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驅車武英高速，從武漢到羅田，不過一個小時的路程。而當年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每次都要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10來個鐘頭。爲了趕上一大早從漢口長途客運站開出的早班車，我經常頭天晚上就離開學校，趕到候車室裏凑合一宿，第二天一早擠上頭班車，下午二三點的時候到達羅田縣城。

　　後來回家鄉的選擇多了一些。昵稱“胖子”的表哥那幾年是縣農機公司駐武漢的業務員，位於漢口江邊的羅田駐漢辦就成了我回家的中轉站，偶爾能搭上一趟“順風車”。表哥還領着我走過一趟水路。夜裏從武漢客運站上船，披着星光順江而下，到浠水縣境内的蘭豀上岸。此時天還未亮，已有開往羅田的班車候在這裏，三四個小時就可以回到羅田。

　　一年幾趟的旅行，使我對這條求學之路倍感親切。但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是到武大報到入學的第一次遠行。當時，爲了省點路費，在縣城工作的姨媽聯繫了一輛赴武漢公幹的北京吉普（212）。司機選擇的是從黄州過江到鄂州再到武昌這條路，爲了趕上過江輪渡的頭班船，我們半夜出發，公路上少見車輛、更無行人，偶爾有只野兔驚慌逃過，明亮的車燈洞穿夜幕，掃過原野，在我的眼前呈現出一個紛繁駁雜、與過去的經驗全然不同的世界。

　　武漢，我來了。

　　一

　　一輛“212”連通的兩個世界，有着明顯的差别。其帶來的後果之一，是我經常要爲過往的經歷多費些口舌。

　　在工作之後的若干年内，常有人奇怪：你的學歷不對呀，初中畢業就考大學了？或者感嘆：你是神童啊。

　　其實，貌似“神童”一般的早期學歷，只説明我們這一代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現在的小學加中學念下來，一共要12年。而在我們上學的時候，爲了落實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即“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雲雲），農村中小學校普遍縮短了學制，小學從6年改爲5年，初中和高中都從3年改爲兩年，念完全部中小學一共是9年。我1969年六歲入學發蒙，到1978年參加高考，正好是15歲，考入大學的時候是名副其實的“少年大學生”。

　　教育革命當然不只體現在縮短學制上，還體現在教學内容和形式上，“既要學工，又要學農”，還要“又紅又專”，因此真正上文化課的時候不多。爲了“學農”，我們伐過森林、修過水庫，插秧、收麥、割油菜、撿紅薯之類的農活兒更是没少干過。那時候的農村孩子上學，不過是爲了找個地方有人看着，安全、健康即可，能否學點什麽是不太講究的。既然家長没要求，學校不重視，大部分同學的日子是比較逍遥的，平時没什麽作業，期末的考試以抄爲主。一個班上只要有一兩位同學能做出考題，其他同學就都可以過關了，從來就没有什麽“學習負擔過重”的説法。

　　由於家庭的關係，我的學習態度略有不同。我的家庭是農村所謂的“半邊户”。父親張學全是中學教師，從我記事起就一直在家鄉附近的幾所中小學當校長，還當過公社教育輔導組的組長。母親餘月娥是“文革”前農村不多見的中專（羅田縣師範）畢業生，也是教師出身，在六十年代初的職工返鄉潮中被迫下放，回家務農，“文革”後還在大隊小學當過幾年代課教師。我遇上的老師幾乎都曾經是父母的同事，因而對我的監管就比較嚴格而且有效，偶爾還能吃點學習上的“偏飯”。從小學到高中，我一直是班上男生中負責做出作業以供大家傳鈔的人，我的成績决定了全班的成績。當然女生不抄我的作業，牽頭做作業的一般另有其人。

　　粉碎“四人幫”後，學校逐步改變了“文革”時期的荒唐做法，文化課開始受到重視。但這時我們已經進入瞭高中階段，前面没有打下基礎，語文方面的差距還不明顯，數理化等課程追趕起來十分困難，而且當時還没有正規的教材。記得高一《數學》課，老師一學期只講了課本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化學課則始終在教材的前十幾頁打轉，根本没有翻到20頁以外。高一結束後的暑期，我到父親所在的高廟中學補習，找到一本“文革”前的高中《幾何》課本，一看是我們課堂上從來没有講到過的，如獲至寶，從頭到尾自學了一遍，扎扎實實地填補了一項空白。

