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外加分，我想上北大

　　1978年3月，老父親以即將退休的年齡（58歲）從東北調回老家湖南，葉落歸根，夙願終了，我也一起遷了户口，借住在堂兄善繼家，並因堂嫂周敬群執教於湘潭市第四中學而轉學該校，讀完了高中最後三個月的課程。

　　高考分數下來的時候，我正在東北故鄉“訪問”。我急急忙忙趕回湘潭，按照既定方針在“第一志願”欄裏填上了“武漢大學中文系”。没想到後來湖南搞了一次分數復查，使我原來的355分變成了374.5分（湖南文科重點綫是340分），我便异想天開地又做起了上北大的夢。我隻身一人跑到招生工作處所在地韶山，企圖更改志願，哪怕能上北大最差的專業也行，可是轉了半天也没機會開口——就這樣，我命裏注定地成了武大中文系的學生。

　　一晃幾十年過去，我至今不知道就憑我那個分數究竟去不去得了北大我心目中最差的係；但我一點都不遺憾，因爲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比現在擁有的更多。 

　　二、體驗挫折，我剛到學校就想回家

　　我是晚上到校報到的。那天晚上學校裏停電，我到寢室的時候是一片漆黑。先來的段書偉和弓克等都已經無可奈何地各懷心思上床睡覺，我敲開門，借用老段的手電筒找到了他們給我留下的那個上鋪。黑暗中，蚊帳是無法架好了，我只能躺在那裏與蚊子和酷熱搏鬥——那一刻，上大學的興奮和熱情突然消散，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明天回家。

　　另一次想回家是在第一門課“文學概論”只考了60分的那天，此前十幾年只考出及格成績的機會不多，這下馬威式的打擊，讓人很難接受。 

　　三、地主成分，我心靈上的傷痕

　　從上小學到高中畢業，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填表，“家庭成分：地主”那幾個字，總讓我有低人一等（或數等）的感覺。爺爺在當了多年的機修工人並積攢下一筆錢之後，自作主張回到湖南寧鄉老家與祖上留下的百十來畝地厮守，既想依此安度晚年，也想給自己的六個兒女留下一點看得見的財産。他没想到，他的這番好意後來給自己的兒孫們帶來了多少事業的坎坷和生活的艱辛。那個時候，我只要一不服從老師管理，就會被送到或叫到工宣隊的辦公室去，而工宣隊的男女老少師傅們也清楚什麽話最能打擊我的氣焰：“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麽成分？”我的紅小兵和共青團都是在畢業之前突擊加入的，照顧性質明確，除了因爲表現不好，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成分問題。 

　　大概是1969年的秋天吧，父親被關進了學習班，幾個月没回家。一天，姐姐從插隊的集體户回來探親，想去看看父親，我們便以送生活日用品的名義，來到關着一批“走資派”的遼源煤校。父親聽説我們姐弟來了，急忙出來，想看兒女一眼，説上幾句話，没想到那個父親過去的同事、部下，如今的“專政鐵拳”回頭就是一脚，踢在父親的腿上，口裏呵斥道：“誰讓你出來的！”回來的路上，我和姐姐都哭了，我已經不記得當時有過什麽想法，只記得那一脚，那是歲月無法撫平的創痛。 

　　四、童年歡樂，我跟父親學“文學”

　　我生在東北，但祖籍是湖南寧鄉（母親是湖南平江人），具體的地名叫企石岡，在龍鳳山脚下。我是獨子，但我本來是有兩個哥哥的，可他們分别在一歲和三歲時因病殀折了，母親由於受到刺激，不到40歲就因病退休了。我是在嚴厲的嬌寵中長大的——一方面，我可以每天得到兩毛錢的零花錢，另一方面，我的每一個錯誤又都會帶來“罰跪”的結果——實話實説，我不認爲罰跪是個好辦法，因爲盡管我每次跪在那裏都思緒萬千，可惜從來就没有反思過自己的“罪行”。

