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中文系78級，在校的四年裏，陸續自發地出現過很多文藝“組織”——這在那個時代是一種潮流，很時髦的潮流，仿佛一個年級一個班級不誕生幾個文學文藝社團就會被時代所抛棄或被視爲自絶於進步勢力，而自己若不屬於這個社那個會的成員，跟人聊天吹牛都没什麽底氣似的——如半官方的“長徵文學社”、“攝影社”和純民間的“熙徳劇社”等等。那其中有一個團體，它確實真真切切地存在過，但却從没“正式成立”過。它没有“法定”的名稱，没有商定的章程，没有選定的社長，也没有形成文本備查的成員名單，能够證明它存在的，是四册油印的、開本各自爲政的、紙張厚薄不一顔色灰黄相間的、没有連續性刊名的小詩刊。由於第一本“詩刊”的第一首詩的題目是《烟囱》，封面上也用兩條直綫暗示了烟囱的形象，所以詩社的非正式名稱便是：“烟囱詩社”。

　　不過，對於同一件事情的個人記憶，往往會有很多差异。關於這個詩社，汪芳（方方）在2006年接受央視《東方時空——我的大學系列》節目采訪時，對於“烟囱詩社”的定位比起我的記憶來，就“高大上”了許多：“我們在學校裏面成立了一個詩社。我們在討論這個詩社叫什麽名字的時候，就給這個詩社起名叫烟囱，所以我們詩社就是叫烟囱詩社。烟囱它是什麽形象？烟囱就是一個獨立的形象。其實我們追求這種個人這種獨立思考能力是每一個同學都向往的，都是内心的一種願望，都是希望有這個獨立思考能力。其實只不過是我們剛上大學的時候，可能我們也很想有獨立思考能力，可是你還没有這個能力。”

　　“烟囱詩社”——這名字肯定都没幾個人知道——更像是一個“愛好共同體”，它不是某種使命感的産物，時代的氛圍和青春的躁動，加上詩歌這種最容易掌握的體裁，自然而然地催生了它。放在那個大時代的背景下，“烟囱詩社”確實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而且在後來的日子裏，它的成員中不僅没有一個成爲職業詩人，没有出現一個詩評家，甚至没有哪個人的工作與詩歌有稍顯密切的關聯。當然，我也不能不説一句：如果他們寫下去，有人會成爲最好的現實主義詩人，比如汪芳；有人會成爲最好的現代派詩人，比如弓克；有人會成爲最好的詩評家，比如楊鐵原、來華强；……但一切只是推論，而已，就像美國詩人弗羅斯特在《一條未走的路》中説的：“黄色的樹林裏分出兩條路/可惜我不能同時去涉足。”

　　現實的要求是，我們既然是中文系，必須得有個詩社，甚至還應該有個詩刊，才合乎情理；而一批悶頭寫作分行句子的詩歌愛好者，則是詩社能够出現的基礎。當然，詩社的誕生地有相當的隨機性，張磊、許向明、霍霍們的寢室裏誕生了文學社，我看主要是因爲老許和老霍等正熱衷於寫小説；李昕的寢室誕生了攝影社，是因爲李昕的一架舊相機團結了一群攝影迷；我們103寢室誕生了詩社和劇社，那是因爲弓克、老夏和我三個小字輩喜歡熱鬧，而三位老大哥雅虎、老段、老楊也能以欣賞的態度聽任我們去熱鬧。

　　“熙徳劇社”是因爲演出了古典話劇《熙徳》而産生，詩社是因爲印出了第一本小詩刊而存在，不一樣的是，劇社後來因爲排演《沉思者》而一時轟動，詩社的誕生和結束却並無二致地悄無聲息。還有一點不同是，劇社裏的導演、演員、道具、音響等等都分工明確各司其職，而詩社裏的人却都是身兼數職，每個人都是策劃者、作者、編輯、校對、同好招募者、鋼板刻寫者、油印機操作者……也正因爲如此，所有的工作都是自發加自願的，是任性而爲的；没有三年計劃，甚至没有三個月的計劃，興之所至，一切隨緣。

　　翻看那幾本油印舊刊，你會發現其中的字體五花八門，因爲不僅作者往往就是刻寫者——汪芳在她的文章《一生中最重要的》中説：“在詩社裏，我算是主力。不光寫詩，還要刻鋼板。我在上大學前，在原單位搞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工作，比較會刻鋼板。於是詩社所出詩集最重要的作品大多由我來刻。”——非作者也會被拉差，刻鋼板的楊勝群、劉亞虎等甚至都不怎麽寫詩，他們是最純正的義工，僅僅因爲他們跟幾個好事者分在了一個寢室。

　　詩刊從第二期開始，在尾頁上加署“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編”字樣，應是拉大旗的小團體行爲，並未經過班委會和黨支部的研究批準，與年級文學社的社刊《紅楓葉》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四本詩選刊，在《藍摩托》和《A大調》上分别標有總第二期和總第三期的期數，説明他們之間是具有連續性質的；但第一期的封面上没有刊名，而隨後的刊名又互不搭界，各説各話。這個不與流俗妥協、極具創意的文本，無論好壞，都得歸功於弓克。瞭解弓剋的人一定會恍然説：哦，《藍摩托》、《A大調》，這樣别出心裁的刊名，也只有他敢取了。還要記録一筆的是，前三期的封面設計，皆爲弓克手筆。

