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清理舊物，曾翻檢出不少同學來信，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現在人們早已不寫信了，這些東西當然還是有些珍貴的，我便將它們集中起來，裝在一個大紙袋裏，心想，説不定哪天得空，會打開看看的。

　　這段時間爲了完成老八舍編輯組交給我的任務：找阿凱早年來信的内容代做“自述”，我順便也專揀年代較爲久遠的信件一目十行地瀏覽了一些。本來也曾和幾個人開過玩笑，説是將來有空閒，説不定要編一本老八舍書信集的，但略翻幾篇後，覺得這計劃不大可行。彼時之話題，之心境，畢竟已遠去多年，當年大家面臨的，多是初入或重入社會的環境適應、職業選擇與人生規劃之類，今日重讀這些，未免覺得有幾分過時，甚或有隔世之感。

　　不過這些舊日信札中，倒是充盈着濃濃的同學情，字裏行間，多有對校園歲月的眷念與不舍，同學之間的罣念與關心；對彼時境况之描述，心境之吐露，也都真實而且生動。所以讀後心有所動，勾起了好多往事的回憶。斟酌再三之後，我决定從已翻看的十幾通信札裏摘録出若干片斷，敷衍成文，以供舍友們温故懷舊。

　　有一封來信雖短，不可不記。1982年9月21日，張日焕來信，寥寥幾句：“幾次打電話未打通，現只好寫信告訴你：我定於23日7時離漢回家待分，小别了。”“待分”兩字下有黑點，以示强調。此時距8月4日係裏公佈畢業分配的方案，已經過去了四五十天之久。

　　從8月5日開始，短短幾天内，大多數同學離校，剩下待分或重分的如張日焕、童志剛、謝國芳、王熹亮、許向明、張武波等人，守着空盪蕩的宿舍和凌亂不堪的走廊，日子是很難挨的。特别是8月底學生返校，他們幾位和79級擠住在一起，更是不好過。這境况，有些先行離校的舍友未必清楚，而熹亮也曾在《老八舍往事》的結尾處有過描述的。

　　1982年9月3日，寇勤從北京來信，講述赴京報到之情景，這也是我收到外地同學的第一封信：“8月11日中午，我和程習勤一起到達北京站，隋圻和郭偉峰到車站接了我們。在林業部人事司幹部調配處報到之後，我就在招待所住下了，休息了幾天，就集中學習。”又説，“我將於9月7日晚上乘車離開北京，到吉林省臨江林業局去。那個地方地處中朝邊境綫上，據説條件還不錯，至少比其他的什麽敦化、大石頭、三叉子林業局要强。”

　　此信中，寇勤對滯留學校的同學表示了關心：“昨日在師月會處，我聽説童志剛等人還在學校，真讓人着急。我已寫信到他家裏，不知他能否收到。如果你到武大的話，請替我向童志剛、張日焕、謝國芳、許向明等人問好。”

　　入職之初，和校園生活比起來，對新環境不適應和不滿意似乎是一個常態。老黄分到廣東省地質局，來信説：“我現在和另一個大學生分在一間又小又窄、悶熱潮濕的小平房，除了兩張床和放行李的地方，就剩一條狹小的過道了，……工作很單調，我現在還不知道我是干什麽的（聽説要經常下去），没事干就看報紙，不能看别的書，也不能離開辦公室，要坐到下班鈴打響。長此下去，我就只剩下認得幾個字的本領了。”（1982年9月19日）

　　謝國芳從成都來信：“初到成都，無親無故，孑然一身，遥想當時同窗之間親親熱熱，‘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的場面，更是暗暗生悲。”（1982年9月26日）“我現在的工作太令人心煩了。這一期的學生，基礎太差了，有的人數理化方面，-1和0誰大都搞不清；語文方面，布置的作業有好些字不識得，講課聽不懂，作業做不來。一煩之下，我乾脆采取‘同生死，一萬物’的超脱態度了，對他們不管，上課時噼裏啪啦講完了就走。”（1983年5月14日）

　　童志剛來信説：我依舊不忙，大事兒决不插手；班上是什麽書都看，還算暢快！怕的是長此以往，人將不仁了，并且會變成個不再希望沉思的真正的石雕像：右手捧着自己的下巴，左手却空空如也；二十年後依然是“長風吹過……”