　　父親1946年畢業於湖南大學礦冶係，50年代初爲支援北方建設來到吉林省遼源礦務局，“文革”前是高級工程師、副處長，出席過1956年第一次全國先進生産者代表大會，曾是吉林省和遼源市的人大代表，1980年確認爲“全國勞模”。他雖然是搞技術的，但文學、文字上都有一定基礎，我看過他在“文革”中寫下的一堆堆的交待材料，都是長篇大論，條理清晰，不乏可讀性。父親能把《三國》、《水滸》、《西游》等講得頭頭是道，我上幼兒園那幾年，每天早上都是在父親的故事的陪伴下度過的。這，就是我的文學啓蒙吧。 

　　五、悔之晚矣？我是個非常調皮的學生

　　我一直不是一個讓老師喜歡的學生，甚至可以説是讓老師頭疼和討厭的學生。我的特點是“不服管”，我不是靠打架鬧事，而是靠“語言”，就是俗話説的“頂嘴”，對於老師的每一句批評，我都有話可説。最“輝煌”的一次淘氣經歷，是在課間操時當着全校師生的面通過麥克風作檢討，我手裏拿着檢討稿（那檢討改了三遍，因爲我一直在拐彎抹角地玩弄詞語，爲自己開脱），嘴裏拖着長音念道：“檢——查——”操場的同學一片哄笑，教導主任則一定爲了給我這個機會而後悔不迭……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在做着“檢討”與“檢查”語意差别的“研究”了。

　　雖然很多老師不喜歡我，但我還是要記住幾位老師的名字，他們是我成長道路上的扶持者：局五中物理老師兼班主任林家杞（福建人，“文革”前北師大畢業生）、語文老師賴添德（福建人，“文革”前福建師大畢業生）、語文老師鄒德隆以及湘潭四中畢業快班的班主任、語文老師馮恒山。

　　讀大學的四年，我從小養成的壞習慣也没改掉，所以仍然不招老師喜歡。這一問題影響深遠，以致研究生畢業時，係裏的個别領導還是不願意讓我留校。

　　六、體驗艱辛，我也曾“上山下鄉”

　　1970年初，父親被下放，我們全家一起到農村落了户。先是在一個富農（這個時候已經是村裏最窮的了）的北炕上住了大半年，後來住進了生産隊爲我們新蓋的土坯房，因爲新房漏雨，我得了關節炎，從此每個冬夜我都會疼得跳脚，這也使父母暗暗自責了許多年，直到1978年夏，我的病症在數十副中藥後突然消失。

　　可以説農村孩子們干過的活我都干過，如今，每當妻子數落我這不能幹那不能幹的時候，我就會告訴她：其實我什麽都能幹（問題僅僅是我不願意干）。 

　　七、本性難移，我是個好戰分子

　　我有點好戰，但主要是語言上的。我曾在一篇文章裏寫道：我是個“抬杠”專家，不是説我抬杠的水平高，而是説我見啥抬啥，啥都敢抬。可能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後來汪芳給弓克定性爲“蠻纏”，我則被命名爲“胡攪”。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的一次作文被老師兼班主任判定爲“及格”，並在作文本上留下多處言辭激烈的負面評語，我認爲她是故意“找茬兒”想羞辱我，於是我在她的評語後面寫下了更多的“反評語”，作文本交上去，拿回來，如此數個回合，後來教導主任把我找去訓了一頓，筆戰乃止。

　　我的思維有點“逆向”，按汪芳的説法是：你要想讓童志剛同意什麽，最好是先反着説，結果可能倒獲得了他的認可——這話顯然過分，但不是没有一點道理。那些年，我與程文超在“湖北作家的素質”問題上、與鄢烈山在金庸的評價上、與張中行在編輯改稿的是非上、與韓石山在“馬橋風波”的争論上都打過筆墨官司，勝負姑且不論，反正我已樂在其中。

