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2年5月16日至7月5日，僅舉辦51天的“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優秀畢業生寫作講習班”，在校内外轟動一時：三鎮青年踴躍報名，2次擴大招生仍不能滿足需求；校長劉道玉先生出席開學、結業典禮，自始至終關注並參與60位應届畢業生的社會互動；《湖北日報》刊發長達一個多月的連續報導，其中3個頭版頭條，同時發起“大家都來關心年輕一代”大討論。《人民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跟進報導。國内衆多新聞媒體對一項校園活動的如此傳播力度，以我畢業後在武漢新聞界工作32年的經歷看，也屬罕見。

　　1982年2月9日晚上，年級的指導員徐正榜老師來我們寢室商討辦班事宜時，怕也没想到此後的轟動和成功。

　　徐老師説，中文系七七級的學長畢業前辦了個講習班，面向社會收費招生，好像與高考有關，用自身所學幫助應考學子，賺的學費給係裏買了些辦公用品，得到領導和老師們讚揚。七八級同學，要不要也在畢業季組織這樣的社會活動？

　　那時候辦收費班，離時下大學生開網店、出校門兼職打工助學蔚然成風，還有近30年光陰。此後名震中原的“中國小商品第一街”——漢正街的首批“萬元户”，正在偷偷摸摸倒賣小孩玩的玻璃球，積攢第一桶金。校外農家自己養鷄生的蛋，提籃進校不敢公然叫賣，只能吆喝“换糧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7個月後才在黨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農村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剛結束争論在全國鋪開，城市改革尚未起步，涉及收費的活動，無論什麽方式什麽目的什麽效果，但凡牽扯上一個“錢”字，都會受很多人鄙視，甚至成爲批判的理由。校園裏，學生談戀愛也有可能被處分。收費辦班，是有風險的。

　　我們寢室位於老八舍側門出口的邊上，室友中的班幹部，僅有入不了决策層的團支委李智華、寢室長許向明和團小組長我，此外還有係籃壇明星李爲民、以“特异功能”著名的張磊。現在回想，指導員也許是最後來我們這裏的，在班裏大佬們那裏没得到理想的回應，順路逛逛其他寢室，“走群衆路綫”。

　　不知道指導員是不是覺得意外，幾個小字輩給了他最熱情的支持：班一定要辦，而且一定要比七七級辦得規模更大效果更好。

　　辦什麽樣的班才能招到願意交學費的學生？高考補習首先被否定。咱們辦的班，必須能展現同學們最醒目的知識優勢，既有足够的社會吸引力，又能迎合更多武漢人的需求。

　　我生長在武漢人口密度最高的漢口“四大里弄”，中學畢業當過近4年工人。身邊不少街坊、同學、工友，青少年時“停課鬧革命”去了，驟然面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人生轉折，有心向學，但因大學數量少、規模小、吸納能力不足，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被積攢了10年的求學人流擠落。進大學聽課，從名師那裏學到用得着的知識，是他們已經失望的渴望，是他們内心對我們這些幸運者的羡慕。

　　權衡了幾個方案，我對指導員建議：辦個寫作講習班，請部分老師也來授課；結業時給每位學員發证，蓋上中文系的大印。我堅信這個班的學員，會比七七級的多。

　　指導員很晚才離去。我們也很激動，從第二天開始，逮着機會就對其他同學尤其是班幹部們遊説。

　　二

　　接下來一周，全年級忙着搬至新宿舍樓。新寢室裏除了許向明、張磊、李智華和我，還有弓克、童志剛、夏武全、張武波。

　　在此期間，指導員和年級幹部已達成辦寫作講習班的共識。3月12日晚上，年級集會宣佈，學校也批準了這個計劃。

　　會後，指導員到我們寢室，細化討論辦班方案和招生步驟。全寢室熱烈參與，相鄰寢室也來了不少同學。辦班時間一個半月，每周日開講（那時還没有“雙休”一説）；6、7門課20課時左右，濃縮哪些“最有用”的寫作知識，請哪些同學上講台，請哪幾位最受同學歡迎的老師授課，有了預案。如何招生、收多少學費合適，指導員指定由我牽頭决定。

　　周日回家，我專門找一些街坊、中小學同學、昔日工友搞“市場調查”，多數人看好招生前景。至於學費，普遍認爲應該收5元，多了會讓人望而却步，少了也不行，畢竟是武大啊，教室、教師需要成本的，只收1、2元學費，説不過去。