　　1977年的高考，允許在校生報名。學校領導可能是想放個“衛星”吧，動員我作爲在校生報了名。交了報名費，領了準考證，但我自知基礎不牢，水平不到，不是放“衛星”的料，最終臨陣脱逃，没有參加考試。想來也是幸運，如果七七年貿然參加高考，考上個中專什麽的也未可知，人生的軌迹就完全不同了。

　　七七年高考過後，各地的高考卷子流傳出來，我們中學開始了全校動員做卷子的教學“攻關”。各省數學試卷一般都有一兩道體現難度的“大題”，一開始我們看着像“天書”一樣，完全不知所雲。教數學的餘火明老師是正規的師範畢業生，肚子裏有貨，教學也有點“板眼”，就是脾氣大。他領着我們幾個“數學尖子”日夜琢磨，集思廣益，常常幾天才能做出一道大題。時任學校支部書記的王老師也是數學愛好者，也加入瞭解題“攻關”的行列。有一次，他宣佈解出了一道久攻不下的大題，十分得意。後來經我驗算，發現是他解錯了。又費了不少功夫，才找到正確的解法。

　　大約是在高二的第一學期，學校組織了全校語文、數學競賽。我參加數學競賽的過程後來成了傳説：據説卷子發下來僅半個小時，監考老師就看見我在座位上左顧右盼、坐立不安，上來一問，原來我已經把題都做完了。後來數學競賽我得了包括附加題在内的滿分：108分。語文競賽拿第一名更是不在話下，因爲語文是我一向的强項。在隨後召開的全校大會上，校長鄭倫先把我大大地夸奬了一番，大意是：毛主席説鄧小平人才難得，我們學校有個張曙紅，在這次兩項競賽中都拿了第一名，也是“人才難得”。

　　二

　　1978年的高考，我們分在縣一中的考場。那時候參加高考完全是學生個人的事，家裏不太管，更没有人到場接送。既没有緊張的氣氛，也没有過高的奢望，考場上的發揮基本正常，甚至有些科目可以説是超常發揮。考得最好的是語文，得了85分，傳説是全地區的最高分，但估計僅僅是傳説。最不滿意的是數學，竟然没過及格綫，讓對我抱有厚望的餘老師深感失望。我也一直認爲，我的數學成績有錯判、漏判的可能，或者是因爲我們解題不太規範，丢了一些“冤枉分”。可惜當時没有要求查分。

　　高考一結束，無憂少慮的高中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我家兄弟姊妺四個，負擔較重，作爲老大的我一畢業就要考慮出門挣錢，以補貼家用。經人介紹，很快就在縣城的一處建築工地當上了“小工”。記得最累的活兒是扛石頭，幾十斤一塊的石頭一扛就是一天。而且石頭邊角鋭利，一不小心就可能弄出個工傷。

　　好在扛石頭的日子不長。高考成績出來，我上綫了。聽到這消息，我如飛地跑回家參加體檢，連工錢也没結。

　　我的高考成績剛過重點綫（記得湖北省當年的文科重點綫是340分），報志願的時候，由父親做主，第一志願報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父親的選擇肯定是有理由的：當記者是個好職業；人大又是一所培養官員的好學校。志願表已經交上去了，我心裏却有些不踏實：以剛過重點綫的成績，去競争人大的熱門專業，懸乎。於是自作主張，找了縣城的親戚，從教育局把志願表拿回來，將第一志願改成了“武漢大學中文系”。

　　後來看，臨時改志願無疑是一次正確的選擇。我的那點分數能够被武大録取，已經是最理想的結果了。難得的是，如此這般的“臨事而懼”，逐漸成爲我性格的一部分，每每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甚至挽救了我的生命。

