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4年,我與武漢大學相識36 週年。
36 年回頭看,偶然也好,必然也罷,“老八舍”——武大中文系78 級, 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
走出大山 走進大學
入“老八舍”前,我隨當教師的父母輾轉於湖南張家界慈利縣的鄉村、學校,22年幾乎足不出縣。十年“文革”,小學畢業失學,當了一年砍柴娃;初中讀農中,在海拔千米的大山上半農半讀;高中畢業打零工,做代課教師,然後當了3年下鄉知青。1977年恢復高考,在知青隊白天種茶,晚上復習,初取張榜居然排名靠前,斗膽填報武漢大學,不料樂極生悲,體檢時與一肺結核考生同時X光透視,被張冠李戴蓋錯了章,望眼欲穿也未見録取通知。半年後,再鼓勇氣參加1978年全國統考,廢寢忘食死記硬背,體重瘦至95斤,撞大運成爲本縣文科“狀元”。堅持再報武大,終於在22歲時第一次離開湖南,從飯甑山來到珞珈山,成爲武大“老八舍”一員。
走出大山,走進大學,“老八舍”給我帶來了平等與快樂,我從此恢復了“文革”中一度失去的自尊與自信。大學四年,我與駱苗、徐江、郭偉峰、耿廣恩、田間同居一室,大四又增加了沙林、張鋼、尚炯偉。駱苗好像是第一任寢室長,後來讓賢於我,使我在大學期間有了“寢室長”這個唯一的管理頭衔。同學們盡管家庭、經歷、年齡、性格不同,但彼此平等交流,情同手足,争論多,争吵少,笑聲多,彆扭少。畢業後大家天各一方,有的常年見面,有的幾年見一次,但無論是網絡“老八舍”、微信“老八舍”聊天,還是見面小聚,仍是當年的親熱勁,當年的話語習慣。同學之間保持聯繫逾36年不斷,我想,這大概是當年平等清正的校園文化浸潤的結果吧!
時間飛逝,校園往事大多淡忘了,但有些細節却長久縈繞心頭。比如,每天清晨校廣播台輕快的閩南民歌,深夜教室停電後仍在路燈下苦讀的身影,耿廣恩一本正經但讓人忍俊不禁的冷笑話,馬班長率隊看露天電影前“帶小凳兒”的吆喝,張武波在走廊上對貝多芬“命運敲門”的激情演繹,還有寫作講習班的隱秘愛情,“釣魚協會”的小道緋聞,“熱干面協會”的集體中毒慘案,以及陶家凱的《金瓶梅》是如何從一位男生傳向一位女生的懸念……。
在那個短缺經濟的年代,對於青春發育期的大學生,抹不去的記憶莫過於吃。我實在扺不住4毛錢一碗排骨湯的誘惑,懷揣母親要我買軍大衣的錢,拉着室友或同鄉,時常光顧12路車終點站的珞珈山餐館,被好友戲稱:今天吃一個領子,明天吃一只袖子,硬是把一件軍大衣吃没了。最難忘的是1979年12月31日,駱苗邀請我們全寢室同學上漢口他父母家喫飯。延安老詩人、湖北省文聯書記、副主席駱文伯伯熱情好客,一邊談文學,一邊不停地勸我們吃菜,還拿出一瓶在地下埋了十多年的“竹葉青”助興。我經不起勸,一激動連喝了兩杯,還是徐江提醒“酒貴,少喝點”,我才自知失禮。這頓豐盛的家宴,不但讓我們幾個窮學生一飽口福,而且得以與文化名人平等交流,心中别提多高興,以至於二十多年後,郭偉峰在香港與駱苗父母相聚談及此事,仍感慨不已。
作爲高考改革的最早受益者,我們對於平等的學習機會極爲珍惜。看書做作業之餘,我悄悄躲在校園僻静處苦思冥想,1982年在武漢《芳草》雜誌上發表了處女作——短篇小説《殺猪的喜劇》。畢業前夕,武大中文系78級舉辦寫作講習班,招致數千社會青年踴躍報名。感動之下,與喬以鋼同學寫出新聞稿《一張招生海報貼出以後》,5月15日在《湖北日報》頭版頭條刊出,引發了該報長達二十多天的熱議以及《人民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等報紙的報導和評論。畢業後我與新聞結下不解之緣,也許與此有關。
走上高原 走近火場
1982年8月,我畢業分配到北京《中國財貿報》,開始了緊張忙碌的新聞職業生涯。此後,從北京到深圳,又從深圳回北京,先後參與了《經濟日報》早期創業,組織了《金融時報》的改版和《每日證券》的創刊,主持過《金融早報》的工作,操辦了《中國保險報》整體改制爲全國首家股份制媒體企業的方案設計和報批,參與策劃組織了全國首届證券知識電視大賽、全國金融“四法一决定”知識競賽、首届全國保險之星和十大保險明星評選表彰活動。辦報期間,曾發表新聞作品一千餘篇,編輯出書800萬字,出版過《耳聞目睹》和《保險裂變》等個人新聞集。
30年辦報經歷將成過眼烟雲,但有兩件事却刻骨銘心。
第一件事是1985年西藏萬裏行。在西藏自治區成立20週年前夕,我與《經濟日報》攝影記者鄧維(現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結伴,搭車、騎馬、徒步,進西藏采訪120天。從川藏綫到中尼公路,從中印邊境到樟木—尼泊爾口岸,一路翻過30多座雪山,越過20多條大河,歷經翻車、飛石和泥石流之險,通過郵局電報發出五十多篇新聞通訊。6月12日,在波密縣迫龍溝遭遇尚在爆發的泥石流,我攀越一百多米溜索冒險强渡,在滑過三分之二溜索時被鋼絲結頭卡住滑輪,懸空打起了秋千,危急時刻,同行藏胞探身推動滑輪,得以化險爲夷,安全渡過了咆哮的泥石流,也由此至今渡過了順與不順的歲月。
