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底，“相逢20年”聚會時，在珞珈山莊，每看到一位同學風塵僕僕趕來，我都是一陣激動，心隨着那一陣陣歡呼而加速跳動。但當静下來計算着還缺哪位没到時，我分明地知道，即使工作都脱得了身，當初的60位同學，也只能到來59位了，那另一位是永遠也見不到了。於是，我腦海里便浮現出一張瘦削的臉龐：它被包圍在粗硬而略顯蓬亂的頭髮和不加修飾的絡腮胡子之中，深陷的眼窩裏，是一雙大而閃着奇异、執著光彩的眼睛。

　　從廬山回來不久，一份《武大中文系七八級通訊録》發到了手中。打開來，第55格只印着加了黑框的三個字——朱純安，其他，一片空白。

　　這裏，本不該是一片空白的呀！然而，現實就是這麽無情。恍惚間，在那空白中，我隱隱約約又看到了那張臉龐、那雙眼睛……

　　1983年的8月，是一個炎熱的8月。30日上午，我正在辦公室上班，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位男的，他告訴我是熟人，要來吃午飯。我的耳神兒一向極差，特别是在電話裏，只能大致分清是男是女，所以連忙抱歉地問對方是哪位。誰知道對方答道：“我不想讓你知道是誰，見面就知道了。”然後就把電話掛了。

　　我一下掉進霧裏，再也静不下心來編稿，便到大門口去等。一會兒，便看到是整整一年没見面的朱純安來了，孟德民陪着他。

　　當時，機關食堂的伙食極差，我又到外面的餐館裏端了一盤爆腰花、一盤炒鱔魚、一碗猪肝湯，又買了一瓶白酒，三個人便坐在鬥室裏的兩個床鋪之間，圍着一把靠背椅當飯桌，揮汗如雨地神聊起來。只記得我們把汽水冲到白酒裏做成“汽酒”喝，是誰出的主意？是爲了稀釋白酒，還是爲瞭解暑？就記不得了。

　　朱純安説，本來他被分到縣廣播站，檔案到人事局，人事局正缺人，便“以權謀私”截下了。他這次來漢，是要到各大專院校跑一跑，想聯繫調武漢工作。至於他在陽新的情况則没多講，我們也没細問，但感覺上是不大順暢。

　　不知怎麽，他又説想到青海去，只是從長遠看，究竟是到青海當個團省委書記，還是在陽新混個副縣長，自己拿不定主意。此時，我和孟子都感覺到老朱更多的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裏，便不約而同地力勸他最好不去青海。（幾年後，好像有報紙發文説，青海人才積壓，大學畢業生占總人口比例很高。可見去了青海也不一定有用武之地。）

　　後來便聊到理想與現實的話題。我説我的理想是當個醫生，因爲我家世代行醫，而我却陰差陽錯地走進文藝圈。聽到這裏，老朱一下激動起來。他説他也喜歡中醫，而中醫作爲國粹，目前居然没有一本中醫發展史的書（我不清楚是否如此），我們可以合起來搞它一本。還可以拉上王華敏（時在廣州中醫學院工作）、李智華（時在湖北中醫學院工作）。接着，似乎他還談了書的大致結構。我對中醫僅是喜好，却是毫無研究，所以這事説完也就完了。

　　吃過飯，我們三個一起到首義路93號孟子的住處坐了一會兒。兩點多時，老朱説要去辦事，並説晚上到張杰那裏，約好大家在那裏見面，然後便離開了。

　　晚飯後，我和孟子一起趕到水果湖張杰住處，老朱已經在那裏。不一會兒，許向明、郭燕也來了。原來他們二位是去東湖游泳，回來順便拐到張杰那裏玩，正巧碰上我們在此。難得相聚，大家的熱情蓋過了酷暑，直聊到老朱起身告辭。我們都勸他住下，他説是和單位的領導一起來漢出公差（中午我還以爲他是私人來漢的），必須回招待所，並説身上錢不多了。當時，因爲天熱，大家的衣服都是短無可短、薄無可薄，身上都没帶多少錢，於是便把口袋裏的零鈔凑了凑，也没多少，交給了老朱，大家便一起分手了。

　　我以爲老朱已經回陽新，不想第二天上午，我正在辦墻報，他又打來電話，約我下午到張杰那裏見面，也没説什麽事。下午一點鐘，我趕到張杰那裏，老朱還没到，問張杰，他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

　　一會兒，李智華來了。原來，老朱上午到李智華那裏去看病，突然想到要我和李智華對調工作（大概是因頭天中午的閒聊），李智華説老朱又到文聯找我去了。

　　兩點多，老朱滿頭大汗地趕來，一見面就説：“我要搞個人才交流，給你們倆對調工作。”説着，就要拉我們倆到省人事局去。我當時既爲老朱的輕率而好氣好笑，又爲他的熱心而感動不已。一個自己在生活道路上還在跌跌撞撞、奮力挣扎着的人，居然還想伸出手去攙扶旁人，那他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更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我和李智華既無法接受老朱的關照，又不忍拂了他一番好意，只得以“考慮考慮”應付過去。似乎記得老朱還向張杰借了些路費，然後，我們三個一起乘一路電車離開，李智華在大東門下車，回學校；我在閲馬場下車，回文聯；老朱坐車去了漢口。

