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録取通知書，我心裏的石頭落了地。初中畢業參觀韶山時，我去過一次長沙。上大學是我第二次出遠門。去韶山是老師組織的，只要跟着隊伍走就行了，而去武漢，我一個人心裏没底，於是，大哥與我同行，盡管他也没有去過那麽遠的地方，那麽大的城市。

　　我們比規定的日期早一天到校。先坐船穿過洞庭湖，到岳陽，深夜上火車，到武昌是早晨。在迎新站我見到的新同學是閑雲、王子、國安，接我們的是77級的張樺和張立偉。由街道口入校門，見路邊有荷塘，塘裏有殘荷，還有亭子，印象極佳。心中嘆着：果然是大學！

　　到達自己的寢室，因我是第一個到的，選擇了一個方便的床位，北面靠窗的下鋪。當天下午，老道來了。他本是水院印刷廠的，朋友與他一起來，提了個鋪蓋。他選擇的是我對面的下鋪。放下東西他們就走了。第二天起，不言、老黄、酒徒、梯子相繼來了。我們寢室6個人分屬於兩個班，我與老道、老黄一班，酒徒、不言、梯子二班。我的上鋪是不言。我們這個寢室先在一樓，後來搬到三樓，最後搬到後面新樓；其他寢室人員有變化，而我們這個6人集體没有變化。别的寢室住8個人的時候，我們寢室裏會放個大的黑白電視機。

　　因爲過去讀書太少，進校之後，我上課之外的時間幾乎全用來讀書。我的自習都在閲覽室、教室，人太多，往往得早早去占位子。因爲過去看電影極少，電影也是我的“補課”内容之一。出《老八舍往事》時，我們所觀看的電影目録就是我提供的。記得上的第一堂課是何國瑞老師的《文學概論》。他竟然提筆忘字，在黑板上有個字臨時寫不出來。我們底下就有人在竊竊私語。後來，隨着他講課的深入，我們都承認他是一個學問非常好的老師。有一次，何老師講到前一晚看的電影《阿詩瑪》，他認爲電影拍得缺少時代特徵，階級矛盾反映不够，歌舞場面過於歡快。當時我很佩服：我自己怎麽没有想到呢？

　　學校裏湖南教師很多。歷史係的劉書記與我一個縣的，我是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會爲他或他家帶東西。講明清文學的唐富齡老師，是益陽縣的，與我講一種方言。他講的《紅樓夢》我聽得最親切。旁邊有同學没有聽懂，我還可充當翻譯。後來我去益陽師專工作，就是在唐老師家埋下的伏筆，我在他家與一位益陽師專來進修的老師成了朋友。

　　因爲分配不理想，加上外語不佳，只能以調動來改變環境。我共調動過5次，幾乎次次都有老八舍舍友在幫助我。

　　我是1982年9月到成都報到的。四川省地礦局幹部處安排我去崇慶縣，局干校在那裏，要我去教書。我不想去，結果安排到市區的測繪隊。測繪隊組干科科長説：你來了？我還以爲你不來了呢！學中文的，干什麽呢？經與隊長請示後，他將我安排到教育科，爲年輕職工補習中學文化課。

　　在成都期間，山泊、沙博、王妃、舍人去看過我。山老闆請我在成都當時最有名的耀華餐廳吃的飯。沙博到單位辦公室找我，女同事連嘆“帥哥！帥哥啊！”王妃去時我正好不在，後來同事講起，我再確認的。她當時還在電視台。舍人與導師張普一起在成都參加學術會議。他通知我，我到他開會的招待所去訪他，好像還與他一起住過一晚。具體地方不記得了，應在成都東郊，四川大學附近。

　　我在成都只工作了兩年。第二年國慶節，我請探親假，繞道昆明，去看“貶”到那裏的不言。他分在昆明郊區的一個兵工廠，名字是一串數字。因爲事先寫了信，他出來在車站接的。坐公交車，一路往城外走，中途有一個地名很醒目——黑林鋪！我笑他，你那個地方是梁山泊吧。他們廠外有一小片小小的石林，我還有照片爲证。他陪我游過西山和大觀樓，在市區餐館品嚐過昆明特色麵食——過橋米綫，兩人探討過“過橋”的含義。在往長沙的火車上，旁邊坐着的是去北京的一家子。老人姓李，是四野的人，當年一路打到雲南，落籍邊境的農場。與當地少數民族女子結婚，這次是他帶老婆和女兒回北京看兄弟。他一再請我喫香蕉。交談時，得知他工資比我只多一點點。我説你那麽老資格，不是虧了。他説，當年打廣州時，他們一個排只剩下他和排長，其餘都死了。“我是機槍手，專打敵人。我比戰友强得多啦！”講到這裏，老人落下泪來。他的話我至今記得。