　　八、可耻行徑，我曾是個踢學生的老師

　　大學畢業時，我仍然异想天開地想去北京，爲此提出過許多理由，但係裏領導堅定認爲我去僻遠的湘西懷化工作更合適。後來由緩分而改分到了父親工作的單位湖南省煤基公司，在宣傳科幹了一年半，跟科長的關係弄得十分緊張，原因之一是他竟然連我寫的一則通知都要左改右改，我覺得這太不像話了；後來總經理説：“你去公司技校教書吧。”没啥好猶豫的，便去當了個語文老師，雖然覺得大材小用，但畢竟與領導的關係好處些了。

　　我是從小就下定决心不當老師的，因爲我這個氣老師專家深知當老師多麽痛苦，别人的孩子，不能打不能駡，學生成績不好還得承擔責任。由於準備不足，果然不久就出了問題：一次上語文課，一個男生竟然認爲我的一個字音讀錯了（其實他是有點道理的），三説兩説之後我命令他出去，他犟着，於是我上去一脚……過後他來找我：老師你看我身上的脚印。我説你去找校長吧。 

　　九、屢試不第，我艱難地重返武大

　　我工作三年——其間曾想調入嶽麓書社當編輯，未果；汪芳幫我聯繫商調湖北電視台，更難——研究生也考了三年。説實話，我從來没想過大學畢業後還要再進學校繼續讀書，但爲了離開湘潭，我不得不硬着頭皮重上考場：第一年考中國社科院的美國文學，别的不説了，外語考了可憐的26分；第二年考湘潭大學的現代詩歌，我自己覺得考得不錯，可導師出問題被取消了招生資格；第三年考武大中文系的當代文學，英語68分，據説是相當高的成績了，但當代文學史能得到82分，我認爲是導師陳美蘭先生手下留情的結果。陳老師没有給我們上過課，她能知道我這個人，是由已經小有名氣的汪芳介紹的。面試的時候仍然險象環生，一道關於典型問題的試題使我如墜五裏霧中，磕磕巴巴地胡扯了十分鐘，估計没人知道我在説什麽……我跟着蔡賡生（他擔任面試記録員）默然而退，心説此番休矣。没想到陳老師却去跟係裏交涉説：小童可能太緊張了，我再單獨考察一次吧。後來我曾私下或公開地一再説：如果説我這輩子有一位恩師的話，那就是陳美蘭先生。

　　這回讀書，有幸與老段再次同學，而且與更多的老同學近在咫尺，又是十分快樂的三年。畢業後到湖北省作協理論室工作。畢業前後曾兩次跟夏武全合作，一起主編出版了比較文學專題論文集《融合與超越》和《武俠小説辭典》。

　　十、尋找位置，我當主編勉爲其難

　　《今日名流》可以説是同學們集體智慧的産物：1992年的下半年，傳來北京的李軍、李爲民們創辦《中國名牌》雜誌的消息。某日，宋致新、劉道清、汪芳等在我們家小聚，閒談間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二李辦名牌，講的是物，我們何不辦個《中國名流》來講講人？似乎是三言五語後就確定了方案，汪芳牽頭，我和李智華輔助，宋姐、道清、老夏等做後盾、外援。然後是接手每况愈下的《長江》叢刊以及爲了更改刊名的四方奔走：寇勤在北京不厭其煩地接待我們，李昕和我們一起頻頻敲響出版署領導的房門（李昕看着我們情緒低落也跟着一起着急），李軍偶爾爲我們指點迷津（怕李軍犯錯誤，不敢命令他給别人下命令），李爲民則坐下來介紹經驗……還有趙健循循善誘的告誡（在趙健的《金融時報》曾有過一次二李的《中國名牌》、耿廣恩的《藝術明星》和我們的《今日名流》的“三名”聚會），楊勝群恰到好處的鼓舞（我們曾混進林家大灣飽餐一頓），隋圻豪爽的把酒助興……後來，沙林、寇勤、郭偉峰、楊勝群、彭迎喜、張國安以及李昕的朋友、張曙紅的部下都成了我們的作者……弓克則以雜誌社副社長的名義負責雜誌的海外組稿和宣傳，使《今日名流》上了在海外華人中很有名的“華夏文摘”……《今日名流》就這樣誕生並成長起來。