　　第二年10月21日，我和四位同事到北京出差。當時北京的食宿交通都很緊張。忙到11月9日，送同事回漢，我也實在不能再在北京躭擱了，便在郭偉峰的幫助下，買到第二天夜裏的火車票，準備返漢。由於打算半道在新鄉下車，回滑縣老家看望一下，便買了145次直快車票。

　　在北京呆了20天，竟然没時間和李昕見上一面，心有不甘。9日晚飯前，和李昕通了電話，約好第二天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見。第二天上午，我在招待所結了賬，先趕到田間那裏扔下行李，順路看了毛主席紀念堂，快到中午12點，才趕到出版社。

　　一見面，李昕便告訴我：“朱純安來了，在這裏。”接着又詳細介紹：朱純安昨天夜裏下火車，趕到李昕家敲門。李昕起床開門，吃了一驚，忙去給他下面條，讓他洗漱、喫飯、休息。老朱身無分文，不知怎麽到北京的。今天上午，他又拎着一個大包，去全國婦聯、民政部，説是給灾區捐獻衣服，結果人家不讓他進門。現在他剛回來，正在休息。

　　李昕一邊介紹，一邊領我到一間屋子。進門一看，老朱坐在一張桌子邊，桌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發票單據。他的白長袖襯衣外面，套着一件短袖海魂衫，敞披着一件藍滌卡中山裝，頭髮胡子依然蓬亂，眼窩更深，目光有些呆滯，身體比一年前顯得更加消瘦。我們互相打了一聲招呼，他便又埋頭去整理那些票據。

　　我看到桌旁的地上，放着一個很大的蛇皮袋，打開看了看，裏面裝滿了童裝，雖然没經穿過，但却有些臟，有幾件還破了洞。這就是剛才李昕所説的老朱在石家莊用手錶、鋼筆换的衣服，原想捐獻給灾區（忘記當時哪裏遭了灾）的孩子們，没料到那些官員們不領情。老朱該是多麽寒心、失望、痛苦甚至是憤懣啊！

　　李昕帶我們去食堂吃中飯，還有一位學友作陪。喫飯時，我才弄清楚，朱純安找李昕，主要是想找個地方發表他的關於教育改革的論文。他認爲現時的教育制度糟糕透頂，非改不可，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能革除積弊。李昕説對教育類報刊不大熟悉，問我有没有路子。我想了想，也没合適的出路。

　　關於前途打算，朱純安又徵詢我們的意見：是繼續教書（好像當時他已調電大），等着當個教育局長呢，還是從政，等着當個管文教的副縣長呢？特别聲明，這個副縣長必須是民選的，上級任命的，不當。我們告訴他，他可能不適合從政。

　　李昕原打算讓朱純安當晚跟汪芳一起回漢，因爲汪芳當時也正出差在京，並定於當晚乘37次車回漢。得知我也回漢，覺得這一下更穩妥了。不想我半道要回家鄉，買的不是一趟車票，於是只好仍按原計劃進行。

　　吃過午飯，安排朱純安去休息，我陪李昕一起到火車站，買到了當晚的37次火車票，然後分手，李昕回單位，我去郭偉峰處道别。當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我和老朱的那次碰面，竟會是最後一面。

　　在郭偉峰那裏看了一場電影《生死樹》，又一起吃過晚飯，我才趕到田間那裏去取行李。正好田間剛從火車站送汪芳回來，他説在車站没和朱純安會到面，我們趕緊給李昕家裏打電話，李昕的夫人在電話裏説，李昕去車站還没回。我們一時也没了主意，只能指望車開後汪芳能找到朱純安了。

　　11點多，我去趕火車。第二天下午，我回到了家鄉。

　　在家呆了兩天，14號一早，我便又趕回到了武漢。

　　一回到武漢，我就打聽朱純安的情况。我想他先回到武漢，總該和同學們聯繫一下吧。但大家都説没見到。後來才聽説，10號晚上上了火車，汪芳呆在卧鋪車厢。晚上朱純安去找她，要請她吃面。汪芳説：我已經吃過了，你去吃吧，等下我來找你。後來汪芳去找他時（也可能是第二天早上），他已經不在了。乘務員告訴汪芳，朱純安曾在火車上賣李昕送給他做乾糧的麵包，是不是精神有什麽問題，他可能在石家莊就下車了。

　　其後，我再没得到老朱的消息。幾年後，聽説朱純安不在人世的噩耗，我首先懷疑是否自己聽錯了，接着便懷疑是否對方説錯了。等到李卓鈞經過調查把消息證實了以後，我的心裏既像是一片空白，又像是一團亂麻。怎麽一個活生生的生命這就消失了？這是一條風華正茂的生命啊！這是一條於國於家於己都該做出點什麽來的生命啊！怎麽説没就没了？爲什麽？爲什麽？等到看了李昕的小説，我似乎明白了點什麽，但一合上書，我仍然理不清一堆頭緒。難道，世界上就該存在一大堆爲什麽嗎？

　　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