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説武大中文系攝影社，還得從校學生會攝影社説起。

　　大約是1980年下半年，那時我在中文系讀大三。一天，校學生會美工隊隊長劉濤來找我，説校學生會要成立一個攝影社，也就是照相館，給同學們照照相，然後印出照片留作紀念，同學們有這種需要。我們的攝影社也可以適當收費，但價格一定要便宜，因爲珞珈山照相館收費太貴，很多同學照不起。劉濤知道我會攝影，也懂得暗房技術，所以問我有没有興趣。我説這事好辦，只要有人有設備有暗房，肯定做得成。他説没問題，與學生會協調，他來解决。

　　很快，校學生會在老齋舍樓頂平台大屋頂的角樓裏面，給我們騰出一間屋子。攝影社就準備在這裏開張了。劉濤本人是攝影高手，且深通書法（後來他做了中央美術學院的書法係教授，專攻書法史研究）。但是他不喜歡張羅具體事，找到我以後，他就大撒把了。他兼任攝影社社長，讓我當副社長，然後就把一切都交給我來辦。首先是組建班子，劉濤只給我介紹了歷史係77級的同學夏潮（此人後來讀了博士，現在是全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其他由我來找，我就近在中文系78級同學中，發展了駱苗、徐江和隋圻。又找了物理係的徐世斌，還有經濟係的一個姓陳的同學（名字已忘記了，因爲這傢伙好説大話，我們中文系的幾人給他起外號叫“牛皮匠”，不大喜歡和他來往，所以他很少參加攝影社的活動）。後來攝影社開張，因爲和外係的同學不住在一起，那時又没有手機，聯繫不方便，所以攝影社一共八個人，其實主力就是中文系的四位。

　　那時的攝影，用的是傳統膠卷相機，拍的是黑白照片。我們要做的，就是先拍照，然後冲洗底片，再用底片放大黑白照片。這在當時也算是高技術含量的活計。首先得有放大機，校學生會出資100元，讓我們去買機器。我和劉濤跑到漢口，按照預算，抱回來一台80多元的，當天晚上架上一試，發現洗出來的照片都是虚的，對焦不準。再一看，原來是放大機的鐵支架太軟，時有輕微晃動，影響對焦。於是第二天又馬不停蹄地跑回去换貨，按理説已經拆封啓用的機器，是不退不换的，我們好説歹説，照相器材店的女服務員看見我們是苦兮兮的窮學生，就同意給换了一台“海鷗”牌的，這一架就貴多了，共花了130多元。

　　其他設備就是相機了。校學生會無此預算，只能用我自己的相機。我的相機那可真是其貌不揚，就是一個接近正方形的小鐵盒子，上面露出一個鏡頭，看上去笨頭笨腦。它是40年代東德的産品，品牌是“維拉”，幾乎無人知曉。50mm的定焦，焦距是1:2.9。懂行的人一看便知這是一個非標準化産品，因爲一般相機的焦距，有1:2，1:2.8，1:3.5等等，從没聽説過有1:2.9的。但在那個時代，老百姓中擁有相機的家庭恐怕十不及一，一個大學生能把這樣一架老舊的相機帶到學校，已經是一種奢侈了。這架相機成像極好，用過的人都説它特别“出片子”。我在農村插隊時，曾經帶着它走遍公社的村村落落，用它給老鄉們拍過幾千張照片。我發現它不論室内室外，無論光綫好壞，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都很高。記得我當時爲討好大隊黨支部書記，特地給他拍了一張近照，然後用10×12的相紙放大出來送給他，誰知因爲照片拍得太清晰，把老書記臉上的七溝八樑、疙疙瘩瘩都表現無遺，就像羅中立畫的《父親》似的。老書記見狀説，“我有這麽醜嗎”，竟然當場將照片撕成兩半。由此你就可以知道這相機的寫真能力了。

　　設備有了，還得做廣告呀。我和徐江、隋圻等同學平時在一起拍過一些照片，可以貼出去作爲樣品，但這時同學陶家凱説：“你們幾個秃小子的形象，能吸引顧客嗎？打廣告得有美女呀。”可是到哪兒找美女呢？本年級裏有6位女生，個個都是“讀書的種子”，問都不用問，肯定是不肯作廣告招摇過市的。於是找劉濤幫忙，他給我介紹了歷史係的兩個美女，一個是77級的朱雯，另一個是79級的虞織文。這兩個女孩是閨蜜，出雙入對，形影不離，平時在校園裏就是引人注意的一對，惹得男生給她們起外號（外號屬隱私，這裏不提了）。我趁一個星期天約她們到校園裏轉了一圈，在圖書館、體育館、湖邊，她們盡情地擺出pose，我拍了一組照片，然後把照片放大出來，貼到了校學生會的布告欄裏面。

