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我們到了“寫回憶録”的年紀。

　　其實，10年前，我就寫了一篇《四十回首》，不知爲什麽，居然，它就佚失了。前些時，居然，我又翻到了當時的草稿。現在，正好將它修訂一番，改個題目，充作“相逢30年”的征稿交上。

　　我出生在豫北滑縣王莊鄉耿莊村的一個大家庭裏。我出生時，曾祖母、祖父三弟兄都還在一起過，家裏二十多口人。作爲長房長孫，我自然受寵。但是好景不長，人民公社化首先砸爛了家裏的鍋，大家都去吃大食堂，大家庭自然土崩瓦解；大躍進又把家裏所有男女勞力趕到一二十裏外的水利工地去挖人工河，或者去煉鋼鐵，母親也不得不抛下我，“大躍進”去了。父親在六七裏地之外的公社衛生院當醫生，更多的也是在工地服務，難得回家。所以在我朦朧的幼年記憶裏，只有飢餓和孤獨是那麽鮮活、那麽生動。

　　三年灾害後，國家土地政策放寬，我便成天跟着母親，看她到處開荒。田頭地脚、溝溝坎坎，一鋤頭一鋤頭刨出來的地，大塊不到一分，小塊還没席子大，家裏究竟有多少塊地，童年的我是始終搞不清楚的。晚上，似乎總要推磨。一開始，糧食顆粒是整的，推起來很輕，我勁頭十足，總是故意猛一用勁，把另一邊母親的磨杆甩掉，覺得很好玩。但是不一會兒，隨着糧食越磨越碎，自己的力氣越來越乏，那厚厚的石磨便重如泰山；而且磨道裏轉一圈又一圈，面對的總是那冷冷的墻壁，如豆的油燈，困意襲來，接下來便是抓着磨杆被母親拖着走。我能一邊走路一邊打瞌睡的絶招兒，大約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童子功。

　　1963年，我上小學了，在吃穿上，父親一向要求極爲嚴格，而在學習上，不管花銷多少，盡管當時家裏並不寬裕，父親是從來不打折扣的。好在我的學業一直令父親非常滿意，而我自己學得也很輕鬆。到了“文化大革命”，教材被改得一塌糊涂，没多少知識内容，遠遠解不了我的飢渴，我除了找本家高我幾級的幾位叔叔、姑姑借他們的課本來看之外，便很難看到其他書了。

　　小學要畢業了，我在讀的莫窪小學昇格爲初中，一年後，又昇格爲高中，所以我讀了十年半的書，居然没讀出那個校園。這期間，我最大的痛苦，也是我一輩子的損失，就是没書讀。我幾乎是在知識飢餓中度過瞭高小到高中畢業階段。

　　“文革”期間，老師曾淪落爲“臭老九”。父親當時對我説：“被稱爲‘先生’的，到什麽時候都要尊重。”這句話使我在一片動亂之中仍尊敬師長，獲益良多。

　　我也曾一度極爲羡慕高我幾届的同學，全都當了“紅衛兵”，爲黨爲國造反去了，到處串聯見世面去了，而我因年紀小，只能看着他們風光。父親曾喝令我摘下我從一位本家叔叔那裏求來的紅袖章，並嚴命我以後不得參與他們的“瞎胡鬧”。現在看來，倒有點後怕。假如我年長幾歲，這輩子豈不報了銷？

　　1973年底高中畢業，我便回村“接受再教育”去了。其實，從小學開始，我一直都是亦學亦農。飯前飯後割草積肥、挖野菜餵猪，星期天、假期都在生産隊上工，從小學時的半勞力，一天挣4分半，到高中時整勞力，一天挣10分。不僅是一般農活，就是上垛、入倉、駛車這些壯勞力干的重活、技術活，我也一樣干。1973年邊讀書，邊挣工分，居然還摘掉了多年的“缺糧户”帽子。所以我對干農活一點不怕，高中畢業只不過成了專業務農。

　　春節剛過，我便拖着板車隨社員們到一百多裏外的濮陽水利工地去挖河清淤。早晨，水面結一層薄冰，剛上工時，誰都怕下水，都搶着去拖（實際上幾乎是抬）板車，把滿車滿車的淤泥從河底運上河岸，以滿身的汗水去扺禦寒冷的北風。而一旦跳下水，又誰都不願上岸——凍麻木的雙腿在水裏還覺得熱乎些，出來後冷風一吹，刀割一樣難受，還不如在水裏泡着。

　　1975年春，我當了兩個月的小商販——幫生産隊賣杼（竹制織布工具）。騎一輛破自行車，馱着杼、被子、乾糧，每天挨村叫賣，晚上住道旁的車馬店，兩毛錢一晚，睡土炕。早上起來，被窩裏撒了黑芝蔴一般——那是跳蚤。啃的是乾裂口子的饃，喝的是自帶現做的玉米糝，就咸蘿蔔，没咸蘿蔔時，就用一塊鹽疙瘩下飯。生意中被人騙過，也騙過人。所以我是相信“無商不姦”這句話的。兩個月後，外出的人紛紛回村。去太行山一帶的人，有的貨没賣完，有的被割了“資本主義的尾巴”——没收，還有幾位被關進磚瓦廠勞教了半個月，兩手空空狼狽逃回。我喫苦最小，不僅賣完了貨，還從中賺了一百多塊錢，這在當時可是筆巨款。

