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寫自己。多年前曾有參與《洗禮歲月》一書編寫的記者將我列入“新三級”學人的採寫對象，我婉言謝絶，向他推薦了老八舍的幾位同學。二十多年來，數不清多少次，我在課堂上以老八舍同學畢業後做出成績的事例激勵學生，望着他們敬佩、向往的眼神，心裏得到特殊的享受。不過，這次是我們老八舍同學以文字的形式相聚一堂，當然不能缺席。那麽，就簡單談談上學前的經歷吧。

　　我的父母解放前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投身學生運動，加入地下黨。後來父親上了黑名單，受命撤到解放區，在平津戰役中隨軍入城，留在天津工作。母親畢業後分配到教育部。幼年時，我隨她從北京遷往天津，全家得以團聚。然而，平静的日子没過多久，父親便在“反右”運動中受到衝擊，被降級、下放、開除黨籍。那時我雖還不大懂事，但也多少感受到家裏氣氛有些壓抑。“文革”開始時，我上初一。父親因青年時代曾赴日留學被打成“日本特務”，挨鬥受審，關入“牛棚”；在高校工作的母親也成了“黑幫分子”，戴高帽、遊街、剃陰陽頭、抄家，一輪輪地被批鬥，無休止地寫交待材料……一夜之間，我成了“黑幫子女”。

　　冬日裏的一個夜晚，母親在工宣隊組織的批鬥會上突發腦血栓倒下。我接到通知去學校衛生室送被褥，在那裏經歷了人生中第一個不眠之夜。一片黑闇和静寂中，我清楚地意識到身上的擔子，只覺得瞬間便踏入了成年人行列。十幾天後，經過簡單治療的母親病情略有好轉，便不得不勉强拖着半邊麻木的身子，在我的攙扶下到指定地點繼續接受批判。

　　生活突然間拉開了嚴酷的一幕，13歲的我倉促地告别了少年時代，風雨飄摇中操持起破損的家。那時兩個弟弟大的10歲，小的6歲。當時的我備覺難過的，並不是父母工資停發所帶來的度日的窘迫，而是忽然從一名好學生淪爲“狗崽子”遭人白眼的强烈自卑，是眼見得幼小的弟弟在造反派的暴力面前受到驚嚇却無力相護的辛酸，是一方面在外必須與父母“劃清界限”，另方面又無法接受父母成爲鬥争對象的迷惘。那只能做“人下人”的滋味，那被抄家者搜身時的悲憤，那爲時代政治所强加的理性與情感的厮殺，那在批鬥會上目睹父母喪失人格尊嚴的心靈顫栗……才是最折磨人的。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由於“政審”不合格，我未能獲得與本班同學同赴“反修前哨”黑龍江農場的資格，管理材料被轉到街道。一天天，街道人員前來動員，我備覺尷尬、委屈却不能訴説，越發抬不起頭來。怎樣才能盡快逃離？到哪裏去給自己尋一個出路？没有人可以求助。無奈之下我想起一位女同學，她是先期以投親靠友名義去遼寧農村插隊的。當我想方設法和她取得聯繫時，却得知她所在的開原縣某公社並不缺少勞動力，不願接收更多的知青。

　　别無他路的我决定北上一試，争取去處。深秋時節，火車載我奔向關外，經過十幾個小時再坐長途汽車扺達目的地。生産大隊的負責人看到我竟然從千裏之外自己跑來，驚訝之餘生出同情，勉强同意接收。

　　終於可以進入下鄉知青的行列了！我心懷慶幸匆匆返津，急不可待地到派出所辦理準遷证，註銷城市户口；憑下鄉證明買來木箱，打點行裝。一周後，在寒風中辭家遠行。當時父母仍處於困境，同學都已下鄉，没有人前來送别，我也根本不想見到任何熟人，陌生的環境才有可能讓心靈獲得一點喘息。那一年我16歲。

　　此後七年間，我落户於全村最窮的一户人家，和鄉親們一起投入生産勞動。旱地、水田，春種秋收；挣工分，分口糧，斗轉星移中送走了人生最好的年華。其間，物質生活自是艱辛，精神上却並非只有苦悶。從小生活在大城市的我沉入底層，融入農村，以新的角度認識社會，從切身體驗中品味人生。

　　1973年，傳來高校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消息，我懷着一綫希望報名參加考試。然而，恰逢所在地區冒出了聞名天下的“白卷先生”。我盡管成績名列前茅也無法通過政審，上學的願望落空了。不過，這番遭遇並没給我帶來多大的打擊，因爲類似的情况在那個年代十分常見，我已習慣於平静面對，一切如常。