　　當時武漢一個滿師的青年工人，月收入只有36元5角。5元可以在“老字號”酒樓辦桌很像樣的酒席。辦這個班已經驚動校方，收5元學費能不能招到足以開班的學員，是成敗的起步。武漢的報紙、電台、電視台，幾年後才被允許登廣告，招生宣傳只能靠我們自己寫“海報”上街張貼。4月15日，全年級同學動手，宿舍裏熱鬧得如同過節。擅書法丹青的主筆，其他人鋪紙研磨、將成品拿出去晾干。爲了貼遍武漢三鎮鬧市，“海報”製作了一百多份，樓裏樓外，晾得五彩繽紛。

　　中文系78級在校内有個鮮明特點：一旦决定了要辦什麽事，人人盡心盡力，那種集體激情，羡煞他係、他年級校友。4月18日星期天，全年級會騎并且能借來自行車的同學，兵分5路去漢口、漢陽、武昌、青山貼“海報”。我們幾個負責漢口，奔波一整天，在江岸、江漢、硚口3個區的商業集中地、居民稠密區、公交换乘處，貼了三十多份。

　　晚上回校碰頭，大家説“海報”數量不够，還有一些鬧市没貼到。於是連夜補制，4月23日再次上街“填空”。武漢三鎮的中心城區，那時只在内環綫裏，一百多份“海報”，稱得上“覆蓋”。周日回家，後來成爲妻子的女友告訴我：“滿街都是你們的海報。”

　　在電話是奢侈品、信息主要靠口耳相傳的年代，既得給招生“海報”留足傳播時間，又不能拖延太久致使信息冷却。一周後，4月30日上午，“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優秀畢業生寫作講習班”如約在漢口、武昌街頭設點招生。

　　按最樂觀的估計，兩個招生點各帶了100個聽課证。負責漢口片報名的有喬以鋼、老段、童志剛、李智華以及沙林、徐江、寇勤、張杰、盧元孝、田間、李建平和我（不確定是否有記錯記漏的），找附近熟人單位借來桌椅，在武漢展覽館圍墻邊的人行道上擺台。一大早到那裏，已有十多人在守候，有人説已經等我們一個多小時了。開始登記、收費、發聽課证後，四周一直被人群包圍，那一段寬敞的人行道形成堵塞。曾有兩位民警來觀察情况，見是我們在招生，主動幫忙維持秩序。招生點只有一張“海報”和我們佩戴的校徽顯示身份，佐证僅有聽課证上武大中文系的紅印，那麽多人排成長隊交一筆不菲的學費，連警察都没有一句質疑。一小時工夫，100個聽課证就辦完了，還有人群圍着我們懇求“多招一個”。有的人説激動了，大聲斥責“爲什麽只招這麽一點兒人”。

　　我們一遍又一遍解釋：教室容量有限，人多没座位，不能保证教學效果。報名的人們不依：自帶小板凳聽課不行嗎？耗了將近1小時，見我們滿頭大汗、口干舌燥，人群逐漸散去。剩下幾位最執著的，我説：現在没有聽課证了，過幾天去武大吧，幫你們報上名。大伙這才脱身。

　　返校匯報，武昌的招生點也是如此。我和指導員商量，有兩個辦法可以擴招：一，换一間最大的教室；二，武漢很多單位分區輪休，江岸休周一、江漢周二、硚口周三、漢陽周四、武昌周五、青山周六。講習班分成每周數班，每一課輪班多講幾次，可以多招幾倍學員，還能讓絶大多數職工學員避免請假來聽課。

　　師月會同學是年級黨支部中的學生最高領導，他曾在《老八舍往事》一書中回憶，講習班籌辦期有過擔心：造出了這麽大的聲勢，“如果招不來學員怎麽辦？如果形成上不去、下不來的局面怎麽辦？”最後，他和關山、張杰等同學慎重研究决定：“瞎子害眼——豁出去了，干！”

　　我們幾個始作俑者從没想過會招不來學員，但也决没想到會發愁學員太多。指導員當即拍板，新宿舍樓的樓梯邊有間空餘小房，掛牌“講習班辦公室”，我住進去負責擴招。他與係方校方協商擴招的各項具體事務。

　　三

　　講習班5月16日星期天開學。開學前一天，《湖北日報》頭版頭條刊發千餘字通訊《一張招生海報貼出之後》。文章描述：講習班招生“擴大到500名，爆滿；又擴至700，還是爆滿”，報名截止以後，仍有衆多的人“成群結隊地奔赴珞珈山要求報名”。

　　開學典禮，主會場坐滿，增開一個分會場也坐滿，報社、電視台、電台的記者們，在人叢中架設照相機、攝像機、録音機。

　　從200學員到超過1000學員，僅只5月1日、2日兩天。那兩天，“講習班辦公室”門庭若市，幾位往新聽課证上蓋中文系大印的同學説：“蓋得手軟。”