　　可以肯定的是，詩社裏所有别出心裁怪模怪樣的事情都是弓剋的主意，比如刊物的開本，細長的一條，誰都説不清那是多少開，等到了最後一本，弓克終於去忙學校的“多學科討論會”等大事了，詩刊這才回到了正常的16開。

　　弓克干的怪事當然不止一件。在總第三期《A大調》裏，有三則簡訊，第一則竟然是一則訃告：“本刊重要詩人小頓，於六月三十一日病逝……”小頓是弓克寫詩的筆名，在《烟囱》上刊登過《在天地之間》，那詩以“我倒立着”開篇，奇崛怪异。不知他發什麽瘋，要突然宣布寫詩的小頓死了。同期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結束——挽小頓和他的詩》，署名沐競戈，是我執筆的。還刊登了另外一首詩，題目是《作爲小頓的朋友，我開始寫詩了》，署名波歐，那無疑是弓克自己的手筆，作品以平和的“他和所有的死者没有任何區别了”結束。詩性的人，詩性的惡作劇，混雜着古風和西方現代風的特殊氣息。

　　三則簡訊中的最後一則是個消息：“本刊主要撰稿人吴新在《藍摩托》上發表了最後一篇作品，今已告别詩壇，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在許多刊物上陸續讀到她的小説作品。”但“吴新”兩個字是用藍墨水鋼筆添加上去的，而仔細辨認，你能發現，被覆蓋的名字是“卓守”。卓守是誰？就是後來著名的小説家方方（汪芳）。事情是這樣的：至少從大學三年級開始，汪芳寫小説已經進入最後的收穫階段，就看是哪個刊物給她發表了，而且對這一動向我們是瞭解的。我和弓克作爲好事之徒，自然不想放過這樣一個炒作的機會，便擅自白紙黑字地披露了這一消息。那天，汪芳來我們寢室，看見已經印好的詩刊上的這則簡訊，當即表示出强烈不滿，説了什麽，我不記得了，但她確實重重地摔了我們寢室的門，走了。面面相覷的我們，只好用鋼筆一本一本地把“卓守”改成表態將來保证不寫小説的“吴新”（大概是樑凡），但那個泄露天機的“她”依舊在。至於汪芳爲什麽叫“卓守”？大約因爲她琢磨寫小説不是一天兩天了，我和弓克認爲，她的主業是寫小説，而寫詩只能算副業，是用左手就能做了的，所以就給她安排了這個筆名。

　　詩社成員們的筆名，大部分中規中矩，直觀上就看得出來源，童志剛叫童謡，夏武全叫仲夏，師月會叫施岩，楊鐵原叫金泉，那個沐競戈，也是簡單地從樑童弓夏每人名字中取一部分組合而成……最特殊的當然是弓克，他爲什麽叫小頓？叫波歐？我們簡直找不到一點綫索，而他如此取名的初衷，可能追求的恰恰是讓人不得要領。童志剛叫林一娜，也許是隨手寫下的結果；楊勝群叫遜君，大概是謙虚使然；李智華叫静静，我能想到的原因是，這名字跟他當時的女朋友有關……關山的筆名有點奇怪，叫“東方芒藤”。當年關山想取個筆名，我們就幫他出主意：武漢有個地名跟他的名字一樣叫關山，位置在華中工學院附近，地處武漢大學的東邊，英語的“山”發音是“芒藤”，所以我們説：你就叫東方芒藤了。畢業前，關山在省委的一本刊物《黨員生活》上發表了一組詩，署名就是東方芒藤。

　　我個人寫詩屬於“直白派”，詩歌語言是傳統的，所表達的感情也基本是主旋律的。當年入學兩個多月後，我在《武漢大學校報》（1978年12月31日，總第247期）發表的第一首詩，名字就叫《祖國踏上新征程》，正能量得厲害。那幾年我確實寫了很多詩，校報編輯的《大學生作品選》1、2、3期每期都有我的作品，甚至77級學兄們編的詩選刊中也有。大概是數量的優勢給人造成了錯覺，汪芳後來竟然公開説在詩社裏“童志剛的詩是公認的最好，激情四溢”，這樣的評價不知會激發多少人的不滿情緒，這“舉賢不避親”的褒揚，實在讓我羞愧萬分；同時也讓我明白，跟汪芳大學同班同組四年，然後工作爲同事、居住爲鄰居十幾年，實在是太值了。

