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大半輩子，下鄉不算，只從事了一種職業，就是編輯。

　　1982年，我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時候，已近30歲。選擇就業，當時有各種機會。60個同學，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額有16個，崗位則有政府部門公務員、教師、公司職員、各大新聞媒體記者、出版社編輯等。我當時是班長、黨員，學習成績不錯，畢業論文演講比賽獲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條件是，全年級同學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時係裏領導曾與我談話，建議我留校，教外國文學課程，並承諾送我去美國進修。可以説那時我選擇職業的優先權很大，想做什麽都不難實現。但自我評估後，我覺得從政做官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的書生氣也不適合經商，至於做學問，雖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因爲“文革”10年，光在東北農村下鄉就占了6年，被躭誤得太慘，哪怕奮起直追，也屬先天不足。在大學期間，我發現可能是因爲從小愛讀書也愛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社會生活閲歷，所以在文學評論方面，常常可以表達一些獨立見解。若是以“才、學、識”來衡量，在同學裏面比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我的“學”比不上陳晋、喬以鋼、於可訓、楊勝群、段書偉等一批人，唯有“識”，也就是對作品的判斷力、鑒賞力和眼光，我或許不輸給其他人。我需要選擇一個可以發揮自己長處的職業，於是我决定做編輯，到人民文學出版社。

　　上班以後先做了10個月的校對，然後面臨在出版社内分配工作部門。同來的6個大學生，只我一人是黨員，所以格外受重視，很快被社領導相中，作爲政工幹部培養。分部門時，其他5人都如願以償地進了編輯部，只我一人被分到人事處。我没去報到，想找領導蘑菇一下。一天在大食堂，我見總編輯屠岸先生獨坐一桌埋頭喫飯，就凑過去。我問他，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做編輯的機會？我告訴他，其實我心理壓力很大。武大畢業時，中文系教授陸耀東老師知我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特地把我找到家裏耳提面命，説那可不是一個好待的地方，干不好是會被踢出來的。所以一定要努力，雲雲，言猶在耳。我説我知道自己未必勝任編輯工作，但我之所以選擇來這裏，是爲了做編輯。我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哪怕只是兩三年時間，讓我嘗試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嘗試失敗，我會無怨無悔地做政工幹部。屠岸先生聽了，看着我，沉思了一會兒，只説了四個字：一言爲定。於是，我被安排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部理論組。

　　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一個極好的工作平台，不僅面對的作者大多是文壇耆宿、名家大師，而且編輯部中也是名流雲集，嚴文井、韋君宜、屠岸、牛漢、緑原、樓適夷、聶紺弩、舒蕪、蔣路、徐磊然、劉遼逸、陳邇冬、王利器、龍世輝、王笠耘等老一代名編當時都還没有退休，一開會見到這麽多令人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實讓我震驚。於是暗下决心，向老編請教，從頭學起。我在理論組，聯繫的都是文藝理論家，我記得自己編輯的第一套書是《胡風評論集》，繼而又編輯了唐弢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等等，同時與大批的作家、評論家建立了聯繫。其中很多人與我的聯繫保持了30年，例如王蒙、劉再復、李敖、馮驥才、楊義、閻綱、吴泰昌、楊春時、郭楓、白燁等，後來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基本上是我每到一個新單位，他們都會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老編輯告訴我，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編什麽，你就要關注什麽，鑽進去；二是做什麽書，得像什麽書，既要符合規範，又要符合讀者期待。我剛接手做《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時，爲了和主編唐弢先生探討書稿中的遺留問題，我找來了國內出版的四五種版本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以及海外學者夏志清和司馬長風的著作，進行對比閲讀，試圖發現問題。在屠岸先生主持的青年編輯座談會上，我談了自己的作法，屠岸當場表示，“李昕的路子是對的”。後來，我的業務發展果然一路順風，一年後開始負責理論組的工作，三年後擔任編輯室副主任。

　　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了14年，這段時間我被培養成一個訓練有素的編輯，同時積累起作者資源。看到自己親手編輯的圖書受到歡迎，引起反響，我感到很快慰，樂此不疲。這中間有兩次機會可以重新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一是1986年，擔任清華大學外語教授的父親通過美國友人爲我聯繫好美國留學，可以邊當助教邊讀研，條件很優越；二是1993年，香港有位地産商要在北京開公司，建議我“下海”當老總。兩次我都婉拒了，原因在於，我認爲當編輯適合我。199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位副社長退休，當時我是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社長陳早春找我説：“我是把你看作接班人的，你需要多方面的鍛煉機會，來做這個副社長主管發行吧。”我説：“我不能脱離編輯崗位。”他説：“那我叫你兼管一個編輯室不就行了？”我説：“不行，我要以編輯爲主業。”這樣我就放過了一個提拔的機會。

