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6日電（作者汪毅夫）連横《台灣通史》記：“清人得台，改設府縣。調兵分防，以總兵一員，駐府治；水師副將一員，駐安平；陸路參將二員，分駐諸、鳳；兵八千名。澎湖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皆調自福建各營，三年一换，謂之班兵”。我們知道，“召募土著”是清代地方軍隊（俗稱緑營）的組建原則。然而，清代在台灣實行的却是班兵制：兵“皆調自福建各營，三年一换，謂之班兵”。我們讀《清實録》，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有諭：“進剿台灣官兵，冲冒險阻，遠涉波濤，效力甚久。今海逆方平，即行裁去，實屬可憫，理應存留”。由此可知，施琅統帥的福建水師“進剿台灣官兵”，是清代首批福建戍台將士；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先後有“閩省各營官弁前調防台灣、澎湖”、“兵丁换班之船”等語，由此可知，其時已經實行班兵制有年；清康熙六十年（1721），有諭：“至駐紮之兵，不可令台灣人頂補，俱將内地人頂補。兵丁妻子，無令帶往。三年一换。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台灣巡查”，由此又可知，其時班兵制已經成爲厲行的制度。康熙帝實行台灣班兵制的用意，正如清代台灣名人陳震曜所指出的：“各省兵丁，俱屬土著之人。惟台灣開闢之初，户口僅數十萬，沃野千裏，民願爲農。彼時招募土著之兵，亦無有應之者。加以鄭氏甫平，續有小醜，恐土著在伍，有通匪之虞。此當時調遣内地班兵戍台之深意也”。陳震曜是台灣嘉義縣人，清嘉慶十五年（1810）優貢。 

　　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200餘年間，每三年就有一批成千上萬的福建將土跨海戍守台灣，厥功甚偉。福建戍台將士中有許多人爲扺禦外敵、平定内亂獻出生命，也有許多人因疫病失去生命。在台灣、在福建迄今留存多處福建戍台將士義冢和藏骨塔。例如，位於福建閩安的“戍台故兵義冢”，安葬135位福建戍台將士的遺骸。他們是福建閩安協左、右營（汪按，清代緑營分鎮、協、營、汛等單位）將士，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隨欽差大臣沈葆楨渡海戍台，爲台灣防務等事務戰死或病死。清廷後來准許班兵“年逾四十無子者”搬眷隨軍（劉良璧：干隆《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又許兵丁就地娶親（餘文儀：干隆《續修台灣府志》，該書所録《恤賞條例》規定：“兵丁娶妻及子女婚嫁，各賞銀三兩”）。據台灣學者報告，有些退役班兵遂因家口在台而定居焉，其後裔有以“提標”爲祖籍地、以“提標祖”爲神明者（汪按，清代總兵及總兵以上官員率領的緑營兵稱標兵，故有督標、撫標、提標和鎮標等稱）。 

　　附帶言之，清代科舉制度規定，各省鄉試每三年凡一舉，台灣秀才若有意考取舉人，須到福建省會福州參加鄉試。於是，每三年就有一批數百上千的台灣秀才到福建，科舉制度成爲閩、台人員交流的固定管道。清代班兵制亦然。試想，每三年就有一批文人從台灣到福州、又有一批武人從福建各營到台灣，這是多麽鬧熱（閩南語，熱鬧也）的歷史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