　　既然是收費服務，就要有定價標準。我和徐江到珞珈山照相館去“取經”。怎麽取，就是去抄他們印製和放大照片價目表。那價目表上，從1吋、2吋一直到12吋、24吋都詳列價格。我們抄回來以後，一律除以2，按半價計算。比如6吋照片照相館收費7角2分，我們就收3角6分，4吋照片照相館收費3角6分，我們就收1角8分。拍攝一張照片，照相館收費要1元多，而且没有外拍服務，我們只收4角錢一張，常年在外面設點。這樣比起照相館，我們的競争力就很明顯了。

　　攝影社就此辦了起來，我們幾個人輪班，每人每周兩次，下午課後在老齋舍平台圖書館前，定點爲同學們拍照，晚上在暗室冲洗照片。我們洗出的照片，和珞珈山照相館相比，質量一點也不差，很受學生好評。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各係的學生都跑來請我們照相，攝影點經常要排長隊。許多同學，特别是剛入學的新生，要給家裏寄照片，要在武大的校園美景留個影，我們的服務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大約一個學期以後，攝影社贏利了。扣除設備和其他生産成本（膠卷、相紙、洗相藥品）和攝影社人員的出勤補貼（每人每次4角錢）以外，上交給校學生會150多元。這在當時絶不是一個小數，大致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生三個月的工資。中文系主管學生工作的老師林豪生聞知此事，便來找我説：“你們干嘛要給學校賺錢呀？咱們自己係裏的人，應該給係里干。”這話很有點肥水不外流的意思。我問：“給中文系干以什麽名義才好？”他説：“就叫係學生會攝影社。我在學生會成立一個勤工儉學部，你就做部長，兼攝影社社長。”後來我才知道，所謂勤工儉學部，是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攝影、洗照片，可以和勤工儉學劃等號。

　　在這之後我和劉濤商量，中文系的四個人要撤出校學生會攝影社了。劉濤此時也到了畢業前夕，無心戀戰，看到主力統統離開，便和校學生會打招呼，宣佈校攝影社解散。我們幾人撤回到係裏，重新購買了放大機，林豪生老師協調，在老八舍三樓的女生宿舍中騰出一間屋，作爲我們洗相的暗房。重建中文系攝影社，我做社長，徐江是副社長，原有的四人不够，我們又在同年級的同學中，拉進來幾位攝影愛好者，記得有寇勤、劉道清、李建平、陶家凱等。由於男生都住在老八舍一樓，宿舍的窗子臨着一條小路，我們選定了駱苗和徐江等同學的宿舍，就在那裏開窗營業，接待顧客。窗台就是櫃檯，來登記照相和取相的學生不用進屋，就在窗外排隊。由於我們大作宣傳，把海報貼得滿校園都是，食堂、小操場門口都有，特别是貼到了珞珈山照相館門前，很有一點擺擂台、争客户的味道。這樣一來，一時間非常熱鬧，顧客增加了很多，生意比校學生會攝影社時期火了不少。我們很注意照片質量，每天洗出的照片，裝袋以前都要質檢，發現不合格的，立即返工。有時在景點拍照，取景不理想，比如人臉黑了，或陰陽臉了，或人像不突出與景物不成比例了，我們就主動聯繫顧客重拍，重洗照片。我印象中，攝影社營業期間我們從來没有因爲質量問題受到顧客投訴，更没有與顧客發生過糾紛。