第二件事是1987年大興安嶺森林火灾撲火報導。作爲最早趕到現場的中央新聞記者之一,我有幸在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森林火灾現場與5萬撲火軍民同行。采訪撲火19天,10天未洗臉刷牙,14晚睡在辦公桌上,5天靠乾糧充飢,通過漠河縣城廢墟中幸存的一部“2316”專綫電話,火綫發稿15篇,在全國率先發表批評火場官僚主義的《透過大興安嶺的濃煙和烈火》整版報導,受到中國記協表彰,獲得1987年度“全國好新聞”特别奬。十幾年後,我與當年黑龍江省副省長劉仲藜的秘書、時任新華人壽保險公司副總裁李樹義先生小坐,一聽説我是採寫《透過大興安嶺的濃煙和烈火》的原《經濟日報》記者,李總立即起身同我握手,並背誦出我對當年撲火指揮部新聞發言人官僚神態的一段描述。一時,我眼眶濕潤,對新聞的巨大影響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走向專業 走向淡定
命運可遇而不可求。1989年,我從《經濟日報》調入《金融時報》,轉做專業媒體管理,經歷了我國金融業由冷而熱的紅火年代。1999年,在深圳特區《金融早報》掛職4年回京,趕上金融機構改革,我被安排到《中國保險報》工作,報紙越辦越專,影響越來越小,本想做個專業人士,求個安穩,2004年4月却因一篇《做大做强與作秀》的通訊員文章受累免職,釀成網絡風波,還上了《華爾街日報》。在人生谷底時,老八舍給了我純真的温暖和支持。郭偉峰與我同住京西世紀城,只要從香港回京,他總在第一時間陪我散步聊天,探討轉危爲機之道。李軍遠在貴州,仗義而爲,對問題解决起了促進作用。網上老八舍的温馨留言和京軍的聚會安撫給了我精神慰借,伴我平静度過了那大半年的無奈,提前適應了類似退休的平淡。
2004年7月,我履行報社改制辦主任職責,從新聞出版署拿到了《中國保險報》在全國新聞機構中第一家整體改制爲股份制企業的批復。2005年初又被調入中國再保險集團從事新聞宣傳和改制工作,經辦繁雜的注資改制日常事務。2007年4月11日,中再集團獲國家40億美元注資,10月30日整體改制爲股份公司,成爲資本規模亞洲第一、全球第五的再保險公司。在這一歷時三年、涉及國務院多部委協調聯動的央企重大重組中,按照上級的統籌部署,我憑藉“老八舍”積澱的文字功底和媒體培育的溝通能力,協調10餘家國内外一流中介機構,與同事一起夜以繼日,如牛負重,以專業精神盡了集團改制辦主任應盡的一份責任。兩次改制得到的回報,除了信任,還有一個“全國保險系統勞動模範”的名頭,一次腔隙腦梗,一次心絞痛,以及一次重症手術的健康透支。
奮鬥,免職,與死神擦身而過,我經受了這些人生歷練,創業激情猶在,内心却逐漸淡定。2010年底,我被股東再次派回中國保險報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心中除了與人爲善,爲榮譽而戰,已别無他求。在全國紙媒面臨互聯網衝擊、發行廣告持續下滑的大趨勢下,我與同事自嘲“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帶血的奶”,面向市場求生存,建成了全國行業報領先的全媒體採編平台,初步形成了報紙、網站、手機報、微博、微信、高端資訊移動平台“六維聯動”的多元傳播格局,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上走出了一小步。4年來,報紙發行增長76%以上,經營收入年均增長13%,利潤年均增長16%,員工薪酬年均增長8%。公司持續盈利,國有資産價值評估增值74%,對股東、公司和員工算是有了一個交待。伴隨這家保險媒體扭虧爲盈,漸入佳境,我也將走完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享受與世無争的自由生活。
感恩上蒼在賜給我同學、朋友、事業的同時,也感恩命運賜給我一位温柔賢惠的湘女爲妻,現供職於一家中央報紙。生有一子,在美國完成學業,現已成家,目前在一家國際金融機構工作。
2014年11月第15個記者節,我收到了中國記協頒發的“從事新聞工作30年”榮譽證書和紀念章。捫心自問:三十多年走南闖北,風風雨雨,雖無大志,然已盡力,無愧於心。
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36年的生活變遷,心有三字感言。這源自毛毛當年問父親:“長征中你幹了什麽?”鄧小平回答説:“跟着走。”
跟着走,跟着社會主流走,跟着社會變化走,跟着道德良知走。
跟着走,别落下。
趙健簡歷 (學號787005)
男,土家族,1956 年7 月出生。網名:鐵拐 籍貫:湖南慈利。
1974 年1 月高中畢業,1975 年9 月下放湖南省慈利縣飯甑山茶場知青隊。
1978 年10 月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習。湖南(慈利)考生。
1982 年8 月畢業。歷任《中國財貿報》記者,《經濟日報》記者部主任助理, 《金融時報》編委兼金融部主任,《每日證券》主編,《金融早報》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保險報》總編輯、中國再保險集團發展改革部總經理兼改制辦主任、黨委辦/ 辦公室主任。職稱:高級編輯。
2010 年12 月至今,任中國保險報業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記協理事,中國保險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經濟報刊協會副會長。
2014 年獲中國記協“從事新聞工作30 年”榮譽證書、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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