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千萬條，但每個人都只能走自己的那一條。

　　我家世代農民。父母生過10個孩子，只剩了6個。我是6個中的老三，上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

　　父親是干農活的能手，没有進過學堂門。他當過生産隊長（當時每個隊有兩個隊長，政治隊長爲一把手），負責給隊裏的勞力排工。一天，他叫我告訴他寫全隊勞力的名字和數字。教他寫勞力的名字花了一個晚上。另一個晚上，我教他寫數字。我先教他寫從1到0的數字，然後教他：一十就是“1”後面加個“0”，二十就是“2”後面一個“0”……一百就是“1”後面兩個“0”，兩百就是“2”後面兩個“0”……一千就是“1”後面三個“0”，兩千就是“2”後面三個“0”……教到這裏，他説：哦，我曉得了！我當天的教學就到此爲止。過了一天，他興奮地將自己記的碼拿來給我看。我一看，怎麽數字這麽大？細一看才知他記得有問題，比如“158”，他寫成了“100508”。我只好再告訴他，夾在中間的“0”要省掉。他很謙虚地望着我，説“以後有搞不懂的再問你”。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這麽謙虚。

　　我考大學時曾祖母還在，我是她老人家後人裏的第一個初中生，第一個高中生，第一個大學生。

　　去公社辦户口時，公社秘書對我説：“你是我們公社考取的第一個正規的大學生（他是相對工農兵學員説的）。”且對着我的録取通知書大發感慨：“大學到底是大學呀，公章只有四個字！”因爲他見慣了一圈字的公章。

　　1977年初我被當時公社的團委書記從檔案中挖掘出來，舉薦爲大隊的團支部書記。此事曾一度激發過我對“行政”的興趣。在中、小學時期，我當過學習委員、宣傳委員，皆憑自己之長，干别人難以替代之差使，從未當過班長和團支書。我不愛管别人的事，也不想别人管我的事。那時，我只有一個粗淺的念頭，農村不可久留，必須設法離開。有參軍、招工、上工農兵大學三條路，我没有關係可以依靠，只能憑自己的表現感動管事的幹部。這期間，我向大隊支書遞過一次入黨申請書，那是我對黨的唯一一次“信仰”。

　　但是，没過多久發生的一件事，使我從此對行政、政治、官場不再感興趣。

　　1977年夏天，大隊要增加兩名民辦教師。支書明確説，在全大隊下鄉、回鄉知青中考試擇優録用。當時我也想脱離農事去當老師，而支書不讓我考，理由是我“一手難抓兩條魚”，要我專心做團工作。我認了。但考過之後，我覺得其中有玄機，因爲憑我對他們的瞭解，書讀得好點的没有録取，而不怎麽會讀書的倒是録取了。我便以瞭解團員文化狀况爲由索看考卷，結果令我大吃一驚：卷子上没有分數，根本没閲卷！我以爲既然不依文化，領導安排就是了，何必做個樣子考呢？既然考了，卷子總得看啦？！我當時並未去鬧，只是心凉到極點。從此，我與那幫大隊幹部之間有了一條明顯的鴻溝，我也只做了名義上的團支書。

　　後來他們還極力阻撓我參軍，也在我上大學的檔案裏摻黑水，幸虧當時政審要本人過目，我才幸免於難。

　　參加工作之後，我一直對官場避而遠之。我調動過數次，方向是往事業單位走，做業務工作。市里（當時還是地區）成立文明辦時，宣傳部將我從師專挖出來。應約面談時，得知往後不能再搞職稱，只能走科級、處級的路，我就謝絶了，轉而投到新成立的益陽報社。單位領導曾數次動員我入黨，我都哈哈過去了。領導也曾徵求我的意見，打算讓我負責某個部室，我也謝絶了。我至今没有任何行政級别，在老八舍中應是少之又少的。

　　我是一個圍棋愛好者，經常與棋友下棋、聊棋。一位寫文章的棋友提醒我：你講的這些話寫出來就是蠻好的文章啦！於是，在1991年，我在《中國體育報·棋牌週報》上發表了《圍棋三國》，以中國古代的三國格局，品評當時中、日、韓的國際圍棋大勢。這一説法得到三國棋界的認可，影響至今。到汕頭之後，我繼續撰寫圍棋評論，成爲影響及於日韓的棋評撰稿人。後來，寫着寫着，我竟然進入了圍棋文化領域，寫成《天圓地方》一書。采訪時與時任中國圍棋協會主席的陳祖德面叙，他跟我開玩笑説：“我看名字，以爲你是女的呢。但一想，文章可不像是女人寫的。”那時他已經讀了我好多文章。聽説我寫了一本圍棋文化專著，他主動表示想早點成爲書的讀者。我順勢請他爲書作序，他欣然接受。在序裏，他對我評價甚高，稱我爲“學者型記者”。