　　説到糾紛，倒是有一次發生在我們和珞珈山照相館之間。這家照相館是武大校園内唯一的國營照相館，位於12路公交車終點站旁，緊臨一間熱干面館，其位置，離老八舍不過兩三百米。因爲我們的生意火爆，珞珈山照相館變得門庭冷落，眼看要被我們擠垮了。一天下午，他們忽然派出兩名員工，到我們老八舍一樓的營業部門前探頭探腦。見到我們的營業廣告牌，上手撕，用脚踹，頓時給弄得稀巴爛。他們大概覺得我們是非法經營，且對他們搆成不公平競争。嚴格地説，我們的確没有履行工商登記，屬無照營業；但我們以“勤工儉學”爲名，又有校方支持，也自恃理直氣壯。當時我不在宿舍裏，後來聽説，幾乎是打了一場群架。最先發現有人搞破壞的是同班的楊鐵原，此人是湖南漢子，人稱“瀟湘酒徒”，原籍山東，一向俠肝義膽，好打抱不平。記得不久前我們開門辦學，在農場裏發現一個小偷兒，大家義憤填膺喊抓，也是楊鐵原一馬當先，提着此人脖領送到派出所的。這天楊鐵原從宿舍裏冲出，大喊一聲“住手”，隨即挽起袖子，撲將過去，與那兩個照相館員工扭作一團。因是在宿舍門前，同學們紛紛涌出，將那兩人團團圍住，形成群毆之勢。那兩人見狀不妙，有如過街老鼠，奪路而出，狼狽而逃。從此，再没有人敢來攝影社門前滋事。

　　另一個小插曲是，我那架老舊的東德相機有一天突然壞了，快門無論如何按不下去。預約攝影的單子已開出了一大批，相機出故障，急死活人。這可是我們唯一的攝影工具呀。我們想找漢口的照相器材店，但是考慮到這架已經是文物級别的外國相機，估計維修人員都没有見過，怕是修不了。這時，當兵出身的同學萬鳳琪凑過來看看，擺弄了兩下，説：“我來試試吧。”我們知道這傢伙心靈手巧，平時就喜歡鼓搗些半導體收音機之類的小玩意，但也並不相信他能修相機。這時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誰知那萬鳳琪把相機拿去，幾下就把它大卸八塊，一兩個毫米大的小彈簧、螺絲釘拆出一大堆。拆開一看，發現機身内部，已經積下一層塵土。原來是像鐘錶一樣，需要“擦油泥”了。於是他把每個部件用汽油清潔一番，又原樣安裝回去，這機器立刻完好如初，快門咔咔作響，分外悦耳。

　　中文系攝影社又紅紅火火地開辦了一個學期，後來學生宿舍搬離老八舍，我們的營業窗口没有了，攝影社就不再對外營業，但是作爲本年級同學的内部的社團，仍然爲大家提供自娱自樂的服務。畢業前同學們頗爲活躍，組織過學生畢業論文演講答辯比賽，請武大校長劉道玉和衆多教授親臨現場；又組織過中文系優秀畢業生寫作講習班，面向社會招收了一千多名學生，盛况空前。這些活動都被攝影社完整記録，有些照片還被發表在報刊上，作爲新聞報導的插圖。畢業前夕，年級同學到磨山遊覽，攝影社的記者一路捕捉精彩鏡頭，記下了大家的音容笑貌和當年的風采。我想那時武大的學生，大概没有哪個係哪個專業的同學，可以像我們中文系78級同學這樣，在大學期間留下那麽多珍貴的照片吧。

　　本年級同學拍照、洗印照片不收費，但所用顯影液、定影液、相紙是要自己買的。好在這些東西當時很便宜，12吋相紙一張只要3角多錢。於是就發生了個别同學買相紙，回到宿舍打開包裝數一數是否够數的笑話。不過這只是聽説，一直没有機會核實。

　　説到攝影社的功勞，還有一條需要記上一筆。我們號稱“勤工儉學”部攝影社，爲係裏賺了一點學生工作經費，那是不值一提的事，但是對攝影社内部的成員來説，還真是有一點“勤工儉學”的意義。攝影社裏有幾位同學，上學期間是靠助學金生活的，我們規定每個成員每值班一次，給4角錢津貼，這對他們來説是不小的外快。比如後來做了嘉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裁兼CEO，并兼任嘉德藝術中心總經理的寇勤，現在是高薪名車别墅都有了，但當時却是每月領取甲等助學金的。那時學生食堂改善經營，提供夜宵，晚上8點以後，供應餛飩、油條、荷包蛋等等。我想，那些在攝影社“打工”的同學，拿到出勤津貼以後，恐怕是狠狠地享受了幾次荷包蛋吧？

　　最後再啰嗦幾句，説説我那架東德相機。畢業前夕，我交了女友，作爲禮物，女友送給我一架嶄新的國産海鷗牌相機。這時萬鳳琪對我説：“你的舊相機反正也用不上了，不如轉讓給我。”我想，這架古董相機，説不定哪天又要修理，大概也只有萬鳳琪可以擺弄它，於是便同意了。不知後來，這相機有陪伴萬鳳琪多久？如果一直留到今天，或許能送到寇勤的嘉德公司去拍賣，賣出一個文物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