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新会茶坑人。他被誉为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精神之父”。他在社会主义理论建树及其启蒙宣传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今年2月23日，是他诞辰140周年。为此，我们研究他的学说，学习他的精神，颂扬他的功绩，以期纪念。

　　梁启超最早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历史进化论是在1890年秋退出学海堂，“受业康有为，执子弟礼”，认受《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之后，当时只有18岁。他从1899年开始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上热情地介绍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堪称中国第一人。他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方针、前途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下面从8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一、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和赞誉

　　梁启超最早是通过康有为和一些中文书报认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他于戊戌变法前的1896年就读过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回头看》，並在自已主办的《时务报》上经常介绍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逃亡日本，直接阅读到有关书籍，对社会主义有进一步的认知。在此期间，他写了《论强权》一文，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及语言重新解释康有为的“三世说”。他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颇有心得，而对社会主义的考察正是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基本矛盾的论述作指引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麦喀士（即马克思）的话：“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而社会主义“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实“为劳动贫民”谋利。他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而“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之一最大问题”。他赞同並坚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在中国也是“势所必至”、“必须进行”的。他说：“吾认为社会主义为最高尚纯洁之主义”，“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性，他指出：“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指生产资料），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为竞也。”为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启蒙宣传，他在《新民丛报》等处陆续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俄罗斯社会党》、《社会主义论序》、《社会主义商榷》、《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作出贡献。

　　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现状及其矛盾、斗争

　　梁启超经过对国内外的实际考察和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深入研究，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尤其经济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无产阶级“有佣钱可得，不过佣钱觳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劳力之结果被人掠夺一部分而已”。资本家十之八九是“将本求利”之徒。“劳动阶级（指工人阶级，以下同）发生，资本阶级亦必同时发生，二者殆如狼狈之相依而不可离。”因此，“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为孪生兄弟”，对资产阶级要两分法。他还指出：“剩余利益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资本家与劳动者方为两军对垒之形，作短兵相接之势”“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社会主义运动，则谋所以抗正之，恢复之。”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积弊、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靠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为生，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水火不容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运动势不可挡。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同盟军和无产阶级政党

　　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社会运动；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阶级、主体力量。因此，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劳动阶级可以责人掠夺其剩余，可以向人索还其所掠夺”。“其属于劳动者之一类，则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游民阶级则不能有此权利”。而劳动阶级一语，“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按照梁启超的表述，无产阶级虽无生产资料，但必须有职业，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他们应团结起来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被剥削的剩余价值，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故吾辈渴望劳动阶级发生，其情乃益迫切也”。“吾辈既属望劳动阶级为改造社会之主体，则现在向此方面下功夫，实万不容缓，不能以其人数之尚少而漠视之。”对于农民及散工，则属于广义的劳动阶级，“农民最富于保守性”，虽然不能成为“改造社会之先驱”，但“吾非终排而外之也”，一旦他们取得劳动者资格，也能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社会运动的主体。

　　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並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来组织、领导。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实行共产主义，必须由有组织的劳动阶级来发动，“若以无组织之群众，作无气力之运动，是犹责胎儿以杀敌致果，其必无辜矣。”他对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党员有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 “社会主义之鼻祖”。他在1903年赴美洲考察，与社会主义政党党员有4次接触，产生好感，他说：“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令人起敬”。对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和列宁的革命精神，他非常赞赏和感慨，说：“谁又敢说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他却成了个不倒翁”，“还有许多好奇探险的游客，歌颂他的明圣哩”。他还说：“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指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俄国革命的成功、列宁的明圣，使他更加相信社会主义学说的正确性，更加热心为探求中国的社会主义路向而努力。

　　四、中国和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比较

　　梁启超既关注中国，又关注世界，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鉴于对欧美成熟的资本主义进程、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考察和认识，以及对中国萌发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素谙，他说：“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中国人何故失却劳动地位耶？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乱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外国资本之脧削压迫。”对于权益的争取，他认为，“外国之劳动者，欲恢复其被掠夺之部分，则直接向本国资本家算账而已；其在我国，则本国人尚不配作掠夺者，而须间接向外国资本家算账。”因为“压迫阶级、掠夺阶级之大本营，在伦敦、纽约、巴黎、大阪诸地”。因此，他进一步认为：“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显然，梁启超把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生活状况放在第一位，待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再从政治上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凭此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否则，“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即信受，未见能奉行也。”

　　关于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並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 同样的手段”，而“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格和传统”。梁启超 从国情出发考虑 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这一观点，是具有科学意义的。

　　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必然性

　　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高尚圆满之主义，将来必磅礴于全世界。但是，社会运动是分阶段的，当时中国尚不具备条件去实现社会主义运动阶段，而要顺应时势实行资本主义。