　　1994年10月，汪芳從推脱責任和鼓勵同學的角度考慮，把主編讓給我當。我則本着好漢做事好漢當的原則，勉爲其難，慷慨就任。

　　十一、轉一小圈，一生的事業是編輯

　　1998年，仍在《今日名流》主編的位置上，但熱情過後，很多問題已經突顯，主要是由於我缺乏經濟頭腦，既不善經營且弱於交際，又在力主改版的决策上盲目冒進，導致雜誌社的運作出現困難，社長汪芳也因此面臨巨大壓力。於是，引進“外資”並對外合作就成爲了必然的選擇。“外資”進入，新的經營策略和操作模式對我這個“傳統人”衝擊强烈，我難免有些心灰意懶，1999年4月16日，我於茫然中辭去社内本兼各職，自封“坐家”。

　　其間去過一次北京，在寇勤的嘉德公司的會議室裏，我跟同學們訴説苦悶，同學們不僅耐心傾聽而且細心勸慰，讓我十分感動。在隨後的宴會上，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酩酊得一塌糊涂；後來就有民間傳説，稱老童整晚抱住楊勝群家的馬桶不放雲雲。

　　離開了《今日名流》，意志消沉中，寫過《翻臉與翻書》等牢騷文章，還應邀爲康佳集團寫過一本長篇報告文學《仁義康佳》（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幫一位年輕的朋友主持過一本雜誌的編輯工作，把一本不該有文化的刊物弄得很有文化，最後是該朋友賠掉幾十萬了事。至今提起此事，仍深感慚愧。賦閒數月後，回到省作協創作聯絡部工作，整整一年，基本狀態是得過且過、百無聊賴。是否就要這樣過下去，没有答案，比較仿徨。

　　道清等同學一直在關心着我，對我的狀態很是擔憂。2000年，正巧省出版工作者協會打算辦一份雜誌，道清便向有關領導作了推薦，於是，我調入省新聞出版局，人生又一次轉折。那份雜誌就是現在的《讀書文摘》。我寫過一篇文章《〈讀書文摘〉憶片》記述當時情形：“老劉似乎已經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説：就辦個《讀書文摘》怎麽樣？老劉真不愧是老編輯、讀書人，回想起來，我當時肯定没拍大腿，但一定是想拍來着，因爲這主意太好了。我當時就跟老劉坦白：潜意識裏我也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我即使有也可能不敢説出來，我擔心别人指着我鼻子説——市場經濟早就如火如荼了，只有你還總是‘書生情結’不斷。這下好了，我估計當時有幾個詞在我的腦海里一定出現過：英雄所見，心有戚戚，一拍即合……” 

　　2001年，《讀書文摘》正式創刊，道清主編，我副主編，他是兼職，我專職。仿佛是命中注定，我這一輩子總是要跟同學一起做事；《今日名流》，從結果上説，不能不承認是一次失敗，很不幸地給那句“不要跟朋友一起做事”的公論提供了一個證據；《讀書文摘》又會怎麽樣？我只希望道清即使曾經閃現過一絲後悔找我的念頭，最終也能打消。其間有件趣事：我這人散漫成性，經常上班遲到。一次，道兄來“查崗”，發現我過了時間還没來，於是憤然寫下一張據説措辭很嚴厲的批評條子。可是我没見到那條子，道兄後來披露説，因爲怕我受不了，他猶豫一下之後把條子給撕了。道兄總是這麽厚道，而我説來只有慚愧。

　　那兩年出去玩過兩次“長途奔襲”，一次是去湘西，一次是去福建，每次的主要旅伴都是道兄和老夏。回來後寫過兩個長帖，記述旅途觀感，前一個是《湘西飈車記》，如今已不見踪影；後一個是《閔贛驅車記》，網上還能搜到。總體來説，這麽多年，跟同學們一起出遊是我最感愉快的事情，我堅持長期不寫正經文字，却能在每次出遊歸來後熱情洋溢地寫下既無名又無利的長篇“遊記”，可以説就是愉快的證明。