　　翻檢舊作，我的詩堪稱一無可取，我自己能記住的只有本文標題引用的這一句“白話詩”。但我對詩歌界也有過一個貢獻，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有必要記録在案：1981年7—8月間，我在假期裏寫了一首詩，題目是《不是雲——爲那些終日從“這裏”向“那裏”送貨物的人力車夫而作》，這首詩當然是一如既往地並無亮點，但它催生了另一篇閃亮的作品：汪芳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中説：“那時詩社社長是童志剛……詩集最前面的組詩幾乎全都是童志剛的，我刻了幾册詩集，結果幾乎全都刻的是童志剛的詩。”《不是雲》的鋼板刻寫者正是汪芳。她大約是一邊刻寫着我詩句，一邊在想：這樣寫不對。然後對我説（大意）：“寫這個題材，你只能隔靴搔癢，寫不出他們的真實感受；我是拉板車出身，看我來寫一首。”隨後她就寫了《當我拉起板車》，發表在1982年的《詩刊》上，并且獲得了年度優秀詩歌的一等奬。武漢作家田天（他是我們中文系的師弟）後來寫文章時用了“奇迹”這個詞：“那首《當我拉起板車》奇迹般發表在全國性大刊物上，我們這些武大學子才第一次知道了汪芳的名字。”這首詩的高度讓“烟囱詩社”顯得不是那麽完全可有可無了。

　　詩社没有搞過研討會，没有舉辦過賽詩會，估計也從來没有人自我介紹説自己是“烟囱詩社”的成員……詩社唯一的一次公開活動，可能是畢業前夕講習班結業系列活動中的那次“珞珈山詩會”，因爲是以詩社名義承擔的任務，我便充當了主持人。當時有人拍攝了我站在講台上主持詩會的照片，後來在2014年的某天，央視新聞介紹各大學校長給新生講話，武大校長畫面的背景圖片中就有這一張；之前之後，它還“以訛傳訛”地一再混迹於武漢大學老照片系列之中。那天我朗誦了大約是在學校裏寫的最後一首散文詩《溪水般流淌的情絲》（後來這首詩稍作改動發表在《湖北日報》上），當時是張武波用他的録音機給我配的樂，至今想起，那種温馨的感覺仍在縈繞。

　　我們的詩社没有門檻，不考慮政治面貌、現實表現，只要你寫分行的句子就行，也因此，詩社竟然表現出了相當的開放性。在我們的詩刊上發表作品的，不局限於老八舍的78級同學（年級同學約三分之一的名字出現過），比如中文系77級的學兄張天明（章添鳴）、徐業安（夜庵），80級的學弟吴濤，經濟係的張小紅，還有咸寧師專來武大進修的青年教師吴忠誠等，都在我們的詩刊上留下了作品。但在交往方面我們比較“内向”，跟77級的高伐林、王家新有過一些接觸，記得有一次他們請來了著名詩人葉文福，在當時算是個敏感人物，大概是在王家新的寢室，開了次半秘密的座談會，我們詩社中有幾位成員在場。

　　脱離了青春躁動之後的詩社成員，不再把詩歌當成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據説只有弓克仍然還在寫，在寫一首更加奇怪的詩；但以他的講究和雕琢，不知我們何時才能欣賞到。1998年之後我還寫過詩，寫作時間視老八舍同學的大聚會而定，一概是爲了同學的聚會而寫，表達的感情是真實的，采取的方式是戲謔的，目的只有一個：給大家帶來快樂。跟我一樣，老八舍曾經的詩人們，後來若是重操舊業，基本是僅僅在爲老八舍而寫了。

　　關於詩社，我並没有特别清晰和系統的記憶，它是一段影響微乎其微的人生插曲。翻看幾本詩刊才發現，詩社存在的時間原來是那麽短暫，從1981年3—4月間印出第一本《烟囱》，到1982年5月第四本《涌向天際》——這個名字，是我們用詩句對四年大學生活的告别，昂揚的的背後，是星散的無奈——問世，前後僅一年多時間，用“曇花一現”來形容可能都是過譽，只能説是：來過，去了，近乎來去了無痕。

　　指天發誓，這個詩社真的存在過，但也止於存在過；如果我今天不記下這些鷄毛蒜皮的點滴小事，未來不會有人知道它；雖然，知不知道它，原本也無關緊要。

　　附：四本小詩刊裏（《烟囱》、《藍摩托》、《A大調》、《涌向天際》）的作者，籠統地説都是詩社的成員。録以備查（以目録中名字出現先後爲序）：童謡（童志剛）、小頓（弓克）、白池（？）、樑凡、仲夏（夏武全）、施岩（師月會）、林一娜（童志剛）、吴忠誠（咸寧師專教師，當年在武大進修）、張日焕、張小紅（經濟係學生）、東方芒藤（關山）、郭倡民、司馬（？）、静静（李智華）、沐競戈（弓克、夏武全、樑凡、童志剛）、吴新（樑凡）、卓守（汪芳）、金泉（楊鐵原）、中子（郭倡民）、吴濤（中文系80級學生）、波歐（弓克）、章添鳴（中文系77級張天明？）、夜庵（中文系77級徐業安）、張杰、汪芳、老倌（？）、小森（？）、張國安、方潔（章偉）、翔子（？）、程習勤、寇勤、遜君（楊勝群）、隋圻。

　　2014年12月於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