　　他指出，要借资本主义过渡，“为本国增加生产力”，“借资产阶级以养成 劳动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之准备”。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了，“则国富可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也”。他认为：在中国，“中产之家多，而富豪之家少”，“尚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现在为振兴此乘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畴形之弊。”他还认为，“战后各国拼命的扩充输出，国际间产品竞争，比前更烈”，欧美各国过剩资金“临视全球”，正在争夺中国市场，我们必须抵制，要鼓励我国资本家，利用西方的文明机器，发展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资本主义具有既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又是社会主义的朋友的两重性。“极力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吾以为不可。在今日采此态度，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于吾辈之主义为大不利。”“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殆已成熟。”“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指社会主义）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还强调：“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指社会主义）发生之余地。”。按照梁启超的观点：中国当时工业基础缺乏，生产力低下，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不突出，劳动阶级力量组织不足，因此实施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组织准备不充分；相反，对于资本家，应该奖励它为发展生产力作出贡献，促进民族资本经济发展，不应该用社会主义去革除它，而要让它与外国资本相抗衡。其实，欧洲社会发展进程同样遇到关于阶段性、过渡性的争论。马克思在处于大工业大发展年代的1846年批驳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迫在眉睫”论调时就指出：“在德国并不马上就有共产主义革命，行将来临的革命将首先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显然，梁启超的观点是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的。

　　他指出，施行社会主义，要靠政府民主化，“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政治必清明”。他以国有铁路为例，说明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官员左手骗钱、右手挥霍，贪污腐败，“为蠹国之徒资利用者”，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讲到社会道德，他认为，当时“使人人为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必然“消减其学力勉赴功之心”。这说明，中国当时还缺乏施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急于求成是不行的。须要在国民中进行公德心教育，健全法制观念，“待各种法律大备，且官吏与人民，咸习于法律之运用，则虽有欲舞弊者，而制裁消遏之也较易”。梁启超这一观点，意义深远，值得借鉴。

　　他指出，“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指生产资料）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不行。“我头一个就反对”。所以企业、土地实行国有化，不能太过急进，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他主张国营企业同大小资本、邑地（国有部分）同野地（私有部分）要同时并举，发展股份经济，“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如果一旦消除私有制度，人们殖富的积极性“减去泰半”，资本增值受阻，这是人们“道德”、“公益”思想缺乏所致。

　　六、工会组织、消费协社与社会主义运动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包括建立工会组织、消费协社的观点，他主张发挥它们的作用，以替代目前不实行社会主义时之措施。

　　在未实行社会主义时应寻求什么良法？他“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以从事互助的生产也。此法最中正无弊，无论随时可以实行。”“至于消费协社，必在工业发达之都会始能存在，质言之，则劳动阶级之产物也。”他还充分肯定协社的作用，指出“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至于工会组织，他认为，逐级成立工会乃至全国总工会，对团体有好处，将来成为劳动阶级的中枢，使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有了完善的工会组织，“然后可以言作战，而战之胜败，则视工会力量之强弱为断。”如何成立工会组织？他认为，“我国人组织能力，本甚薄弱，工会组织，又属难中之难”，目前我国工会组织尚“在胎教时代，並哌哌堕地之声未闻也”。他希望今日社会主义运动家要做好培育，灌以知识，使之“不致殇夭”，“能自动以负荷责任”。

　　七、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趋势和发展

　　梁启超认为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但资本主义並非是社会进化的结局，只是过渡的需要。他说：“资本阶级之发生，吾辈抗阻，其事为不可能，且亦诚无抗阻之必要。”但“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的资本主义。梁启超认为，“自今以往，帝国主义益大行，有断然也。帝国主义者，干涉主义之别名也。”但是，他接着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帝国主义时代也不过是过渡性时代。他还说，社会主义的“内质则实干涉者”。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干涉主义去对抗帝国主义的干涉主义，並最后战胜它、取代它。

　　八、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

　　在梁启超看来，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他不仅涉及政治、经济、资本家、劳动阶级等各个领域，而且延伸“在千数百年之后”的社会变革， 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乃至最后胜利，必定促进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

　　在《社会主义论序》一文中，他指出： “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包括社会主义)，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 他认为，社会主义问题是世界之大问题，无论世界人类分子还是中国国民分子都不容视而不见。他还指出， “吾确信在稍远之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薮之一日。而中国劳动阶级最后之胜利，即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 他强调指出，“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 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就是说 ，中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之时，就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灭亡、世界大同实现之时。

　　从以上的探析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他直接对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认真考察，对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的系统研究乃至引述，以及紧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提出来的。他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这个命题进行探索，清楚地看到中国产业萎靡、生产力落后，须要发挥资本家的历史作用，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增加生产力，打好经济基础，壮大无产阶级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作组织上、经济上的准备；如果目前社会条件不具备，生搬硬套欧美模式，过早过急地去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行的，是极力反对的。他还清楚地认识到 ，奖励资本家，鼓励资本主义，只是阶段性的、过渡性的社会措施，而最终目标仍是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事实说明，梁启超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述、过渡论述是符合国情的，有科学根据的。偏见会蒙住人们认识真知的眼睛。有人认为梁启超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伪社会主义，又说他的理论观点繁杂凌乱。笔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理论体系是否正确，首先要将这个理论体系放回到这个理论体系提出时的社会实践中去进行检验，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然后分析其对今后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如果只用后来的实践或未来的设想去检验它，就有失偏颇；而如果用一个理论去检验另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就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这当然无法鉴别其理论的真伪。历史人物会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太苛求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述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是，他对社会主义完全接受、高度赞誉、充满信心、热心宣传，是由衷的、如一的，我们要学习和发扬他的这种精神和美德。

　　(本文发表于2013年3月“纪念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