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啓超，字任公。任公著的《外交失敗之原因及今後國民之覺悟》一文(以下簡稱樑文，見於2018年3月湯志鈞、湯仁澤編《樑啓超全集》第十集第187頁)寫於1919年。它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21條亡國條約提出、巴黎和會及其中國外交活動爲背景，與全國民衆的覺醒、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中國共産黨的誕生相關的一篇檄文，曉示國民，唤起義憤。回顧歷史，以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1914年6月28日發生的薩拉熱窩内事件爲導火綫，交戰國以德、奥爲首的同盟國爲一方，以英、法、俄爲首的協約國(成員包括中國、日本)爲一方；歷時四年多，於1918年11月以同盟國失敗而告終。戰争促進了各國的革命運動，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並首先退出戰争，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於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舉行和會。參加者有英、法、美、意等31個戰勝國。這次會議名義上是爲了擬訂對德和約，“建立戰後世界和平”，實際上是帝國主義戰勝國重新瓜分世界的會議。中國以戰勝國地位出席會議，但操縱會議的美、英、法三國無視中國的主權和戰勝國地位，非法决定把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讓給日本。面對這種情勢，北洋政府派出的中國出席和會首席代表陸徵祥竟然考慮要簽字，北京政府也反映遲疑，不知所措。

　　中國至此的外交是失敗的。正如樑文開篇第一句説：“嗚呼!和會席上，我國竟一敗涂地矣。”失敗的原因在哪裏？樑文作了分析，認爲有内因、外因兩方面：

　　關於外因，“其一則日本事前布置之周密與臨時因應之機敏也”。他認爲：“日本之窺我山東，已非一日，……以軍事佔領的狀態謀承襲德人侵略之遺産。”“其處心積慮眼光四射”。其實，於 1915年2月，協約國軍力在東部戰場大挫同盟國時，日本作爲鄰邦，宣佈對德宣戰，進攻德國租占的山東，並突然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21條，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諾。1917年2月，日本步步爲營，要挾英、法、意、俄四國簽訂密約，實施其所得之四項保障。

　　“其二則英法之不我助也”。具體表現：1、1917年2月12日即美、德絶交後第三日，德國潜艇戰略極猖獗時，日本乃要求和會對日本在山東權利予以援助，並與英簽訂密約； 2、日本擔心這樣還不足够，於同年4月又與美國互换文書，要求美承認其在東亞的優越地位； 3、中國得不到英、法方面的同情。

　　“其三則美總統之受牽掣也”。當時中國政府仍寄望於美國，稱此爲“唯一之後援”。美國總統威爾遜受到種種牽制，加上“爲日本所劫持”，不肯幫助中國。相反，意大利首相爲解决芬謨問題連續不斷找美國總統，威爾遜却全力爲南斯拉夫争芬謨。

　　關於内因，“其一則我政府之屢次加繩自縛也”。任公斷言，中國政府 “若有眼光有手腕”，應一面在和會上堂堂正正地提出處理山東方案，一面在和會交委會中提出統一鐵路外債的動議，“英美必極力爲我後援”，“政府則舉棋不定”，給專使發去兩通前後矛盾的電報 ，造成和會議題混淆，只抓了“瑣碎條件”，失去了“山東問題”，弄巧成拙。

　　“其二則參戰之假公濟私有名無實也”。事實是：1918年9月，德軍敗亡，和會將開，待訟的山東問題却被斷送了。原因是“區區二千萬日金(指日本給中國的借款)，供十月初一以後新政府之行政費”。政府向國民、和會人士封鎖此消息，日本人更氣焰囂張，揚言“山東事已完全由中日兩國接洽妥愜”。致使我國對德宣戰成爲空話。

　　“其三則駐歐外交官之向不得力漫無布置也”。政府派往歐洲的外交官不作爲，既無辦事能力，又無工作部署，小事争意氣，正事擅閣置。外交失敗責任，“政府居十之七八，而專使僅一二”。

　　“其四則政府對於此次和會絶無方針也”。任公是政府和國民外交協會派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在臨行前曾向總統及政府當局詢及外交方針， “屢詢而屢不得要領”；關於山東問題，任公向他們陳述了自己初擬的處理方法，他們“不置一辭”。

