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漢族，生在福建安溪，稍微懂事的時候趕上了三年天灾人禍，也許正因此個子長得瘦小且困難。

　　童年最幸福的記憶是在安溪縣幼兒園上過半年學及吃過炒米糕。一生讀過好多學校，一年級就讀於父親因右派被發配勞動改造的深山溝的一所農村小學，二、三年級隨母親在全縣最好的一個鄉中心小學度過，四、五年級則就讀於一所山區中心小學，六年級下學期趕上“文化大革命”開始，興高采烈過了把紅小兵的癮，最大的收穫是背上大被窩步行幾十公里到縣城“革命大串聯”。父親被作爲漏網右派挖出來遊街批鬥後，我的身份也就馬上由紅變黑——黑五類分子子女，被剥奪了“革命”的權利。山區小鎮武鬥的槍聲響起，父母爲了我們的安全，把我們送回鄉下老家。作爲對地富反壞右子女的懲罰，我們兄妹仨隨即被取消城鎮户口，十二三歲的我們由此成了農民，每天挣二、三個工分過日子，直到“文革”結束，才被平反爲“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我從小眼睛就近視，加上個子瘦弱，完全不是當農民的料。父母認爲學一門手藝對我一生至關重要，於是把我托付給父親中學同學的一個徒弟，當起了走街串巷的油漆匠，從“童農”轉變爲手工業童工，試圖自我解救。一段不堪回首的學藝日子之後，家鄉大隊小學辦起了初中班，父母又覺得還是應該讓我們多讀點書，於是我們相差都只有一歲的三兄妹一起成了初中班的同學。其時我距小學畢業已有四年之久。兩年後大隊初中班被取消，哥哥當兵走了，妹妹招工成了小學教師，我則昇學成爲高中生，並於1975年從安溪縣一中畢業，繼續回鄉當農民。

　　雖然我已是全村最高學歷擁有者，但前途無着。母親命我跟隨五舅學木匠，重求一份安身立命之技。一年後村辦學校重開初中班並招聘代課教師，經過一番角逐，我終於放下刨刀拿起了鉛筆刀。兩年的民辦教師生涯裏，我從小學一年級一直教到初中畢業班，而且是全科教師，語文、歷史、地理甚至體育都要教。恢復高考時，我降格到與自己的學生平起平坐，一同爲考生，他們考高中我考大學。半年内兩赴考場，終得以混進珞珈山，有幸與衆同學爲伍。

　　四年寒窗不足掛齒，與同學們樂也融融。畢業分配不上不下，從湖北省建委下派到位於襄樊市的省一建築工程局，再下派土石方工程公司。那時腦子有些發燒，剛報到就以專業不對口爲由鬧調動，而後在同學們的鼎力支持下逃離土石方公司，借調到湖北電視台《電視月刊》、長江日報社，直到1985年初才正式調進《長江日報》，度過充實有趣的6年時間。1991年10月，又調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再次轉軌踏進了公務員隊伍，在厦門市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辦公廳和研究室呆了幾年，體驗了國家權力機關運行軌迹。1998年，厦門市面向全國包括港澳及海外留學生公開選拔副局級領導幹部，本人誤打誤撞上了榜，從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副處長昇任市文化局副局長。2013年初夏，承蒙組織安慰，給了個巡視員的銜，在退休前給自己的仕途提前畫上了休止符。在任期間，每天忙忙碌碌想干點實事，也好歹干成了幾件實事。比如説，用舊廠房改建了一個全國不多見的十幾萬平方米的文化藝術中心（内有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文化館、劇場、電影院等等），創立了全國（厦門）漆畫展、厦門市群衆藝術節、厦門市青年民樂團等幾個本土的文化品牌。爲厦門文化創意産業做了不少基礎性的工作，如將海峽兩岸（厦門）文博會操辦成爲全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博會之一，閩台（厦門）文化産業園申報成功國家級文化産業試驗園區，並正在將厦門經濟特區的發源地——1.35平方公里的厦門湖裏工業區改造成文創園區……當然跟許多同學相比——實際上是無法相比。

　　我很怕考試的。可是這輩子我却靠兩次考試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回想起來，值得一説的也是“考試”。

　　剛上大學時，有好一陣子我很自卑。特别是在聽到霍霍們在高談闊論《静静的頓河》、《哈姆雷特》、《子夜》之類中外名著時，我從心底感到一陣陣臉紅。好多書名我聽都没聽説過，十足的鄉巴佬一個！有時甚至懷疑自己是怎麽混進武漢大學這名牌學府的？

　　説來可憐，上大學之前我讀的書實在很少，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説説那扭曲的時代和苦難的家史。