　　因爲所處的單位較小，我的職稱進程比順利者慢一點。但是，2012年我還是評上了正高（高級編輯）。地市報申報正高職稱者一般都是總編、副總編，像我這樣連副科級都不是的人，能最終通過，創下了湖南新聞界的一項紀録。據後來傳出的消息，當時的主評委就我的事對評委們説過這樣的話：我們是評職稱，不是組織部考察幹部。現在各單位都設置職稱崗位數，本社只有兩個正高崗位。

　　本來評上副高之後，我不打算再往正高折騰的。是同事中有人進到了正高，一些朋友批評我，好像我不去評正高，對不起朋友，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自己就讀的武大。於是，我再考外語，再寫論文，再申報，直到通過，花了6年時間。我只是不當幹部，而對自己的工作、業務，總是兢兢業業的，不論是寫文章還是編文章，都定位在本單位最好。小地方名校的人少，我就代表武大和老八舍，得拿出點像樣的東東給旁人看看！

　　2013年9月，我的外孫女可名出生。老八舍裏一報導，竟然還是本舍的第一個“第三代”，連我自己也覺得意外。

　　我自己讀書，考大學，主要目的是離開農村，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並無經天緯地的想法。女兒一出生就衣食無憂，怎麽讓她將書讀好，繼續進步呢？回想起來，我對她只做了一點：如何讓她成爲一個有自立意識的人。而要她自立，得讓她爲自己的人生做主。

　　俗話説，子不教，父之過。兒女教育，責無旁貸。對女兒的教育，我想得早，用了心。我去汕頭時她已經發蒙，從汕頭回歸，她讀完了4年級。我陪她讀5年級，發現她是一塊讀書的料。小學的課程對她來説，太過輕鬆，有浪費時間之嫌。我心裏想讓她跳一級，節省一年時間。那次與她交流的場景，至今猶在目前。我對她説：“科科，讀書辛苦啊。”她回答“是的”。我再説：“那咱們少辛苦一年，好不好？”“好啊！”然後我跟她一起分析：語文多讀幾篇課文少讀幾篇課文，無所謂的；自然常識一類的課，以後都會再學的；對思想品德課，我説我講的比書上講的好，你聽我的就行；只有數學前後連貫，前面不學，後面搞不懂。於是，就借了6年級的書來，請她的數學老師帶她將兩本書跑一遍。然後她就直接去讀初中了。她是5歲發蒙的，再跳一級，這樣，她就比她的同學小了約兩歲。後來，考雅禮中學，填報東南大學，考研究生，找工作，戀愛，結婚，生孩子，都是她自己做主。我作爲父親，只是她的一個朋友，一個戰友，所有决定都是她自己做。高中時，她就與我開玩笑，説以後有了孩子也給我來帶。我問爲什麽，她説：“你的辦法好。”——這是我至今所得的最重的表揚！

　　如今，她自己做了母親，我還在上班，並不能給她帶孩子，但她將我當年爲她記的日記拿去了。她既參考我當年的做法，又有與時俱進的進步。外孫女健康、活潑、聰明，我非常欣慰。

　　一個人年輕時有事業需要追求，一旦老去，子孫平安、自立，就是幸福的源泉。

　　我愛讀歷史，今天的人生就是明天的歷史。在歷史的天空裏，個人只如一粒浮塵。有道是，人生如戲。演員只是少數，做主演的就更少了。我不過是一個觀衆。在觀衆這個大多數裏，我一直在盡量尋找自己的快樂，有時也確實自得其樂。我離退休也只有5年了，往後健康是最重要的。三十來歲起我就堅持鍛煉身體，身體尚無大礙；至於長不長壽，就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了。

　　謝國芳簡歷　（學號787004）

　　男，漢族，1960年2月20日（農曆正月二十四日）出生。網名：黑白子。籍貫：湖南沅江。

　　1966年發蒙，1976年沅江三中高中畢業。回鄉務農兩年，於1978年考上武漢大學中文系。湖南（益陽）考生。

　　1982年秋畢業分配到四川省地礦局測繪隊（成都市鼓樓北四街27號），任教育科教員。

　　1984年調長沙縣文化局文藝創作室。

　　1985年調益陽師專中文科任教。

　　1990年調《益陽報》任副刊編輯。

　　1993年調《汕頭特區報》（後改爲《汕頭特區晚報》）任編輯。

　　1997年調回益陽日報社。2012年評聘高級編輯。

　　1999年任《謝氏弼纏公房四修族譜》主編。1998年至2012年任益陽市圍棋協會主席。出版有圍棋文化專著《天圓地方》、雜文集《點到爲止》。計劃於退休時出版本土文化專著《如此説來》。

　　女兒謝竟斯，東南大學工學碩士，現爲美國通用電氣（無錫）公司工程師。外孫女閔可名，2013年9月2日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