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7日電（作者汪毅夫）談起日據時期（1895—1945）台灣漢奸（俗稱二鬼子）史，人們念念不忘、首先會提到的是，辜顯榮之流開門揖盗，迎接日本侵略軍入城的醜態。然而，日據台灣時期漫長的50年裏，附敵幫兇的漢奸罪行和認賊作父的漢奸惡念，也是不該被淡忘和被忽略的。本文着重談附敵幫兇一節。 

　　1946年11月1日“中國陸軍總部擬定”、同年11月10日“行政院發内政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各省市政府”的《台灣人處理辦法》之第一條規定：“凡在日軍中服務之台灣人，仍與繳械後日軍官兵暫不區分，由各受降區一並集中交由當地政府管理”；第三條規定：“曾任日軍特務殘害同胞，或幫同日人逃避物質轉賣軍用品者，均依法懲處”。台灣學者杜武志指出：“自從九·一八事件後，日本侵華野心越來越露骨，而在這期間，士兵陣亡多，又與全世界爲敵，所以不得不徵召殖民地人民，（被徵召在日軍中服務者）有因而陣亡者，或成B.C.級戰犯而被處决者”。日據當局在台灣最初並未實行兵役制（義務兵制），但有部分台灣人被騙或被迫充當日軍“軍屬”（即軍隊雇員，如翻譯、護士）和“軍夫”（車拉肩挑以運輸軍糧、軍備）者，屬於“在日軍中服務之台灣人”，他們通常也被視爲“台籍日本兵”；日據當局於1942年和1943年，開始在台灣實行陸軍和海軍志願兵制後，所招收的台籍日本兵當然也屬於“在日軍中服務之台灣人”。當年，“日本與全世界爲敵”，“在日軍中服務之台灣人”參加了日本對中國、對各受害國的侵略戰争，他們中有人犯下“殘害同胞”的漢奸罪行，以及負有“戰争罪”（B級戰犯）、“違反人道罪”（C級戰犯）等罪責。此外，台灣“1929年共産黨員大檢舉”的告密者和變節附敵者，在日軍佔領地及其他重要地區充當特務殘害同胞的台灣漢奸，等，他們的犯罪事實是日據時期台灣漢奸史必須銘記的内容。 

　　在今天，當年開門揖盗和附敵幫兇之輩已經死亡殆盡。但他們認賊作父的漢奸惡念尚有流毒。在政界，我記得某位老台胞在大會發言時説：“台灣經濟起飛靠的是日本在台灣打下的基礎”。這一番認賊作父、歪曲歷史的言論還曾刊於報章，厦門大學歷史係林其泉教授當即撰文予以駁斥；在文化界，哈日、精日、媚日的表現和表演，時或有泛濫成灾之勢。 

　　附帶言之，編寫和出版《日據時期台灣漢奸史（1895—1945）》，此其時也！吾人翹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