　　李卓鈞同學是講習班財務負責人之一，他披露的學費收入是4500多元，招生逾900人。

　　我知道，學員遠不止這個數。開學前，指導員找我商量，校内許多職工、老師、領導找他要聽課证，是被自己的兒女或親戚纏着要的。這種從未有過的盛况，是中文系的光榮。這一批照顧校内員工的聽課证，我們没有收費；年級部分武漢籍同學，有直系親屬想來聽課，也没有收學費。有聽課证的學員總數，超過1000人。

　　此外，還有很多無证學員。

　　擴招的兩條建議均被校方采納。將學員按志願分成了5個班，周一至周日輪班開課，代價是講課的老師同學辛苦一點，同一課得講5次；課堂换成新教學樓面積最大的階梯式教室，可容納200人左右。每個班都指派同學擔任班長、副班長、助教，爲學員服務。開學第一周，班長們同聲反映：教室全部坐滿，門外和窗外還擠了很多人。

　　那些門外、窗外的學員裏，有我叫不上名字的熟悉面孔。

　　爲了滿足武漢市民的求學願望，學校已經盡了最大努力。5月3日，教室實在没有空座了，招生不得不叫停。那以後，還是不斷有人來我那間小房要求報名。

　　幾位年輕的中學教師，因上班錯過了招生時間。他們自述中學畢業留校任教，以前學生讀書多少無所謂，尚能應付教學任務。恢復高考之後，迫切感到急需“充電”，但業餘難覓求學處。星期天，他們相約來武大，坐在“講習班辦公室”不走，“難道多招幾個人不行嗎？”

　　一位小伙子苦求報名未果，急得自陳：我是剛從監獄裏出來的，年少時走了歪路，現在要學點本事重新做人，你們就不能幫幫我？！

　　幾位紡織廠的學徒女工，月薪不到20元，哀求：報名遲了，我們多交學費，每人10元，行嗎？

　　一位商店的店員，2次求告以後，轉身去找來了隔壁學院的熟人。那位老師出示證件説：看在鄰校的面子上，補報一個吧。

　　最難忘的是一位蔬菜公司采購員，開學一周了纔來報名。他常年駐外採買，回公司述職方知講習班招生。“聽説我想去讀武大辦的講習班，連公司都破例批準我在漢短期工作，支持我來求學。我没日没夜地爲武漢人的‘菜籃子’奔忙，你們爲什麽不能照顧一個名額？！”

　　我無權再發聽課证，我也無力勸退他們。説明難處後，我建議：去教室外旁聽，説不定會有學員有事缺課，若是開講後還有空位，你就悄悄地坐進教室。

　　講習班開學後，不斷聽到宿舍裏的熱議：哪位同學講課精彩，聽衆如醉如痴，大家由衷敬服；哪位老師比對我們講課更興奮，爲了引導更深刻的文學認識，手舞足蹈地模擬作品中各種人物、情境，學員驚嘆“過癮”。我也忍不住想去“過把癮”，無奈常被要求補報的學員纏住，直到課程過半，才有機會去門外、窗外，和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一起旁聽。

　　宋致新同學主講最後一課：學員習作講評。她要披閲上千份習作，量實在太大，有三個班委托我代課。在那三個班上，我分别看見了前述没報上名的學員，他們有的坐進了教室，有的仍在窗外站着。

　　臨近結業，指導員同意了我的建議，允許堅持旁聽的學員交上相當於考試的結業習作，合格者同樣頒發結業证。

　　那個結業证只是個學習證明，並没有文憑功用。能拿到它，學員們仍然開心、珍視。

　　講習班結業之際，學員和同學們同台歌舞，臨别依依難舍。道别後26天，我們就拿着分配通知書各奔工作崗位。送行人群中有講習班的學員。有位女學員送她的班長去火車站，汽笛長鳴，泪如泉涌。我們年級僅有60位畢業生，其中3位同學與講習班學員結爲夫妻。衆多講習班學員，與學伴及我們部分同學，成爲一生好友。

　　畢業後很久，談起講習班，還有同學感嘆，表面上是我們當老師，但多數是同齡人的學員們追求夢想的執著，給我們這群即將走出校園的年輕學子，也帶來了平淡日子難以收穫的心靈震撼和生活感悟。這些震撼和感悟，在今後的歲月裏，或多或少會影響我們在面對人生起落和迷途時，選擇如何行路。