　　老童還打趣我，“終於能坐在那裏，無聊地看些無聊的東西，但願你不當鐵原那樣的‘專業退稿信作家’。”（1983年1月28日）

　　關山分到湖北省財政廳，來信説：“工作時緊時鬆，鬆多緊少，没事也不好看别的書，憋氣得很。省直機關5月前要結束機構改革工作，直覺自己會有變動，總不能這樣拿工資，不怎麽做事（没明確的工作），讓人慚愧。”發了幾句牢騷後，還不忘來一點關氏幽默：“有時坐班煩了，就想退休；有時想不退休，每年有一兩個月的假也過得去。説了别人就笑，又有什麽好笑的。”（1983年1月11日）

　　郭倡民的感受和老關相仿：“到這裏四個月了，我不知道自己幹了些什麽，一本書也没看，也懶得動筆，日見消沉，‘墮落’，上一次街亦難得下决心，本人懶散的習氣在這裏有了施展的地方，業餘時間没人管，也没有任何壓力，所以很容易混過去。”（1982年12月25日）

　　相比之下，年級裏，“老江湖”進入新環境的適應力明顯强一些。鐵原的來信説：“我已於8月11日到報社報到，此次報社共分來7名大學生，至今都未分配具體工作，今天又到報社一趟，答復仍是休息幾天再説。估計本周之内還不會上班。樂得賺一個暑假，反正工資照拿，何樂而不爲！……回家後閑着無事，携妻兒游了一趟桂林，這一段心血來潮，也翻《英語》課本，讀幾頁書。由於工作性質未定，故生活略呈迷失方向的混亂色彩。一旦分定工作，我想盡快熟悉情况，適應環境，然後根據客觀條件，確立方向，把生活納入既定軌道，使之運轉起來。”（1982年9月6日）

　　鐵原的信中還提到：“小章偉已開始上班，本期無教學任務，安排她聽聽課。財院語文教研室有12位教員，每人每周4堂課，工作輕鬆。”信中鐵原對章偉的工作環境評價不低，不過這是“老江湖”的標準了，“小章偉”説不定正在適應環境的苦悶中，未必認同的。

　　李建平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他是這樣描述工作單位的：“本廠距市區7公里，有公共汽車直通，背靠大石山，面臨大片希望的田野，空氣絶對好！全廠職工700多人，過去主要修理火砲和光學儀器，現在部分轉産民品。廠裏没有現役軍人，待遇同地方一樣，但紀律特别嚴，奬金特别少，歷史上最高的奬金數是每月五六元，現在幾乎没有了。”（1982年9月11日）

　　我記得寇勤跑到昆明去看建平，給我寄過一張相片，就是在廠區的後山上拍的。他還和建平相約通信下棋，相當於現在的遠程比賽，不過這盤棋好像没有終局。寇勤也到成都看過謝國芳，建平在一封信裏説到，“阿寇這位欽差大臣，日子過得好不自在，來信對成都姑娘極盡溢美之詞。……我問過國芳，阿Q的話可信幾分？國芳説他對四川的城市生活頗不習慣，難於深入瞭解，他熟悉的只是湖南農民。”（1983年6月6日）那一年寇勤是去吉林的大山溝裏與熊瞎子爲伴的，居然抽空跑到成都去看同學，賞美女。而謝國芳也真是個農民，要不就是精神太萎靡，對美色完全視而不見了。

　　謝國芳的“萎靡”，他自己也有描述：“現在我比過去‘涵養’多了，過去我見到不平就要發議論，甚至面紅脖子粗；現在倒好，我在街上見人打架，見到隊上人相駡，我也心平氣和。對啊，四川人的矛盾，關我湖南人什麽事！”（1983年5月2日）

　　我們房間共6人，畢業分配時我留武漢，鐵原回長沙、老黄去廣州了。小字輩的建平、國芳和程習勤則分别分到昆明、成都和北京，按説城市都不錯，但工作實在不理想，最後還是以調回家鄉才算安心。這頓折騰，也足見亂點鴛鴦譜式的包分配，實在是很有弊端的。