　　現在我父親享受着離休幹部的待遇，那是因他解放前夕在縣一中讀高中時就參加了共産黨的地下學運工作。我父親是我們村的第一個上過中學的“秀才”，但是當我最需要讀書的時候，他却讓我處處受限。因爲書雖然給他帶來過榮耀，却也帶來了無盡的灾難。1958年，他因此前不知哪次鳴放會上提了縣委書記的意見而被補打成了右派（滑稽的是，20年後他被平反時，檔案里居然找不到他當年被打成右派的文件材料），隨後被長期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1966年，“文革”一開始，他又被當作“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揪出來批鬥遊街。知識成了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也因此讓他對“書”産生瞭望而生畏的感覺。

　　我6歲上學，讀的第一所學校是一所深山溝裏大隊辦的山村小學。父親因右派被下放到離縣城最偏遠的一個山區公社的偏遠山村“勞動改造”，外婆帶着我和大我一歲的哥哥陪着父親“改造”。每天從我們住的大隊部到學校要翻過好幾道嶺，跨過好幾道溝。到底有多遠，現在已記不大清了，反正天蒙矇亮就要出門，趕到學校就要上課了。學校的學生不多，校舍也極其簡陋，連課本都無法做到人手一册，其他書就更不用提了。

　　三年級轉學到母親工作所在公社的一所中心小學，條件好多了，但那時的我就像剛爬上井口的井底蛙，對什麽都懵懵然，能讀好課本就不錯了，也不懂得到哪裏找些課外書讀讀。

　　五年級又轉學到父母親工作的另一個山區公社的中心小學，條件又差了許多。到了小學高年級，幾册薄薄的課本已無法滿足我的讀書欲。但此時“文革”開始了，學校和家裏能找到的除了紅寶書就幾乎没别的了。同學間能借到的少得可憐的課外書，也大都劃入了“封資修”“大毒草”一類。唯一的途徑只能和要好的同學以書易書，偷偷地帶回家去看，而且限時限刻看完，决不允許逾期不還，因爲每一本書後面都排着長長的隊伍。

　　家裏没有“毒草”和人家交换，是件非常痛苦的事。看着人家在津津有味地看着古裝小人書或小説什麽的，咱只能乾瞪眼，或患毒癮似的躲在人家的身後，踮起脚跟遠遠地有一搭没一搭偷偷地瞅着。好不容易借到一本書，欣喜若狂，恨不得立馬看完，又怕看得太快，還没嚼出味道，就咽下去了。但時間很成問題，在學校之類的公開場合是不能看的，回家大多數時間也不能看，因有如驚弓之鳥的父母生怕任何的閃失會招來飛來横禍。解决的辦法只有一個：搶着看、偷着看。最經典的做法借出恭躲在厠所看，最極端的做法則是趁父母晚上睡覺後，點着煤油燈躲在被子裏偷看。後一種看書法其實非常受罪，躬伏着身子，把被子蒙住全身連同煤油燈，既不能透出太多的光讓父母發覺，又不能燒到熏到被子，還要能看到書，渾身有多緊張真是難以言表，差點燒着被子的事常有發生。但看書的那種誘惑和享受却是無法扺禦的，我因而樂此不疲。

　　那是一次兒時最大的傷害，我甚至覺得不亞於父親被打成右派。有一次，在我苦苦磨嘰哀求下，一位同學在設定很多條件之後借給我一本書，一本衣衫襤褸、没頭没尾、連書名都找不到但厚厚的書——以後我才知道那是《三國演義》。我興奮得幾個晚上睡不着，躲在被窩裏看到大半夜，那個迷戀啊，那個激動啊，那個幸福啊，難以言表。那一天父親在做飯，我幫着燒柴火，趁着父親離開伙房的間歇，我猛往竈膛塞了幾把薪柴，就躲到睡房從草席下抽出那本厚書就看，一看就入了迷，以至於父親找進來都没察覺。我腦袋忽然挨了一巴掌，隨後一聲吼，手上的書也飛逝而去。“壞仔，飯都燒糊了還躲在這看什麽……哇！看封建的古裝書啊，找死啊，你還嫌家裏不够倒霉，還要找麻煩啊，我叫你看！叫你看！……”等我冲到伙房時，那本書已經被撕成四五片，躺在竈膛裏熊熊燃燒了。我立時眼前發黑，頭腦一片空白，我一個個精彩故事隨火逝去，再也看不到了！我何以還書？何以面對同學……此事，其它細節至今難以忘懷，但和那位同學是怎麽了結的，却找不到一絲記憶，大概是我的潜意識裏早就想徹底忘却這件事吧。

　　在縣城讀書也是很苦的事。雖然老家離縣城只有五六公里，但搭渡過河走路也得一個多小時。每周日晚挑着一周吃用的米菜擔子到縣城的出租屋，每周六晚又將一周淘米的泔水和剩菜剩飯乃至積存的大小便挑回老家養猪澆菜，周日還得種自留地，時常還要挑擔菜到縣城去賣個塊把兩塊錢，用以貼補學習、生活。由於老家祖上的房子已不够住，父母以爲我們幾個孩子今後可能要扎根農村一輩子了，所以下决心自己蓋房子。如此重任又落在我身上，於是我時常下課後還得趕回老家提着馬燈連夜挑沙挑石，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學校上課。如此折騰，又累又困，常常上課打瞌睡。老師於是特别“關照”，經常突然襲擊提我的問題，好在我“出糗”的情况不多，因此化學老師冷嘲熱諷給我取了個“天才”的外號。

