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8日電（作者汪毅夫）台灣府城（台南）之小西門（圖一）有一方“鎮道示禁”碑（圖二），碑文只有47個字，可謂極簡碑文：“欽命鎮守台澎掛印總鎮府葉、欽命分巡台澎提學按司道徐 示 民商負販，車牛往來，不許兵役勒索，特示。道光貳拾捌年陸月日勒”。 

　　首先談勒石立碑者的官職和名字。台灣（台澎）鎮總兵和台灣（台澎）道是皇上任命的所謂“朝廷命官”，故其官職冠以“欽命”二字。“台澎掛印總鎮”即台灣（台澎）鎮掛印總兵，掛印總兵不同於其他總兵，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2010年1月版）記：“明以公侯伯都督掛印，充各處總兵官，國朝仍明之舊而損益之。掛印總兵官凡九缺，宣化、大同、延綏、陝安、凉州、寧夏、西寧、肅州、台灣、皖南凡十鎮。然有掛印之名，無將軍之號也”。掛印總兵得參與地方行政、司法事務，清廷要求鎮、道“辦理地方要務，必須文武和衷協力，方於公事有濟”。那麽，“欽命台澎掛印總鎮府葉”，姓葉名誰？我讀《清實録》，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十七日有諭：“已降旨準其（汪按，指台澎鎮掛印總兵武攀鳳）開缺回籍，並令該督派員署理台灣鎮總兵矣”。“並令該督（汪按，指閩浙總督）派員署理台灣鎮總兵矣”一句應畫重點。顯然，在同年二月二十六日清廷决定“以福建督標中軍副將吕恒安爲台灣鎮總兵官”前，閩浙總督已奉旨“派員署理台灣鎮總兵矣”；又顯而易見，同年七月，吕恒安尚未到任，該葉姓署理遂同徐姓台灣道聯名立碑。我注意到，此前的道光二十五（1845）正月四日台灣鎮總兵昌伊蘇因病解任，正月十二日“調山東登州鎮總兵官武攀鳳爲福建台灣鎮總兵官”後，九月十日“葉長春等奏台灣屬縣猝被風雨動款急賑一折”。顯然，台灣北路協副將葉長春當年應有“署理台灣鎮掛印總兵”的身份，始得參與奏報地方事務也。“欽命鎮守台澎總鎮府葉”名長春，字生伯，當是無誤的。“欽命分巡台澎提學按司道”包括提學道、按察使和台灣（台澎）兵備道三個職務。提學道又名提督學政，主持各省院試等教育事務。台灣以地處海上，台灣的院試（秀才資格之第三階段考試）等事務，先後由分巡台厦兵備道(1684-1721)、分巡台厦道（1721-1727)、巡台御史(1727-1751)、分巡台灣兵備道（1752-1874)、福建巡撫(1875-1877)、分巡台灣兵備道（1878-1888)、台灣巡撫(1888.10-1895）兼理。道光年間乃由分巡台灣（台澎）兵備道兼理；按察使是分巡台灣（台澎）兵備道的“加銜”；台灣（台澎）兵備道一職，其職稱多次改變，道光年間稱“分巡台灣（台澎）兵備道”。“欽命分巡台澎提學按司道徐”即徐宗干，字樹人，後來官至福建巡撫。 

　　現在談台灣鎮和台灣道的關係問題。徐珂《清稗類鈔》記：“台灣鎮爲掛印總兵，王命在焉。舊例，台灣鎮、道得封章奏事。每决囚，道至鎮署會鞫行刑。奏事列銜，道居鎮後，决囚坐次如之。上元葉撫部世倬爲台灣道，謂坐次不合，力争。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鎮武人悉聽之。都統音登額兼嫻吏治，爲台灣鎮時，閲道中稿，常有商改。遂爲葉所銜。道光初，葉方大用，陛見，奏音有微詞，宣宗猶念音功，第令改鎮天津而已。”從葉長春和徐宗干聯名的“極簡”碑文看，“道居鎮後”，一時相安無事。然而，鎮、道之間，遇事常生縫隙，不免不和。《清實録》記：咸豐二年（1852）六月十五日，“福建台灣鎮兵官恒裕、台灣道徐宗干奏謝議叙恩。得旨：汝二人事事和衷辦理方好，海疆重地，尤爲緊要，不可見小而忘大。勉之慎之。”盡管奏事仍然“道居鎮後”，但其時鎮、道之間，亦即恒裕、徐宗干之間已經失和，咸豐帝乃從正面勸導之。 

　　附帶言之，圖一爲台南小西門城樓照片。1968年爲拓展交通，台南小西門城樓整體拆遷至台南小東門舊址（址在台南成功大學校園内，小東門於日據時期拆毁）。台南小西門城樓及其“鎮道示禁”碑（圖二）至今保存完好，成爲台南成功大學校園之一勝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