　　來信中也不乏勵志的内容。吴葆儉告訴我：“我們單位要新參加工作的同志自選題目講一次課，此事一直拖到10月份，作爲轉正定級的根據。我以爲這實際上是比武式的亮相，因而爲準備講稿而頗費了一番工夫。效果是出人意料的好，連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發現自己還有點口才，所缺的實際上是膽量。”“我是把它當一篇論文來寫的，查找了南寧能找到的有關資料，上講台時幾乎没有看講稿，年月日之類的東西記得非常的清楚，同事們的評價頗高。……此後領導同事們對我的態度爲之一變，許多我不大樂意干的瑣事，領導也不敢隨意驅使我了，我這才算領略了一點努力鬥争獲勝的樂趣。”（1983年11月21日）

　　想當年吴葆儉登上大學講台時才剛剛20歲，被領導和同事們小覷也是有可能的。葆儉以這樣的方式贏得他們的刮目相看，可贊可佩！

　　還有屢敗屢戰的瀟灑和堅持。剛結束考研的童志剛來信説：“驚人的雄心大志我没有（當然，如果它藏得很深，那麽我還没發現），僅僅是不願意呆在這裏一輩子罷了。在給汪芳的信中我也説了，這就是我必須從這兒走出去的原因。……今年考試的成績已經在這兒了，五門共得了198分（政37、英26、英國文學26、美國文學52、文論57），各門成績也録下在此，若有同學問起，就請告之，或許能博得一笑。不過，所得這些分，還是到了我的高標準的，并且看來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所以信心還在，兩年之内再多得150-200分是可能的，就是走出去的路並没有斷。如果没有其它意外的阻力，再大的山林也還是得讓風流過。”（1983年4月23日）

　　寇勤在他“二闖關東”的來信裏（1983年3月15日），把枯燥冗長的雪鄉之旅描述得小資味十足：

　　“多難走哇，漫長而遥遠的路，火車頭都不知换了多少。”

　　“我從那一個個熱情的漩渦中轉出來以後，仿佛被摔進了平静而清冷的深潭。”

　　“雪，還在下雪，一場接一場，没完没了，無緣無故，就像我的煩惱和憂悶。”

　　當然大段的内容還是關乎同學的：

　　“翻開昔日的照片，讀着大家的來信，我覺得是一種享受，是這熱烈而又孤寂無言的生活的一絲慰借。”

　　“家凱來了個電報，可地址弄錯了，十多天後我才收到，内容是要‘寫作講習班’的新聞講稿。我給趙健去了信，因爲我没有底稿。是啊，大家都還記得那個講習班。”

　　“童志剛來了信，説我像‘閃電掣過湘水直撲珠江，甚至不曾吹過一絲絲亮光，説了要來又把那話做了米湯……’，説他‘十天前從考場上出來，確是一副笑模樣，還是制訂第二個五年計劃吧……’；他開始羡慕我：‘又能偷偷地安静地在林中徜徉，真是絶美的幻覺般的時光，戰士從此不思鄉……’”

　　“正月初五，我就離開家了，在北京呆了四天，説是在郭偉峰那裏睡覺，可我們談到晚上三四點，到頭來，却不知講了些什麽名堂。但當時，大家都是悠悠眷念：有武大，有同窗。説來津津有味，難於收場。”

　　“在沈陽，我住了兩天，和弓克喝了兩天酒。他没有回家，時時想起蘇武牧羊。”

　　“四月份以前，我一定要找個機會，到長春一趟，見見我們的張武波。管他呢，他們不敢反對。我要去和張武波研究一下卡拉揚！”

　　剛畢業的那一兩年，走向社會的新鮮和挑戰，似乎敵不過大家對往日校園生活的不舍和留戀，這一點在年輕一些的同學中表現得尤其真實和熱烈。

　　畢業後的第一個新年，我還收到了一張頗有味道的明信片，是童志剛從偏居一隅的湖南湘潭發來的，上面只有分行的十幾個字：

　　屬於83年的朋友們，

　　準備好，

　　“她”來了！

　　看後不免一怔，然後會心地笑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不僅“她”來了，而且下一代的“她”和“他”也都陸續到來了。人生實在太短，經不起兩三代的“她來了”，然而我在讀到那些字迹已然發黄的文字時，仍能感受到一種維係老八舍集體幾十年長盛不衰的東西，很微妙，又很温暖。這也是我在翻看這一堆布滿灰塵的信件時，時時感到悵然，又時時被那些“過時”的話題和叙述所打動的原因。

　　2014年12月24日，聖誕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