　　中學畢業後，正式在老家當了知青，先和舅舅去學了一陣子木匠，後當了兩年民辦教師，依然是農民。

　　恢復瞭高考，我看到了一絲希望。77年底，第一次參加高考，成績如何，因分數没有公開不清楚，但通知我去參加體檢，説明考得還可以，最後還是落選了，原因是我的父親是右派，政審没過關。這時，就連我那一向堅韌不拔的母親，也勸我認命服輸，老老實實幹好民辦教師，扎根農村一輩子吧。

　　我死也不認命！我也不知道當時哪來的幹勁和勇氣。半年後再次參加高考，我和我的初中畢業班的學生一起考，他們考高中，我考大學。因爲還要教他們語文、政治、歷史、地理和體育，校長堅决不準我請假復習。直到我的學生們考完，我才獲得自由，此時距離高考只有10天時間了。

　　20世紀70年代是個神奇的時代，原來一切看起來不可能的事很快就變得可能了。第二次高考成績出來了，而且張榜公佈，想上什麽大學還可選擇，政審家庭成分也變得不那麽重要，可是填寫志願却顯得非常重要。

　　命運之神看來没準備抛棄我。第二次參加高考，我考了386分。英語完全是蒙的，選擇題，睁眼瞎勾，意外地勾到了50幾分，數學也考了50多分。但就這個分數，在福建考生裏，並没什麽優勢。不僅我心裏没底，父親也兩眼一抹黑，不懂得應該報什麽學校，只好求教於父親的一位在縣一中當老師的同學。父親的老同學以非常權威的口氣説，這個分數能上福建師範學院就不錯了！據此標準填寫志願，重點大學一欄，厦大肯定是要填的，雖然知道那是白填，後來知道福建本地考生没上400别想上厦大。普通高校就盡量揀不太知名的填，福建師範學院也是要碰碰運氣的，更多的是填遼寧財經學院之類。前後填了兩三次志願，記憶裏早就模糊不清。後來更没想到會被武漢大學録取，而且是中文系。我記得我填過一次武大，但報的是圖書館係，肯定没報過中文系。實際上那時我連大學裏的那些係啊專業啊學些什麽都搞不太清楚，完全是瞎填瞎報。據説是武大在廣東的生源不太好，没招滿，因此從廣東抽了10個指標到福建來招生，使武大在福建的招生名額擴大了一倍，我因“亂點鴛鴦譜”而被武大選中，也因此有幸和中文系78級同學爲伍。

　　感謝鄧小平！感謝改革開放！如果第一次高考我被録取，能上泉州師專就不錯了，那我將錯失的不僅僅是武漢大學這樣的名牌高等學府，更將錯失我們年級衆多好同學。因此我還要感謝命運之神！

　　我就是這樣混進武漢大學的。這就是我一生最重要的第一次考試。

　　第二次考試是距高考整整20年後的1998年。我再次誤打誤撞，在全國近百人報名，近50人參加的厦門市文化局副局長公開考試選拔中，斬獲第二，經考核由副處而獲此副局一職，又一次改變了自己人生運行的軌迹。但這一次誤入官場，對於我的仕途實無多大幫助，但是最可貴的是讓我找到了一個爲老百姓做事的平台。

　　寫於2008年9月

　　改於2015年9月

　　許向明簡歷　（學號787034）

　　男，漢族，1955年7月9日出生。籍貫：福建安溪。

　　1961年到1966年先後就讀於安溪縣西坪鄉大山溝裏的一所農村小學、湖頭鄉中心小學和長坑鄉中心小學。小學尚未畢業即因“文革”而中斷學業。

　　1967年起因父親是“右派”而被强制將户口遷回農村老家務農、當過油漆匠。

　　1971年在農村老家的中標學校初中班讀書。

　　1972年起在安溪縣第一中學就讀初中、高中。

　　1975年高中畢業，繼續在老家中標大隊務農，當過木匠。被確認爲上山下鄉知青。

　　1976年在中標學校擔任初中班民辦教師。

　　1978年初到安溪縣第六中學擔任民辦教師。

　　1978年秋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就讀。福建（安溪）考生。

　　1982年在湖北省第一建築工程局土石方工程公司工作。

　　1983年借調湖北電視台《電視月刊》工作。

　　1984年借調武漢長江日報工作，1985年正式調入，任記者、編輯、《江花》編輯組組長。

　　1991年在厦門市人大教科文衛委、辦公廳、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科員、副處長。

　　1998年任厦門市文化局副局長。

　　2011年任厦門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副局長。

　　2013年任厦門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黨組成員、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