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啓超，字任公，生於1873年，廣東新會茶坑人；孫中山，字德明，改號逸仙，生於1866年，廣東中山翠亨人。樑比孫小7歲；其祖籍相距只有110公里。他們交互作用，都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的兩個核心人物。

　　樑與孫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認識的呢？據馮自由回憶，孫最早於1894年通過瞭解康樑然後知道樑，進而引起互相關注。孫的“四大寇”之一陳少白在上海還與樑面談。樑傾慕孫；孫賞識樑，曾推薦樑擔任自己辦校的校長(因康有爲反對而無赴任)。而孫樑第一次見面是在戊戌變法失敗第二年即1899年2月的一天，樑作爲康有爲的代表與孫、陳就中國前途談至深夜，天亮才散；他們討論了今後的策略和合作，十分誠懇。

　　湯志鈞、湯仁澤編《樑啓超全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第十九集收集了樑給孫的這四通書函，都是兩人初次會晤之後發出的，這説明兩人關係的發展加快了親密了。《致孫中山書四通》（第十九集第395—397頁）中，第一通(第395頁)寫於1899年夏秋間。當時，孫樑對時局的看法雖然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兩者的思想差距還是不少的，乃至引起孫對樑的“多變”存有不滿和猶豫。爲了消除孫的誤解，樑通過這封信解釋自己當時的思想、宗旨和處境。他在函中説：“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樑承認在政見上有狹隘之處，但多年來謀求國家獨立、解救國民的方略及其辦事宗旨没有絲毫改變。他還説：“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現寓狹隘，室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可見樑已多次與孫見面，但肺腑之言没有傾到；本來此次見面是一次非常好的機會，但礙於寓所狹小，學生又多，不便傾談，便另約時間、地方，再小酌暢談。

　　第二通(第396頁)發出時間與第一通相近，講的都是約會之事。此時，樑與孫的友好關係正向縱深發展。這與康有爲同孫中山的關係不同，其立場、觀點、奮斗目標、行動方略都各不相同。康是死硬保皇派，從骨子裏看不起以孫爲代表的革命派，甚至拒絶與孫見面，認爲“道不同，不相爲謀”。 相反，樑尊稱孫爲“仁兄”、“足下”，而自稱爲“弟”，對孫的來函叫“捧讀”、“欣悉”，對孫非常客氣、親切和尊敬。這一通在開頭就是這樣稱呼的：“逸仙仁兄鑒：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晚八點鐘始復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爲罪。”根據“樑啓超生平活動年表” ，樑於1899年8月13日到達日本横濱，與留日同志祭六君子。樑知道孫到日本的報館找自己，吃閉門羹，枉行一次，便説有失恭迎，自認有“罪”，這是樑對孫謙遜之禮、抱歉之意。接着樑在函中説：“又承今日賜饌，本當趨陪，惟今晚六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前已應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辭，望見諒爲盼。” 樑給孫發函當天的一次飯食，因樑三天前已答應了朋友之約，不能往赴尊席相陪，只好恭辭，請求諒解。然後向孫相約：“ 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君衢雲同談尤妙。”楊衢雲其人，於1895年與孫合作，建立香港興中會總機關，選爲會長，隨即與孫籌備廣州起義，失敗後逃亡南非；1898年3月，移居日本横濱，與孫重新共事。此次，樑主動提出到孫的尊寓談政事，並强調約請楊一齊參加，這説明楊在樑的心目中是相當重要的。次年，楊與孫便再次策劃廣東舉義。因爲志趣相投，他們你來我往，相處得愉快，有如他鄉遇故知。 

　　上述兩通，都是孫主動找樑而不遇，樑向孫道歉而返約的。第三通(第396頁)則不同，是樑向孫匯報工作、問候身體以及表達心聲、志向、釋疑。樑到達檀香山後，於1900年1月11日發此信函。他説：“此間同志大約皆已會見，李昌兄誠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寬、李禄、鄭金皆熱心人也。”樑帶着孫的介紹信，到達檀香山，受到華僑的熱烈歡迎；以“名爲保皇，實則革命”志向，組織籌資，僑商不知實情，却爲庚子勤王起事的軍餉捐了銀圓近10萬元。樑又説：在檀香山，“皆問兄起居，備致殷勤。弟與李昌(孫之哥哥孫眉的兒子)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爲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許通往來，故至今尚未得見，然已彼此通信問候矣。”樑向孫轉達華僑的問候、關心，再説：“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顯然，孫認爲樑失去信義，做事過分，威脅到自己的地盤，非常惱火，曾寫信責問樑，但事情已過去，來不及糾正了。經樑這一解釋之後，孫考慮到樑仍有相約“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之承諾時，暫時壓抑了自己的不滿情緒，争取今後能與樑有合作的機會。但孫樑的矛盾已露苗頭。