　　1996年，天上掉餡餅被我接住，我被調到香港三聯書店任職。前後8年，先做副總編輯，繼而做執行總編輯和總編輯。但香港市場狹小，商業却發達，出版運作與内地相比難度大多了。我把這比作在深井裏游泳，水既深又冷，非充滿活力且技巧嫻熟無以自保。由於很快就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書業作爲非基本生活必需之行業，受到重創，許多出版社難以爲繼。那時最擔心的不是出版社能不能完成贏利指標，而是能否維持出版社生存，能否保留住一支基本的專業隊伍。因爲，在那種環境下，年底一算賬，賠了錢，只有炒人，别無他法。人炒光了，出版社就關門大吉。所以那幾年，精神壓力之大，難與外人言。記不清有多少次夢中驚醒，也記不清有多少個不眠之夜。總算是最後渡過難關，同時留下了一批好書。這裏特别要感謝三聯前輩藍真、蕭滋等老先生給予我的教誨，我從他們身上時時感受到出版人的信仰和激情，深刻理解了編輯應具備的責任和使命，智慧、膽識和擔當，從而樹立了出版人的文化理想。

　　派赴香港工作是輪换制度，8年後我被調回北京。香港方面的領導找我談話，問：“你一定要回北京嗎？是不是可以考慮留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設在深圳的公司？”北京這邊，也有不止一間出版社歡迎我去做社長或總編（這樣的事情以後幾年又發生過兩次）。我當時一心要回北京三聯，繼續做編輯，所以其他選擇一概不考慮。但實話説，其他的選擇，要麽收入高些，要麽職級高些，總之都更爲實惠。這些我並不在意，我覺得自己需要一個做書的好平台，哪裏能讓我編好書我就在哪裏。我在北京三聯工作了9年，從副總編輯到總編輯，經手的圖書又有1000多本，加上前期編的，總共應有兩三千本吧。這些書秉承老一代三聯人開創的出版傳統，不僅領先一步、傳播思想、啓蒙社會、服務大衆，而且追求一流、倡導新鋭，受到社會好評。其中有不少圖書是我親自策劃組稿，親自編輯審稿，親自營銷推廣的，也有一些圖書是我絞盡腦汁、費盡周折、歷盡辛苦才得以促其問世的。看到這些書，我感到欣慰、滿足、無憾。

　　我於2013年7月11日從三聯的總編輯的崗位上卸任。我在退休感言裏説：

　　“我感到自己是幸運的。其一，我趕上了改革開放後出版業高歌猛進的時代，時代的大背景和環境，激勵和鞭策出版人積極進取，有所作爲，實現文化理想，這樣的時代過去不曾有，而今後也未必可以持續；其二，我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平台，從一開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受到優良傳統的滋養，此後調换兩個單位（香港三聯和北京三聯），都處在十分重要的崗位上。平台和崗位使我得到别人難以得到的鍛煉，給我創造了别人未曾擁有的機會，爲我提供了别人難以掌握的資源，使我這樣一個原本平庸的中品之才，取得了超越自己才能的成績。”

　　其實，我還有一句話没有説，那就是，我應該感謝自己始終如一地堅持了人生道路的選擇，同時感謝我的家人，他們知道我爲此放棄了什麽，却仍然義無反顧地支持了我的選擇。

　　李昕簡歷　（學號787030）

　　男，漢族，1952年9月22日出生於北京。網名：bjll。籍貫：北京市。曾作爲知青在吉林省插隊。

　　1978年秋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吉林（白城）考生。

　　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分配至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擔任該社校對、編輯、理論編輯組組長、社長助理兼當代文學第二編輯部主任。

　　1996年被派赴香港工作，先後擔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執行總編輯和總編輯。

　　2005年回京後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任副總編輯、副總經理，2010年任總編輯，2013年兼任三聯生活書店總編輯。

　　2014年7月退休。

　　曾於1994年被評爲首届全國中青年優秀編輯，2013年被“深圳讀書月”評爲“年度致敬出版人”，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出版專家。工作之餘，從事文學和編輯學研究。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開大學、河北大學的兼職教授，北京印刷學院兼職碩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