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4日電（作者汪毅夫）九州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2月聯合出版的《戴國煇講台灣：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中文簡體字版），同台灣南天書局2000年出的中文繁體字版一樣，在内容上是日本三省堂1992年出的日文版的增訂本：中文版延伸了時事議題並“補充些許新論及新資料”（戴國煇《中文版序》）。 

　　《戴國煇講台灣：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講了一些對台灣人民有深刻印象、深刻影響的小事和細節。我從這本書、從這些小事和細節裏悟出一個道理：造成台灣人民某些“特殊心態”的“特殊的歷史遭遇”裏，包括大事件、也包括了小事情，包括故事的情節、也包括故事的細節。我想，這應該是戴國煇想給大陸讀者（包括“幹部和老百姓”）“認識台灣”的一個提示。兹舉例而言之。 

　　故事一，林獻堂的“祖國事件”。戴國煇先生説：“衆所周知，林獻堂爲保持民族自尊心，日據時期始終没用日語説過話。直到光復後的1949年4月流亡於日本，即使是只言詞組，他也没在公開場合説過日語，這是盡人皆知的著名軼事。”林獻堂的態度引起日據台灣當局和親日分子的不滿。1936年3月，林獻堂隨“台灣華南視察團”到了上海，“被邀請參加了謝春木舉辦”的歡迎大會，並在發言中説“回到了祖國”。“對此，台灣總督府的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作了報導（1936年6月25日朝刊），並大大加以譴責”，“台灣軍部當局利用林的‘失言’，意圖懲戒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唆使右翼要求林獻堂賠罪，並辭去一切公職”。接着在台中，“1936年6月17日在台中公園由台中州知事主持的祝賀‘始政紀念日’會場上”，發生了“在公衆面前毆打和侮辱林獻堂”的事件。按照戴國煇提示的史料綫索，我在友人陳冬挺協助下看到當年《台灣日日新報》連日發表的報導，知林獻堂因爲一句“回到了祖國”，竟被日方包括台灣總督府、台灣警務局、駐上海警部、台灣憲兵隊、駐上海憲兵隊查訊，並由台灣總督府公佈“林獻堂辭去總督府評議會員”的“督府辭令”。林獻堂被迫辭去的還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台灣新民報》社長等“公職”。戴國煇説：在台灣，“人們將此稱爲林獻堂的‘祖國事件’而銘記不忘”。 

　　故事二，“藐視鄉里百姓”的某些“半山”。戴國煇説：“不可忘懷的事，厦門有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創建的集美學校及厦門大學。這兩所學校乃是福建係華僑子弟在厦門一帶的著名教育中心。爲了躲避日本領事館的監視，台灣人的青年改名换姓在同係學校就讀者不少。之後，其中也有不少的青年人投身於國共兩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光復後，他們當中一部分人變成接收國民黨官憲的要人而返鄉，這或許就是人性軟弱性格的表現吧。其中的一部分人衣錦還鄉之後，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他們以勝利者自居。擺出抗日戰争英雄的架勢，藐視鄉里百姓。他們雖以抗日英雄自居，但人品却極爲低級，簡直就是一伙見了‘日産’（日本人留下的不動産）就紅眼的徹頭徹尾庸俗之輩。過了不久，本省人就蔑視他們賤稱爲‘半山’，投以白眼。”戴國煇所言，確有其人其事，但所言曾就讀“集美學校及厦門大學”的“庸俗之輩”所指不過劉啓光一人而已。劉啓光曾就讀集美學校，至於厦門大學校友，《厦大通訊》1947年第八卷第一期刊登的厦大校友來信説：“請看這次二·二八事變，我們校友都没受過虧。平民在談話中，在報紙上攻擊着各式的貪官污吏，但都未曾攻擊到我們二三百個校友的頭上來”。當然，“藐視鄉里百姓”確實過份而不可容忍。須知，“鄉里百姓”在日人“内地化”（即日本化）和“皇民化”的重壓之下堅守中國的文化、堅守中國人的尊嚴，歷經半個世紀仍然是完完全全的中國人，他們豈是可以藐視的？ 

　　類似的例子尚可枚舉，容我另文講述。《戴國煇講台灣：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内容豐富，看點很多。本文僅就其一點，略談感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