　　迄今爲止我出過兩次國，一次是上世紀末，由汪芳牽綫推薦，我跟老夏在廣西北海坐船去了趟越南，路上聽韓少功、何立偉等一幫作家聊天，感覺挺好。另一次是跟道兄一起到德國法蘭克福參加書市，然後走了歐洲幾國，把該看的都看了，回來後寫了《歐游詞典》的帖子在網上。有個傳言，説是我到了盧浮宫門口却拒不進去，拉了幾個人在廣場上鬥地主。此處要正式闢謡：没那回事兒。我跟宫裏蒙娜麗莎都合過影，可以證明。

　　十二、安然無恙，生活還在繼續

　　2005年年底我病了，病的性質很嚴重。不過，在確診之前我已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那天骨科主任和化療科主任一起來到病床前，在場的弓克還在追問醫生：切片的結果到底怎麽樣？我説：連化療科的主任都來了，結果是什麽還要問嗎？我情緒激動的時間大約在30秒之内，然後就平静了，也許是瞬間我就想通了：早晚的事兒嘍。

　　2006年3月做了手術，左腿被切掉了一尺來長的骨頭，换上了人工關節。術前術後做了5次化療，7月，帶着嶄新的光頭髮型離開了醫院。那期間，全國各地的同學不斷地來看我，從四面八方給我帶來了鼓勵和安慰，一系列的同學都曾這樣表示：安心治療，有我在，費用的問題你不必考慮。不敢説因此就讓我有了活下去的信心，但確實讓我覺得，死固然没什麽可怕，但能跟這麽些好人一起混日子，我没有什麽理由太悲觀。

　　2007年，扛着“身患絶症”的頭衔繼續抽煙、喝酒，但是麻將不打了。開始的時候老夏老郭老霍他們還要客氣一下：走，一起去玩兩圈；後來他們覺得都是内部人没必要這麽假客氣，俺就跟道清們成了同路人，每次喝酒喫飯之後都乖乖地回家了。“身份”轉變之後，也以歪就歪不再做任何家務，我給姚老師的承諾是：等我活過五年，咱還你一個更加熱愛家務的好丈夫。這幾年，姚老師對我很容忍，也是要借此機會特意説聲感謝的。

　　接下來的日子，平淡、平淡、平淡，即便是2010年我又切除了肩頭的一個惡性腫瘤，2014年我又大動干戈换了一次人工關節（腿上的刀疤比第一次長了一倍不止），但我依舊覺得人生不過如此，唯一可以值得大聲説出來的是：作爲老八舍的一員，被友情包裹的人生，那是一種回味無窮的、絢爛無比的平淡。

　　 2014年11月修訂

　　童志剛簡歷　（學號  787002）

　　男，漢族，1959年10月14日生於吉林省遼源礦務局東山街。網名：老太。籍貫：湖南寧鄉。

　　1968年春—1970，吉林省遼源礦務局第一小學學生。

　　1970年春—1973，全家下放吉林省遼源市東豐縣建安公社雙山大隊第二小隊，金波小學學生，五年級時回到遼源礦務局一小，畢業前加入紅小兵。

　　1973年春—1978，吉林遼源礦務局第五中學學生，高中畢業前夕入團。

　　1978年春—1978年秋，隨父母工作調動，轉學至湖南湘潭市第四中學文科班。

　　1978年秋—1982年秋，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湖南（湘潭）考生。

　　1982年秋—1985年秋，畢業由緩分而後分配至湖南省煤礦基本建設公司（湘潭）宣傳科幹事，後轉任技校語文教師。

　　1985年秋—1988年夏，武漢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導師陳美蘭。

　　1988年夏—1993，湖北省作協理論研究室《當代文學研究》編輯。

　　1993—1999，湖北省作協《今日名流》雜誌社，常務副社長、主編。

　　1999—2000，湖北省作協創作聯絡部，職務是“負責人”。

　　2000年秋至今，湖北省《讀書文摘》雜誌社，現任主編。職稱編審。

　　妻：姚玲，武漢大學外語學院俄語系副教授。

　　兒：童峣，湖北美術學院版畫係插畫專業畢業，現爲期貨行業從業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