　　“其五則專使手腕拙劣且日事内訌失時廢事也”。追究與日本簽密約的責任，駐使及專使則難辭其咎。他們一面手腕拙劣，事前無與歐洲友邦接洽，聽取意見，至使連與日本人訂定密約之事一點也不覺察；另一面内部態度不一，所任不明。他們新舊式官僚充斥其間，斷送了機遇。

　　“其六則國民批判力薄弱後援無力也”。任公認爲，爲了不失國土，國民不能灰心短氣、軟弱無力，要以最大的决心、犧牲的精神，挽此危局。

　　任公所説的中國外交失敗，指的是巴黎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尚未拒絶簽字之前(6月27日)的外交失敗。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五四運動爆發的具體因素是多方面的，樑文列舉其中。任公“臚舉其致敗之由”，究根社會矛盾，言辭激切，剖析深透，猶如重磅炸彈，擊中要害。經過任公斡旋於歐洲、巴黎、使團之間，頻走於政府上下，極力扭轉不利形勢。尤其，他通達於國内外輿論界、廣大民衆，激發民情，引發五四運動，争取在巴黎和會最後一天的勝利，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功不可没。       

　　當時有關往來電文及其經過應屬於“五四”歷史現場之一，可資例证：

　　1918年9月，迫於日本政府壓力，中國政府就德國在山東權益轉歸日本問題，與日本有一個密約；在巴黎和會開幕後，中日代表因此開展激烈争論。任公得知後，十分氣憤，於1919年3月致電北京國民外交協會汪大夑、林長民並轉呈大總統，建議政府采取强硬態度，電文説： “交還青島，中日對德同此要求，而孰爲主體，實爲目下競争之點，查自日本佔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承繼德國權利爲限 。去年九月間，德軍垂敗，政府究用何意，乃於此時對日换文訂約以自縛，此種密約，有背威爾遜十四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爲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見於丁文江、趙豐田《樑啓超年譜長編》第879頁)於24日在《申報》刊載。

　　4月8日，國民外交協會致函任公，請以該會代表身份，主持向巴黎和會請願各事。中國代表雖然在會下多方活動，却毫無效果，和會核心五國仍準備嚮日本讓步。任公在這危急關頭，於4月24日急電外交協會；外交協會於25日收到電報，其負責人之一林長民先到政府内部努力斡旋，於5月1日晚派人將(林長民署名)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送達報社，於2日刊於《晨報》二版頭條，直稱“昨得樑任公先生巴黎來電”“此惡耗”， 吼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亡國無日，願合我四萬萬衆，誓死圖之”；樑啓超的原電文同時見於另欄，稱：“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結果英法爲所動。吾若讓此，不啻引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見於丁文江、趙豐田《樑啓超年譜長編》第880頁、江門市樑啓超研究會2020年10月編《樑啓超與傳統文化研究》第118頁)。

　　按照任公的建議，外交協會又發電警告中國在巴黎的專使：“和平條約中若承認此種要求，諸公切勿簽字。否則喪失國權之責，全負諸公之身，而諸公當受無數之譴責矣。……諸公爲國家計，並爲己身計，幸勿輕視吾等屢發之警告也。”(見於陳子明《樑啓超與五四運動》)警告他們，要對國對己負責，拒絶簽約。