　　當武大中文系的録取通知書飛到大别山下的小山村時，確實有些轟動效應。在深水河中學當年五、六個高中畢業班中，本科上綫的我是唯一一個。直到兩年以後，我同届畢業的同學中才有一位通過補習考上大學，另有二三位陸續考上中專。因爲七七届畢業生當時還没有考上大學的，且七九級的學弟也無人得中，因此在恢復高考後最初的二三年裏，我可以説是葉家河公社唯一的大學生。

　　説起來，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所謂的“戴帽中學”中度過的。高中畢業後没幾年，隨着農村教育逐步正規化，深水河中學被降格爲初級中學，而我讀初中的葉家河七年制學校也取消了初中部，恢復爲小學。

　　所謂“千頃地裏一棵苗”，父母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親友們也都與有榮焉。家裏專門請來木匠，用最好的樟木給我製作了一口木箱，輕便且有防蟲蛀之效。鄰里送來的鷄蛋、花生之類，無以數計。啓程的那天，鄉親們簇擁到村頭送行，有人點起長長的鞭砲，熱鬧得像過節一樣。

　　懷揣着母親煮好的鷄蛋，揹負着鄉親們的祝福，尚不知“鄉愁”爲何物的我，第一次走出羅田，走出大山，來到闊大無邊的武漢，來到風景宜人的武大，走進了“老八舍”這個温暖的集體。

　　三

　　“老八舍”是位於武大四區（如今的桂園）的一棟三層宿舍樓，據説是五十年代專門爲蘇聯留學生修建的，我們入校時已顯破舊。這一年，武大中文系招進了60人，分成兩個班。一班的大部分住在一樓，我所在的二班住三樓，我住進了三樓最東邊靠北的一間。

　　六位室友，報到最早的是來自湖南桃源的彭迎喜，他對《紅樓夢》的熟悉和熱愛令我驚奇；路程最遠的是來自遼寧綏中的盧元孝，他是我們宿舍在大學期間培養出來的唯一一位黨員；離家最近的是來自武漢的尚炯瑋，身爲幹部子弟的他是時事八卦的主要來源，我第一次從他嘴裏知道還有個“新四人幫”（指中共十一届五中全會上去職的汪東興、紀登奎、吴德、陳錫聯等華國鋒舊臣）的説法；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室友中還有一位現役軍人，來自江西南昌的萬鳳琪，他在開學第一周就被指定爲我們班（二班）的班長；與我一樣從農村考來的只有王華敏，家在河南鎮平，但作爲回鄉知青，他的社會閲歷和經驗遠勝於我。

　　在這樣一個小集體中，我是名副其實的“小字輩”，成了大家關心、幫助的對象。在大學期間，我不止一次生病住院，都是室友們送醫、照料的。有一次住進東湖對面的湖北醫學院附屬醫院，還動了一個小手術，盧元孝等同學輪流看護，如親人一般，令我十分感動。放假回家一説，也讓父母嚇了一跳。

　　大學生活是清貧的。頭兩年，食堂吃的是份飯。每天早上是固定的饅頭加稀飯，以紅辣蘿蔔條佐之，以至於到現在，看到紅辣蘿蔔條就頗有親近感。中午和晚上的大鍋飯和大鍋菜，吃飽没問題，味道和營養就不能講究了。一些家境稍好的同學，隔一段時間可以出門打打牙祭，後來還形成了由熱干面愛好者組成的“面協”，而像我這樣從農村出來的同學，基本不做此想。同學中還有一些是帶薪學員，更令我們十分眼紅。好在那時候學校的助學金制度幾乎是普惠的，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同學無一例外地都是全額助學金，交完了當月伙食費還略有結餘，以爲零用。我的一位表哥是爲武漢軍區服務的職工，隔三差五地跑一趟軍區，蹭一點咸魚臘肉，是我那時主要的解饞方式。

　　作爲學生，主要的開銷是買書。除了必不可少的教材，還有不斷解禁的各類經典著作，十分吸引眼球。書店一來好書，大家必蜂擁而至。結果一點點的零花錢都貢獻給書店了。一次悲慘的經歷是，聽説街道口書店到了5元一本的《漢英辭典》，我乘上12路汽車趕去買書，但兜裏只有5塊錢，想買書就只能逃票。不走運的是，下車的時候被售票員盯上了，逃票未遂，還挨了一頓搶白。補票之後，書是買不成了，只好悻悻然回轉。