　　這年冬，我卸去生産隊農業技術員之職，到村小學教書，除了工分，每月還有4元錢的津貼。當時，雖然教師的社會地位很低，更何况還是民辦教師，但是這在農村已算是“白領”了。

　　1976年，“接受再教育”超過兩年，我被推薦上大學。没想到縣裏省裏没關係，最後只能留在縣師範。那年河南“學朝農（朝陽農學院），邁大步”，高招大學生實行“三來三去”——廠來廠去、隊來隊去、哪兒來哪兒去。爲了將來回村學有所用，我在師範特意從理科班調到了文科班，由此“誤入歧途”，再難回頭。

　　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召開，在滑縣的萬人慶祝會上，我作爲學生代表發言，講了點啥不記得了，照片掛在縣委門口的橱窗裏，倒是有印象。年底，高考恢復，作爲在校生，我不能參考，但是作爲監考老師，我到八裏營公社考點監考，也算親歷了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頭。

　　1978年我師範畢業，所幸正趕上高考制度改革，全國統考，因河南實行“三來三去”，故應届中專畢業生讓參加高考，於是，我便有了與“老八舍”另59位兄弟姐妹相逢在珞珈山的機會。

　　四年的大學時光眨眼就過，這實在是我系統地學習知識的四年。這期間要説出風頭的一次，是最後的畢業論文演講答辯會獲奬。我演講時的照片發在1982年5月27日的《人民日報》。臨畢業時，係裏動員我留校。我自認爲還比較適合當老師，也還不討厭教書，於是同意，並在《寫作》雜誌見習，心裏圖謀着以後再混上講台。當同學們都在爲分配的事兒懸心時，我倒是極爲安閒。誰想一個多月後的送别會前，突然聽説自己的去向“有變動”，忙去瞭解，才得知改分到湖北省文聯，去編《長江戲劇》雜誌。方案已定，無可更改，只有服從分配到單位報到。誰讓自己以前在聯歡會上吼那幾嗓子豫劇呢？誰讓自己在“文學講習班”，要答應去講那自己都没搞清楚的“戲劇基本知識”呢？

　　既然不能愛一行干一行，那就干一行愛一行吧。好在當時戲運尚盛，演出很多，天天泡在戲裏，倒也很快熟悉適應了工作。

　　然而，盡管不少戲劇界人士不願承認，戲劇畢竟已到了它的暮年，特别是不少外行在那裏“抓”戲劇，不管其動機如何，其結果只能是加速戲劇的衰亡。戲劇雜誌自然也就越來越難辦了。1987年底，《長江戲劇》和另三個報刊合併爲《藝術與時代》，1993年，又改刊名爲《藝術明星》，1997年，《藝術明星》停刊，我又到了省文聯圖書編輯部。就這樣，隨着雜誌的變化，自己的工作也不斷調整適應。到2002年6月，在我上報了編審職稱評審材料的關口，組織上索性將我調整到組聯部，離開專業，爲文藝家們服務去了。

　　驀然回首，自己已經年過半百。按説，到了“知天命”之年。可是，我却鬧不清自己現在哪裏，將要走向何方了。我鬧不清哪些方面必須堅守，哪些東西應該放棄；當我認認真真談論自己的一些看法時，却被别人稱作“憤青”，當我對一些東西漠然視之時，又被别人認作“落伍”。更要命的是，我還得以一個清醒的過來人身份，來指導我的孩子。因此，在回首半生經歷時，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五十而惑。

　　2008年9月

　　耿廣恩簡歷　（學號787011）

　　男，漢族。網名：格格。1955年12月1日出生。祖籍：河南省滑縣王莊鎮耿莊。

　　1963年8月—1974年2月，在王莊公社莫窪讀完小學、初中、高中。

　　1974年3月—1975年9月，回村務農。

　　1975年10月—1976年10月，在本村小學當民辦教師。

　　1976年10月—1978年7月，在滑縣師範讀書。

　　1978年8月—1978年9月，待分配。

　　1978年10月—1982年8月，在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書。河南（滑縣）考生。

　　1982年8月—1987年12月，從武漢大學畢業，分配至湖北省文聯戲劇家協會，在《長江戲劇》雜誌任編輯。

　　1988年1月—1993年8月，在《藝術與時代》任編輯；1988年4月獲中級職稱、加入湖北省戲劇家協會；1991年6月任副主編。

　　1993年9月—1998年1月，在《藝術明星》任副主編；1993年12月獲副高職稱；1996年5月加入湖北省作家協會；1996年3月—1997年3月下派，任湖北省駐咸豐縣小康工作隊副隊長。

　　1998年2月—2002年6月，在湖北省文聯圖書編輯部任副主任。

　　2002年6月—2010年1月，任湖北省文聯組聯部主任；2002年12月獲編審職稱。

　　2010年1月至今，任湖北省文聯創研部主任，省文聯主席團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