　　隨着任公傳來“惡耗”的公開(可能是《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一書所指的“消息傳到國内”)，五四運動爆發了。五四運動的發展有兩方面，一是外交協會的行動。他們於5月3日下午4時召開有30名理事參加的會議，作出决議：“一、5月7日午後2時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條及英、法、意等與日本所訂關於處置山東問題之秘約；三、如巴黎和會不得伸我國主張，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專使；四、向英、美、法、意駐京使館申述國民意見。”會後，將四項内容緊急通電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報刊等部門，望各地方各團體同日開會，以示舉國一致。另一方面是北京學生等各界的行動。5月2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任公傳回的巴黎和會“惡耗”帶回北京大學， 告訴學生領袖許德珩等人。3日下午，北大和北京的10多家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開會進行籌劃，作出四項决定：“一、聯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耻紀念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四、定於星期（即五月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見於陳子明《樑啓超與五四運動》) 4日，全體學生集中在天安門，舉行盛大示威遊行。一致要求“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保我主權”。 這一天，學生遊行至趙家樓胡衕附近，憤怒之下還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其中有幾十名學生被捕。任公知道後，立即發電報給汪、林總長並呈總統：“聞北京學界對和局表義憤，愛國熱誠，令策國者知我人心未死。報傳逮捕多人，想不確。爲禦侮拯難計，政府惟有與國民一致。務祈因勢利導，使民氣不衰，國或有瘳。啓超叩。九日。”(見於陳子明《樑啓超與五四運動》)後來，這些學生經林長民等人擔保獲得釋放。任公之弟還給被捕學生一些補助金。

　　五四運動開始於學生鬥争，但是最後的主力轉爲工人。由於反動當局繼續鎮壓學生鬥争，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動罷工，聲援學生行動，其規模達到六七萬人，後來擴展至各大中城市，形成社會各界參加的全國革命運動。

　　五四遊行延續的舉國抗議、世界各地華人的激憤反對，對北京政府及出席巴黎和會代表有巨大的衝擊和震撼，但事情尚未完結。北京政府屈於日本壓力還是秘密向巴黎發出簽約訓令，陸徵祥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林長民據此立即密電任公，請他通知在巴黎的留學學生進行阻止。6月28日是簽字日，在巴黎的留學生、華僑商人等集中起來包圍了中國代表團的住宅，警告他們：“如敢出門，當撲殺之”。 (見於董方奎《新論樑啓超》)陸徵祥他們迫於無奈，只好向報界發出聲明，拒絶簽約。直至巴黎和會的結束，日本終於無法實現他們的陰謀。

　　中國在巴黎和會前段的外交是失敗的；然而，由於五四運動越發猛烈，中國最終取得了巴黎和會的勝利。五四運動的發生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應如何評價任公在五四運動的作用？有學者説，“任公親自點燃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有學者指出，任公的急電是“促發五四運動的引火綫”，任公“爲五四運動的爆發裝滿炸藥”。從上述的往來電文中可以看岀，樑啓超、林長民、蔡元培、許德珩等人是與五四運動初始有聯繫的關鍵人物。陳獨秀認爲，“如果一定要舉出一個人，没有這個人，五四運動或許就不會發生，那麽這個人不是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李大釗或魯迅，而只能是樑啓超。”(見於陳子明《樑啓超與五四運動》)上述觀點的表述各不相同，筆者都有同感。因爲這些觀點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五四運動的發生確實與任公的努力有不可分割的直接關係。當然，這與聲勢浩大持久、改變中國進程的整個五四運動相比，任公的義舉猶如一部史詩樂曲的引子。任公可能不曾想過自己當時的行動會導致後來的五四運動，更没有具體參與五四運動的事前策劃。但誠然，他是把“消息傳到國内”的親歷者。

　　由此看來，五四運動的發生並非偶然，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根源的，是任公等“晚清輩”和“新文化人”承前啓後、共同合作的産物。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中國工人階級從此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馬克思主義也隨之更加廣泛傳播，這兩者的結合爲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創造了條件。“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曽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99頁)任公没有這麽表述五四運動。他在幾年後曽説：“‘五四’運動，有效果没有呢，有。”其一是歐美人頭腦裏頭有“中國問題”，人人都説“日本人欺負中國”；其二是“日本人已漸漸覺得中國國民氣和世界輿論可怕”；其三是“引起多數青年的自覺心”。 (見於陳子明《樑啓超與五四運動》)他仍然是從愛國意義上認識五四運動。

　　顯然，樑啓超從巴黎和會到五四運動發生時期，支配他一切言行的是愛國主義，是忠心報國。他是中國一位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勇士。他的這一思想、情懷和行動，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

　　注：凡本文中没有註明出處的引文，均爲樑啓超著《外交失敗之原因及今後國民之覺悟》之引文。

　　(本文發表於2019年4月12日江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江門市樑啓超研究會舉辦的“樑啓超與五四——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座談會”，並收入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