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0日電（作者汪毅夫）上海《點石齋畫報》1895年第3期刊有一幅《伏闕陳書》圖（圖一），描繪的是1895年公車上書的情形。圖之上端有題記，其文曰：“台灣爲南洋門户，自經李傅相與倭訂約，允將全省拱手讓之，全台人士義憤填膺，僉願自備軍餉與倭接戰，爲國剿除狂虜。其閩省諸孝廉之在京會試者，會同京官、商民繕就呈詞，洋洋數千言，赴都察院陳情，繼而浙江、廣東、湖北、奉天、山東、山西、河南、湖南、廣西、四川、江西等十省及陝、甘、雲、貴、江蘇、安徽、直隸七省各孝廉聯名呈請代奏，衆口一詞，皆謂此地萬不可讓。已據都察院於四月初四日將先後所呈各情繕折具奏，未經發抄，是以初六、初八兩日都察院内各省孝廉又聚，至千餘名之多，紛紛議論，勢若哄堂。旋經京畿道前往彈壓。諸孝廉聲稱歷朝有事，文死於諫，武死於戰，今我國家被侵受辱至於此極，而文不聞有死諫者，武未見有死綏者，三百年養士之恩，所成全者固如是卑鄙無耻耶？一唱百和，院憲等皆莫可如何。我國家士氣人心如此堅固，彼倭虜其知之否？”在我看來，此題記裏有若干話題，雖屬細節末枝，亦宜有説焉。 

　　其一：舉人、十八省之舉人與公車上書。據清代閩人樑章巨《稱謂録》，舉人有公車、孝廉、賢書、鄉進士等10餘個别稱。其中，作爲舉人别稱的公車，其來由是舉人赴考，官家給車馬費的規定。我讀康熙乙醜《台灣府志》，在《度支志》裏看到“會試舉人盤費銀30兩”的記録，這便是台灣舉人的公車待遇了。大凡舉人上書，就叫公車上書。如，樑啓超是舉人，他的文集裏有《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1898）。不是舉人上書，則不能稱爲公車上書。如，1895年，福建進士黄謀烈曾上書扺制《馬關條約》，黄謀烈上書不被稱爲公車上書。1895年有十八省之舉人參加公車上書，《伏闕陳書》圖之題記詳列了這十八省之名：福建加上“浙江等十省”（汪按，題記誤將奉天作爲一省列入，删去不計恰爲十省）、陝西等七省，凡十八省。據近人徐珂《清稗類抄》，清代初年即順治年間，全國設十五個鄉試即省級考試單位：順天（順天府試也作爲鄉試，也考取舉人。後以順天爲直隸省别稱）、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廣東、四川、山西、陝西、廣西、雲南、貴州。以省爲鄉試（省級科舉考試）單位，清代初年有十五個鄉試單位，也就有十五省舉人。後來，江南分爲江蘇、安徽，湖廣析爲湖北、湖南，陝西分出甘肅，成爲清代的所謂“内地十八省”。以省爲鄉試單位（安徽和江蘇分省後，雖有“江南匯考”例，但這屬於兩個鄉試單位合辦考試），十八個鄉試單位便有“十八省舉人”也。1895年以前，新疆、台灣已先後於1884年、1885年建省，但它們均未單獨舉辦鄉試、均未單獨作爲一個鄉試單位。 

　　其二：1895年公車上書之三階段。誠如《伏闕陳書》圖之題記所言，1895年先後三波公車上書潮：1.“閩省諸孝廉之在京會試者，會同京官商民，繕就呈詞，洋洋數千言，赴都察院陳情”。據《都察院折（代遞主事葉題雁等原呈）》（圖二），1895年四月初四日，台灣舉人（他們是從福建鄉試勝出的舉人，故被稱爲“福建諸孝廉”）汪春源、羅秀惠、黄宗鼎，“取具同鄉京官”葉題雁、李清琦“印結”，到都察院聯名上書，吁朝廷“勿棄”台地、台民“以予敵”；2.“繼而浙江、廣東、湖北、奉天（汪按，奉天府不是省級單位，應删去）、山東、山西、河南、湖南、廣西、四川、江西等十省，及陝、甘、雲、貴、江蘇、安徽、直隸七省各孝廉聯名呈請代奏，衆口一詞，皆謂此地萬不可讓”；3.“都察院於四月初四日將先後所呈各情繕折具奏，末經發抄（汪按，此即汪春源序《窺園留草》所謂“以公車詣闕，上書不報”）。是以初六、初八兩日，都察院内各省孝廉又聚，至千餘人之多，紛紛議論，勢若哄堂”。我從《續修四庫全書》讀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見其年譜記：“（京師）連日並遞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鬆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又從《康有爲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附録“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公車上書記〉序》讀到：“書上數日不報，各公車再聯十八省同上一書。廣東舉人康長素者，素有時名，嘗以著書被謗議。於時主其事，草疏萬八千餘字，集衆千三百餘人。力言目前戰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南鬆筠庵之諫草堂傳觀會議”，“公呈亦擬於初十日在察院投遞”，不料清廷提前於初八日“將和約蓋用御寶，發使賫行”，於是“議遂中寢”。據此可知，史書所稱“康有爲合十八省舉人上書”，其實有一重要細節被忽略了：“議遂中寢”，並未“在都察院投遞”也。 

　　其三：《伏闕陳書》圖之題記謂：“旋經京畿道前往彈壓。諸孝廉聲稱歷朝有事，文死於諫，武死於戰。今我國家被侵受辱至於此極，而文不聞有死諫者，武未見有死綏者，三百年養士之恩，所成全者固如是卑鄙無耻耶？一唱百和，院憲等皆莫可如何”。此亦不當忽略而被忽略了的歷史細節。1895年公車上書冲破了“士子干政”的禁令，故當局有“彈壓”之舉；1895年公車上書完全出於民族大義，所以當局又“莫可如何也”。 

　　其四：《伏闕陳書》圖之題記落款處鈐有兩枚印章，一爲陰刻“忠君”，一爲陽刻“愛國”。這是值得研究者重視的歷史細節：當1895年公車上書漸進尾聲，《伏闕陳書》圖之題記的作者記其全程，臨末乃以“忠君”和“愛國”作爲1895年公車上書的基調和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