　　大學生活是充實的。七八級的同學多數都是混過社會的，對於遲來的深造機會十分珍惜，對於他們來説，學習是一種自覺的追求，所謂“不用揚鞭自奮蹄”。有了大哥哥、大姐姐們的榜樣，我們這些“小字輩”自然也不敢懈怠。各種各樣的必修課、選修課把日子填得滿滿的，而大量的課外閲讀要求又把課餘的時間擠占完了。我常想，幸虧上的是中文系，而且是中國文學專業，閲讀中外文學名著就是我們的本分，讀起來自然也不覺枯燥。記得最愉快的一次閲讀經歷是，從吴葆儉處借得一套剛出版的《魯迅全集》，煌煌16巨册，一本本翻過、一篇篇品味，領悟大師深邃的思考和睿智的文字，每有所悟，必笑出聲來。我不敢説讀懂了魯翁的博大，但至少讀懂了其語言的精微。

　　今天想來，我在大學的學習經歷，一方面是要努力跟上大學的課程，打下中文專業基礎；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對不完備的中小學教育的一種“補課”。因爲“文革”動亂導致了我們在文化知識上的先天不足，要想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彌補起來，使我們不得不在學習上花費比别人更多的時間。我也確實在學習上花了一些笨功夫的，比如，《詩經》、《楚辭》、《唐詩三百首》等，我都自己鈔録在小本子上，一篇篇從頭背過。選修吴林伯老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課後，又按照老師的要求，老老實實地背誦過幾篇《文心》。大量的古文背誦，無疑提昇了我對文字的駕馭能力，對我後來的碼字職業大有裨益。

　　大學生活又是多彩的。七八級才子薈萃，各擅勝場。記得入學不久，年級組織過一次文藝晚會，同學們各出絶招，盡展才藝，唱的、跳的、舞的、鬧的，令人瞠目。更有“霍澤征爾”指揮的“山寨音樂會”，陣容强大，儀飾斑斕，裝模作樣，令人捧腹。後來，陸續有學生社團出現，詩社、劇社、攝影社等等，使老八舍的文化生活日益豐富起來。

　　不過，作爲不折不扣的“土老帽”的我，在這些熱鬧的活動當看客的時候居多。始終没有學會一技之長，連時髦的交際舞都没有學會，也是我大學生活的一大憾事。

　　四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四年如一瞬，熱鬧的老八舍終於迎來了分别的季節。

　　走出大山，走進武大，我見識了不一樣的世界，結識了來自天南海北的師友，感受了兄弟般的情誼。雖然土氣未脱，稚嫩依舊，但我的人生已因之而變。

　　八月的一天，留校的師兄們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車。我即將走進人生的又一個驛站。大山在後，沃野在前。

　　2015年1月15日

　　張曙紅簡歷　（學號787047）

　　男，漢族，1963年10月生於湖北省羅田縣葉家河村。網名：張三。籍貫：湖北羅田。

　　1969年9月至1976年7月，在葉家河七年制學校就讀小學和初中。

　　1976年9月至1978年7月，在深水河中學讀高中。

　　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湖北（羅田）考生。

　　1982年8月至1991年1月，畢業分配至《中國財貿報》思想工作部，歷任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助理編輯、編輯、記者、主任助理。

　　1991年1月至1996年8月，任經濟日報評論部副主任；1996年8月至2003年12月，任經濟日報評論部主任。

　　2003年12月至2011年12月，任經濟日報政科文新聞部主任。

　　2011年12月至今，任經濟日報策劃部主任、高級編輯（二級）。

　　曾多次獲全國好新聞奬、中國新聞奬，2006年獲第七届長江韜奮奬（韜奮系列），入選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首批人才、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清華大學特聘教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中央領導同志直接掌握聯繫的高級專家。

　　妻：鄧京蓮，中國内部審計協會會計。

　　女：張菁，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