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啓超（1873—1929），號任公，廣東江門市新會人。他經歷了晚清、民國時期，在政治、學術上業績特别顯著，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代宗師，有近代中國的“精神之父”、“文化巨人”之稱；在教育事業上，他也實績卓越，堪稱近代中國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爲紀念任公今年誕辰148週年，特意從任公浩如烟海的著作中認真選讀了他於1897年冬著的很有特色之讜論《湖南時務學堂學約》(以下簡稱“學約”)，以解剖麻雀之法探究任公當時有關的學校教育理念，彰顯他在教育事業上的貢獻，以及尋找值得借鑒之處。下面從三方面進行研述：

　　第一，“學約”的歷史緣起

　　晚清有過三次教育改革，其一洋務教育，從鴉片戰争(1840年)開始至甲午戰争(1895年)，即整個洋務運動時期。這時，一方面西方的科學思想和資本主義逐步進入中國，因洋務運動需要引進西學模式，興辦新式教育，大量培養新型人才；另方面清末的傳統科舉考試因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逐漸退出。其二維新教育，中日甲午戰争之後至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争爆發。此時，國内涌現了一批主張政憲改革的先進人士，如康有爲、樑啓超等。他們爲了推進維新運動，積極籌辦新型的學校，以培養急需的維新變法人才。樑啓超就如是説：“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此階段各地紛紛辦起不少的書院、學堂。其三新政教育，從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争開始。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之後，激發了全國各地的革命運動不斷爆發，迫得清政府除維持維新教育的部分措施外，並實行新政教育改革，采取重大措施，推行全國性的學制系統。新式學堂迅速發展之後，傳統的科舉制度則成爲障礙。由於大勢所迫，光緒帝於1905年9月2日上諭，一律停止鄉會試和各省歲科考試。

　　“湖南時務學堂”(以下簡稱“學堂”)就是在晚清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即維新教育階段創辦的。該學堂創辦於1897年，是近代湖南新式學堂中最早的，有最高學府之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學堂。它與維新運動相伴而生，成爲維新派傳播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參與維新運動的政治重鎮。該“學堂”醖釀於1896年冬。其創辦人是王先謙、熊希齡、陳寶箴等人。1895年，陳寶箴任湖南巡撫。1897年1月，由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負責領衔正式向陳寶箴呈報“學堂”創建歷史緣起，争取批準立案。得到官府同意之後，於8月公開發佈《湖南時務學堂緣起》，説明設立“學堂”培養人才的原因。接着，陳寶箴又發佈了《時務學堂招考示》，宣佈本年議定暫租衡清試館開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業。經巡撫委派，黄遵憲、熊希齡具體負責學堂籌備事宜；熊希齡爲提調，主持一切行政事務。受“學堂”聘請，樑啓超爲中文總教習，並專門爲“學堂”制定“學約”。李維格則爲西文總教習。關於常年經費，有兩個途徑：一方面由熊希齡等請求兩江總督劉坤一通過撥鹽厘加價，獲銀7000兩；另方面取得按察使黄遵憲、學政江標的贊助。一切辦妥之後，“學堂”於1897年10月正式在長沙創辦，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被迫停辦。

　　第二，“學約”的内涵解讀 

　　樑啓超專門爲學堂制定的“學約”，確定了時務學堂的教育宗旨、方針與教學要求。下面從五方面歸類，對其内涵進行解讀：

　　一、“德育”方面，包括“立志”、“養心”和“治身”三條：   

　　關於“立志”即文中的“一曰立志”，就是要求學生應以“立志”爲尚，做學問要先立下偉大的志向，以天下爲己任，把天下的重擔挑在肩上：

　　1.《記》曰：“凡學士先志。”這是孔子《禮記》中説的一段話，意思是説，凡是學習，做學問要先立下志向，做官的要先學辦事。

　　2.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這段話出自《孟子》的《盡心章句上》，意思是説，士人的修養在於使自己的志行高尚。

　　3.朱子曰：“書不熟，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又曰：“學者志不立，則一齊放倒了。”這段話出自宋朱熹《理性精義》，意思是説，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

　　4.今二三子儼然服儒者之服，誦先王之言，當思國何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誰之咎歟？四萬萬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責人之不任，我則盍任之矣！

　　5.“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之志也！”( 出自孔子及其弟子《論語》)意思是説，自己立身修德，也要讓别人立身修德；自己通達事理也要讓别人通達事理；如果天下太平的話，我就不用那麽辛苦改變他了。這是孔子的志向呵！

　　6.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被(堯舜)(其，删去)澤(者)，若己推而(内)(與納同)之溝中。’伊尹之志也！”(出自《孟子·萬章下》)意思是説，想那天下的百姓，其中有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没有得到堯舜之道恩澤的，就像是自己將他們推進溝中去一樣。伊尹就是這樣自願把天下的重擔挑在肩頭的。

　　7.“‘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之志也！” (出自《孟子·公孫丒下》)意思是説，如果要平定天下，現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我還有誰能做到。這是孟子的志向呵！