　　一年年過去，在“家庭問題”陰影的籠罩下，我遲遲得不到返城機會。漸漸地，從下鄉運動開始時當地年齡最小的知青變成了年長於其他人的“老知青”。先前作伴的女同學下鄉第二年就調至河北，後又設法回城了。我獨自住在老鄉家。1976年春，地區工作隊下鄉開展路綫教育活動，我受命幫他們寫材料、辦展覽。其後不久開始招工，工作隊推薦我到百裏之外的地區報社編輯部工作。

　　1977年恢復高考，身在遼寧的我報了天津的學校。那一次招生大都限於本省，跨省上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母親的病情正在加重，特别需要有人照顧，我很希望能够借機會靠她近一些。某日，省招生辦忽然打來電話，問我是否願意考慮省城沈陽的一所大學。我思忖片刻，决然放棄。半年後，又參加了七八級的招生考試。成績尚未出來，母親再次發病，我接到家人輾轉打來的長途電話匆匆趕回。幾天後，在母親的病床旁，見到了單位轉寄過來的入學通知書。當我看到信封上印着“武漢大學”四個紅字時深感意外，因爲高考志願裏並不曾填寫它啊！不過我知道，武大是一所很好的學校，這一次的機會不應放棄。

　　生活中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偶然。我前後三次參加高考都富於一定的戲劇性，而這一次對我來説無疑最爲重要。因爲它帶給我的不僅是人生新階段的開啓，而且有真摯、醇厚的老八舍情誼。入學後得知，那一年武大到遼寧招生遲了一步，没來得及發佈相關信息。省招辦特許招生者從報考其他學校的考生中先行選拔，我和另一位來自遼寧的同學就這樣陰差陽錯地與武大結緣。

　　入學之初心情復雜。在母親病情加重之際，作爲家裏唯一的女孩兒，我不僅未能通過上學的途徑靠近她，照顧她，反而將原已千裏的空間距離又拉大了一倍。那時，從武漢往返天津必須經過北京倒車，路上20多個小時。由於以往曾有過母親症狀不好時我較快趕回、促她病情好轉的情况，因而内心對空間距離頗爲在意。也正因爲如此，當指導員委派我作爲78級新生代表在全校的開學典禮上發言時，遵命之餘我暗自苦笑。這樣的場合自當代表大家表達喜悦、振奮之情，可是我的心境與此並不完全相諧。不過，經歷了十幾年動盪歲月才得以踏進大學校門的我，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調整自己。

　　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學不久，某日下課後突然接到母親病危的電報。我趕緊奔向火車站，一天一夜之後回到天津。然而，就在火車靠站的那一時刻，母親在醫院裏咽下了最後一口氣。遥遠的距離終究給我留下無可彌補的遺憾，却有太多的時光讓我猜想她最後的心願。那時候，被下放到郊區農村的父親和弟弟剛剛返城，運動中被拆散的家庭方才得以復原，生活重現曙光，然而，因“文革”捱整抱病多年的母親却在大地回春的時刻含冤逝去。雖然懂事後的我在母親身邊的時光非常有限，但她無形中給了我很多，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做人。母親外表温和儒雅却有着内在的剛强、堅韌。“文革”的摧殘奪去了她的健康，却不能使她丢棄自尊、失却從容。在人妖顛倒的歲月裏我真正認識了母親，感受着她的精神。

　　早年的坎坷磨礪了心性，武大的求學經歷給了我人生轉折的契機。我想，無論前面的道路如何跌宕起伏，也應當勇敢地面對生活，擔當責任。感恩母校給了我滋養，讓我有機會從事自己喜愛的職業。畢業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高校任教，接觸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交下了許多非常優秀的青年朋友。我和他們如同親人，共同享受着大家庭的歡樂。年復一年，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成長起來，我内心得到極大的滿足，充滿幸福和喜悦。

　　春華秋實，歲月如梭。每當看到校園裏一張張年輕的笑臉，看到老校友重返校園辨認青春印記的時候，我都會很自然地想到我們的老八舍，想到情深意重的同學們——珞珈山將我們連在一起，這緣分注定相伴永遠。

　　2015年1月17日於天津

　　喬以鋼簡歷　（學號787059）

　　女，漢族，1953年出生。籍貫：山西襄陵。

　　1969年赴遼寧農村插隊。

　　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爲遼寧（鐵嶺）考生。

　　1982年畢業分配至天津輕工學院宣傳科。

　　1989年南開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現爲該係教授、係主任。

　　著有《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低吟高歌——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論》、《中國女性與文學》、《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文化探析》等，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百餘篇，主持完成教育部重大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多項，1996年以來指導博士、碩士研究生70餘人。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等多項榮譽，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