　　樑給孫的第四通 (第397頁)，就是《致孫逸仙書》，1900年4月28日寫於檀香山。這通長信講的是樑勸孫勤王興政。所謂“勤王”，就是爲王朝盡力，具體做法就是舉皇帝做總統，以變通興民政。他説：“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聞其六七，顧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歲杪，廢力事起，全國人心悚動奮發，熱力驟增數倍，望勤王之師，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機會用此名號，真乃事半功倍。此實我二人相别以來，事勢一大變遷也。”樑同孫講分别以來，國人悚動奮發，勤王之勢引起時局大變遷，如大旱望雲霓。他接着説：“ 弟之意常覺得通國辦事之人，只有咁多，必當合而不當分。既欲合，則必多舍其私見，同折衷於公義，商度於時勢，然後可以望合。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古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弟以爲宜稍變通矣。”樑在説服孫，要合作不要分力，要公義不要私見，要變通不要守勢。 樑繼續進言：“ 草創既定，舉皇上爲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劃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故不惜更進一言，幸垂採之。”樑一面强調勤王之舉是易事善事兼全之事，另一面又讚揚孫的志向、才能，然後再次勸説。最後，樑説：“弟現時别有所圖，若能成，則可大助内地諸豪一舉而成。今日謀事必當養我力量，使立於可勝之地，然後發手，斯能有功。不然，屢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財力，徒傷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納鄙言，更遲半年之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願望。未知尊意以爲何如?”樑還是相信自己一套，只有一出手就能成功，不須卤莽起落，不用勞民傷財，希望孫采納。

　　樑與孫認識交往有30年，在1894年之前是互相瞭解、互有好感；第一次見面，傾心交談，相見恨晚；之後，通信頻密，會晤不斷；他們之間雖有思想差距，但相當親密，無拘無束，有時談論頗歡，有時略有争吵。據陳占勤著《陳少白年譜》（第53-54頁）描述，1898年8月6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翌年春，孫念康、樑與自己同是逃離祖國到日本之人，而且都爲“國事盡瘁，方法雖异，目標相同”，便想親自登門拜訪慰問，借敦友誼。但是，康冥頑不悟，竟然以帝師自居，又妄稱“身奉清帝衣詔”，托辭不見。後來，孫再次約康、樑到早稻田寓所會談，康却爽約，僅樑單獨赴會。結果只有孫中山、陳少白、犬養毅、樑啓超四人圍坐共議。他們對時局認識、互相合作等問題各抒己見，談得甚詳。臨别時，樑答應將討論的内容轉達給康，再予以答復。後因康驕氣太盛，而無法融合。至3、4月間，孫與樑在横濱繼續就合作之事進行多次會談，甚至擬訂過聯合的立會計劃、聯合章程。當然，還是因爲康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又據樑的女兒樑思順回憶：有一次，曾看到父親來回度於室中，而孫先生則倚床而坐，各叙所見，大談革命，狀至融合。特别是對孫的革命主張以及土地國有等問題，樑甚是贊同。又有一次，孫在日本到訪樑家，飯後二人在二樓交談，開始時較平和，後來争論聲越發越大，將近天亮還是友好分手。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差，是從1903年樑到檀香山籌款，以及聽從康的命令極力推行勤王保皇開始的。孫是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和領袖人物，加上興中會正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在組織惠州起義，是絶對不會接受改良派的立場和做法的。此時，孫樑不僅不能聯合，而且之間的矛盾對立越來越大，成爲政治對手；孫甚至親筆連續發文，清除保皇黨的餘毒，與保皇黨從組織上、思想上劃清界綫。後來，樑在三黨合併中遇到阻力，便提出“吾今擬與政治絶緣，欲專從事於社會教育”。 這兩位中國近代史上的巨人最後一次見面，竟是陰陽相隔。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14日，樑前往弔唁遺體，認爲“國家一大不幸”，“失聲哀悼”。

　　樑孫相會，共商國是，議聯合，倡革命，雖未果，但在孫領導的辛亥革命中樑的歷史貢獻仍是巨大的。胡適在回顧辛亥革命原因時就曾這樣評價：“樑任公爲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我國之思想界。……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黄克强(興)，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樑氏可當之無愧。”(見於楊友麒、吴荔明著《楊度與樑啓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第177頁)

　　(2019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