别感謝大陸來的教授當年主導了光復初期台灣國語運動的正確路徑，也應該感謝大陸來的汪老師告訴我們這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