　　四

　　綜合分析新聞媒體對這個講習班的報導，有兩方面的新聞内涵，使他們將這個一群大學生和一群社會青年的互動故事，當作非同一般的社會事件，給予超常的關注和版面投入。

　　一紙短期專項知識學習班的招生“海報”，激發了一城青年人的向學熱情。他們當中，有人還是當年的紅衛兵，從一片“革命”瓦礫中站起，塵霾未及洗净，就開始面對不知前景的社會轉型。從此要靠實幹和績效安身立命，不能再在口號和内鬥中混不温不飽的日子，這些在“讀書無用”聲裏耗過大好年華的青年，能不能在這巨大的時代落差中轉過身來，積聚足够的氣力，舉起振興中華的旗幟？社會正在等待充分證明的焦慮中，講習班招生點排隊報名的長龍，講習班課堂門外、窗外衆多渴望知識的目光，給了主流輿論足够的驚喜。《湖北日報》在報導講習班的第一篇頭版頭條中評述：“它從一個側面生動而又深刻地顯示了在建設精神文明的歲月裏，青年一代奮發向上、積極進取的風貌。”武大校長劉道玉先生在講習班開學典禮上對擠得滿滿當當的人群感慨：“我一到會場就被大家的求知慾望所感動。在這裏，我看到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青年一代正在成長起來。這使我由衷的高興！”《人民日報》發表署名評論指出，這個驚動一座城市的講習班説明，“一個追求知識、崇尚文明的新時期開始了”正是類似講習班現象的一個個例证，奠定了中國人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的社會信心，形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體意識。

　　一群站在課堂門外、窗外的身影，引發了對改革傳統教育體制的吁求。大學“吃財政飯”，國家撥款包辦，雖然學生無需交學雜費，家庭困難的還有數額不等的助學金，不會出現因貧失學者，但因國家財力所限，學校缺乏擴張的力量，大學量少“廟”小門檻高，恢復高考兩届招生，千軍萬馬擠上“獨木橋”，大量求學青年望橋而嘆。有心自學，可教育界、出版界也百廢待興，不少大學教材還是自己裝訂的油印本，哪家書店都買不到。講習班學員周景洪是一家工廠的機床操作工，他結業習作選題《報名》，寫道：“這幾年風氣大變，上面號召學習，下面渴望學習。多少人，特别是年輕人在校門外求學無門，苦惱啊！武漢大學中文系的這個頭帶得好，全武漢市的人們都會感謝你們。”劉道玉先生在開學典禮上致辭，説完感慨就自省：“當我看到這麽多青年渴望學習，爲振興中華而奮發圖强，我作爲一個大學校長，深深感到内疚，説明當前我們的高等教育和社會主義建設還遠遠不相適應。”《湖北日報》隨後的報導主項，轉爲“大家都來關心年輕一代”大討論，《人民日報》也發出“請助一臂之力”的呼聲。教育改革，自此箭在弦上。

　　兩年後，電視大學全國開花。

　　多年後，劉道玉先生回憶：中文系78級的寫作講習班，“辦一所没有圍墻的大學”的理念，産生了全國性影響，“啓發了武大在全國第一個成立成人教育學院”。

　　現在，盡管教育改革還有受人詬病之處，但求學無門的社會群體現象，早已被人遺忘。

　　當時的新聞媒體在報導講習班時，對“收費”一事不約而同地視而不見，没有一個字提及，不能不説是歷史局限的遺憾。

　　知識也是商品，知識也有市場，在逐漸换思想换觀念的30年中，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78級收費講學之舉，即使不是濫觴的源頭，也是先發的萌芽。

　　講習班的招生策劃和實踐，也堪稱教育産品商業營銷的先行個案。雖然不是自覺的市場意識，但那些懵懂的市場追求和營銷探索，成功攪動了社會波瀾。4500多元學費收入，是1982年一個青年工人10年的工薪。這筆武大學生營銷知識的成果，給係裏添置了辦公和教學用品，給中文系78級同學每人發了一本《辭海》。

　　辦班前後，我一直佩服促成此事的核心人物——指導員徐正榜老師。那個時候，連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在“摸着石頭過河”，“姓社姓資”的争論直至十年後老人家南巡才基本統一認識，在校園裏大張旗鼓辦一個收費的講習班，隨時有被人“批倒批臭”的風險。若有風險，主責會由徐老師承擔。他堅持倡導辦班，體現了敢於“過河”的膽識；他在辦班過程中，對重大决策的民主做派，對一個可行方案的敏鋭感覺，對一群小字輩的大膽信任，對整個團隊的引導和動員能力，以及爲解决不斷出現的新問題而展現的與校内各方迅速協調溝通取得最大支持的才幹，有現代CEO的風範。

　　數年前，在從廣州回漢的火車上巧遇徐老師。下車幫他搬一堆書去尋出租車的路上，他突然對我説了一句：“你不去做生意，太可惜了。”

　　32年過去，我從没有這樣的念頭。倒是對徐老師，學校没讓他在市場運作上一展所長，讓我頗覺可惜。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