　　由昆明回湖南，是我坐火車時間最長的一次。早上8點來鐘在昆明上車，第二天晚上8點多纔到長沙。坐得人腿都腫了，以爲下車時會腿脚不靈。哪知脚一踩長沙的地，一聽湖南話，人就來了精神，恢復了活力。

　　我第一次調動是由成都到長沙縣，酒徒爲我聯繫的。當時他在湖南日報編副刊，長沙縣有個叫章庭杰的作者來送稿子，他講起我的情况。章回去往領導一推薦，縣文化局就同意了。

　　1992年春，我到了一次北京。當時沙博的一句話令我很感動。我住在清華園舍人那裏，一打電話，沙博就趕來了。我問他怎麽這麽快。他説，你那麽遠都來了，我當然要來得快啦！那次北京行，在李秘、楊布的幫助下，有了我第二年南下汕頭的行動——調汕頭特區報。

　　汕頭是老金（陶家凱）的故鄉。1992年那次聚會上，他知道我去汕頭，就説了一句：“你可能適應不了汕頭。”當時我没有聽進去，以爲沿海是特區，不至於比自己當時的環境差。鐵路和高速公路都没有通，我是先到廣州，再坐大巴去汕頭的，路况極差，走了一整天。我的單位在龍湖區，是汕頭最好的一塊地方。

　　汕頭的人文環境對外地人確實不利。到了我就後悔没有將老金的話聽進去。原來只有龍湖區是特區，我去之前，汕頭才將“特區”擴大到整個城區。汕頭特區報那時的當家人是北大畢業的，與我同届，有開拓進取意識。他當家時引進了十來個外省新聞人才。但我們這些人很快發現，自己與當地人始終無法融到一起。於是，不久這些“外省仔”就紛紛逃離汕頭，多數人選擇去了深圳、廣州。那時老金是廣信一個部門派到汕頭的經理，平時在廣州，有事才過汕頭處理。每次過來他都會邀我一起吃個飯，聊聊近况。當得知我們那幫人多數選擇了離開，他就着手爲我聯繫羊城晚報。他上一輩的世交中有一位姓司徒的，曾是羊城晚報的副總編，剛剛退休。有一天晚上他帶我去拜訪他。聽説我寫體育稿有一手，就想着往體育部推薦。他原來就是分管體育部的。不過，他説自己與體育部主任蘇少泉有點不和。但後來他還是讓我與蘇少泉見了面。老蘇是全國知名的體育記者，他看了我寫的體育評論之後，對我很感興趣，表示可以進。但就在這個節點上，老蘇辦了退休。他答應的事，副主任不買賬。再找司徒先生出馬找這位副主任，終於做通了工作。可惜的是，最後出了問題，新的分管體育部的副總編不同意，他要留着這個指標進自己的人。就在這反反復復中，時間到了1996年。人過了三十五，就不算年輕人了。於是，我决定打道回府。春節回家過年時，與原單位的領導一説，班子成員一致歡迎我回歸。1997年夏天，香港回歸之後，我正式回到益陽日報社。調羊城晚報雖没有成功，並不是我的水平不够，而是别的因素未到。回來之後，説到此事，一個同事説，羊城晚報那個管體育部的副總編原來是廣州軍區《戰士報》的主編，是益陽南縣人，同事與他既是老鄉又是朋友。早知這一層，完全有打通關節的可能。命該如此啊！

　　舍友中，畢業後老金與我走得最近，對我幫助也最大。後來他生病，病危，有舍友去廣州看他，而我未能成行，因爲我一個人留守益陽，房子正在搞裝修，脱不了身。去年是老金十年祭，我與十來位舍友一起去，看望他父母，去公墓裏憑弔他的在天之靈。我在心裏默默地對他説：阿K，在生時，我未能見你最後一面，請你諒解！我祝你在天上幸福！你，好人，下一輩子平安、長壽！

　　2004年春，武漢的舍友組織來益陽看我，閑雲和酒徒也來了。益陽旅遊資源缺如，我只好帶大家去桃花江一游“美人窩”。春雨瀟瀟，車子一路開過去，直到美人窩的腹地——桃花江水庫。有舍友問我：美人呢？我説，美人害羞啊。不僅美人没有看見，便是别的母的都難得一見，這也是少有的事。但舍友中有人感嘆：擂茶好喝！竹海有氣魄！在市内轉了一圈之後，再嘆了一句，讓我感動：你這裏宜居！

　　城市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