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9日電（作者汪毅夫）1960年前後，台灣學者郭量宇提倡口述歷史、台灣醫師韓石泉提倡自傳的寫作風氣，胡適一一表示贊同，並用英文寫了《胡適口述自傳》的提綱。接着，胡適在美國同唐德剛合作，完成了《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口述自傳》出版後受到熱捧，據説這本書創建了口述歷史的學術規範。誠然，胡適和唐德剛有意創建口述歷史的學術規範和學術典範。我們知道，一般訪談録的製作過程是你問我答、我答你記，是采訪人主動提問，報告人被動回答，然後采訪人被動記録（包括筆録和録音）。與此不同，胡適和唐德剛即報告人和采訪人的分工和角色分設被打破了，他們共同提問、共同解答，分工被合作取代，被動爲主動取消，彼此互動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於歷史的真實。“先讀德剛，後讀胡適”，讀唐德剛譯註的《胡適口述自傳》，確實應當首先瞭解唐德剛所起的作用。 

　　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於歷史的真實，這是口述歷史製作的硬道理。然而，任何一部口述歷史也難免失實的硬傷。《胡適口述自傳》説：“當我在1916年開始策動這項運動時，我想總得有25年至30年的長期鬥争（才會有相當結果），它成熟的如此之快，倒是我預料之外的，我們只用了短短的4年時間，要在學校内以白話文代替文言，幾乎完全成功了。在1919年至1920年兩年之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共約400多種，全是用白話文寫的”。這是《胡適口述自傳》的一個硬傷。須知，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在學校内以白話文代替文言”，語言學家與有大功焉，豈是胡適等幾個文學家可以獨享的功勞！胡適在此犯了“選擇性記憶”的錯，唐德剛也有未予糾錯的問題。説來有趣，台灣當時處於日人侵佔之下，台灣實現“用白話文代替文言”乃是在胡適1916年預計的“25年至30年”的上限即1946年以後，在語言學家魏建功等人主持的台灣國語推行運動配合下，才“幾乎完全成功”的。胡適幼年曾在台灣住過1年又10個月。1916年，當胡適預計“25年至30年”時，似乎於潜意識裏把他的“第二故鄉”台灣考慮在内了。是不是這樣呢？ 

　　附帶言之，也是在1960年前後，大陸文史界提倡寫作“親歷、親見、親聞”歷史的風氣，也有最大限度地接近於歷史真實的硬性要求。譬如，我讀1960年代的《泉州文史資料》《福建文史資料》，見福建文史館館員、著名文史專家王連茂製作的《安南永安撫記事》《“中華革命黨福建分部”簡述》《泉州市衛隊的前期》《泉州拆城辟路與市政概况》《記陳國輝龍岩“剿共”的慘敗》等，篇篇合於口述歷史的學術規範，一一堪稱口述歷史的學術典範。我指導研究生寫作學位論文，曾建議他們從全國政協和各地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輯的“文史資料”專刊查找材料，並將當年收藏的一套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送給一位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