　　8.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範文正之志也！”這句話出自宋朱熹對範仲淹的評論：“且如一個範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出自《朱子語類》卷一二九）

　　9. “‘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顧亭林之志也！”此語出自明末清初進步思想家顧亭林即顧炎武的《日知録·正始》。原文爲“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意思是説，對國家的興盛與衰亡的大事，每一個普通百姓都有責任。這是顧炎武的志向呵！

　　10.學者苟無此志，則雖束身寡過，不過鄉黨自好之小儒；雖讀書萬卷，只成碎義逃難之華士。此必非良有司與鄉先生之所望於二三子也。

　　11.朱子即朱熹又曰：“立志如下種子，未有播荑稗之種，而能獲來牟之實者。”意思是説，立志好似種糧食一樣，無可能不撒下種子，而能够獲得果實。

　　12.科第衣食，最易纍人。學者若志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則請由市儈之道。有一於此，不可教誨，願共戒之。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13. 立志之功課，有數端。必須廣其識見，所見日大，則所志亦日大。陸子所謂“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陸子即陸九淵，此語見於《宋元學案·象山學案》。陸子認爲，做人要有偉大的志向， 一般的人沉溺於聲色富貴之中， 把良心和好的品性都淹没了。現在的人怎樣才能有大志呢?這必須首先具有智慧識見才行。

　　14.志既立，必養之使勿少衰。如吴王將復仇，使人日聒其側，曰：“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此語出自《左傳·定公十四年》(春秋末年左丘明作)，原文爲“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意思是説，夫差，你難道忘記了越王勾踐殺了你的父親了嗎？學者立志，亦當如此。其下手處，在時時提醒，念兹在兹。此又一端也。志既定之後，必求學問以敷之，否則皆成虚語，久之亦必墮落也。此又一端也。

　　關於養心即文中的“二曰養心”，就是要求學生一斂其心，志氣如神；二縱其心，遍觀天地之大。每天能够安下心來，在學習中堅持有一小時或半小時的静坐和閲歷：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出自《論語·子罕》)意思是説，有智慧的人不會疑惑，有仁愛之心的人不會有憂愁，勇敢的人不會産生害怕的心理。

　　而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動心。此從古聖賢所最兢兢也。學者既有志於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貴利達，耳目聲色，遊玩嗜好，隨在皆足以奪志。八十老翁過危橋，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他日任事，則利害毁譽，苦樂生死，樊然淆亂，其所以相撼者，多至不可紀極；非有堅定之力，則一經挫折，心灰意冷，或臨事失措，身敗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

　　2.曾文正即曾國藩，在戎馬之間，讀書談學如平時，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難。大儒之學，固异於流俗哉！今世變益亟，亂機益劇。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歷之境，其艱巨危苦，視文正時，又將過之；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也。故養心者，治事之大原也。率吾不忍人之心，以憂天下救衆生，悍然獨往，浩然獨來，先破苦樂，次破生死，次破毁譽。

　　3.《記》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此語出自孔子的《中庸》，意思是説， 國家政局清平，你做了大官，不改變困境時的操守，這才是真正堅强；國家朝政腐敗，寧可殺身成仁，也不能喪失氣節，這才是真正堅强。

　　4.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反此即妾婦之道。此語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説，在富貴時，能使自己節制而不揮霍；在貧賤時，不要動摇自己的操守；在威武下，不能改變自己的意志，這樣才是大丈夫。

　　5.養心之功課有二：一静坐之養心，二閲歷之養心。學者在學堂中，無所謂閲歷，當先行静坐之養心。程子以半日静坐，半日讀書。今功課繁迫，未能如此，每日亦當以一小時或兩刻之功夫，爲静坐時。所課亦分兩種：一斂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縱其心，遍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虚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極熟，亦可助閲歷之事。

　　關於治身即文中的“三曰治身”，就是要求學生“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忠信篤敬，遵守禮儀規範；每日就寢時，以“吾曰三省吾身”的方法檢查自己。

　　1.顔子請事之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孔子對顔淵説的一段話，意思是説，不符合禮的東西不要看，不要聽，不要説，也不要做。這個“禮”是指《周禮》周公姬旦爲貴族制定的一套禮儀規範，要求貴族照做。

　　2.曾子將卒之言曰：“定容貌，正顔色，出辭氣。” 出自孔子的《論語·泰伯第八》，原文是：“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意思是説，曾子答復他説，我告訴你，鳥將死的時候，它叫的聲音一定很悲哀；人類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多半是好話。此話的意思是：使自己的容貌莊重，便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輕慢；使自己的臉色端莊，就接近誠信了；使自己説話的言辭和語氣得體，就可以避免别人粗鄙，説出悖理的話。後人將“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合稱爲曾子的“三貴之道”，被奉爲人際交往的準繩。

　　3.孔子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 原文引自《論語·衛靈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意思是説，子張向孔子請教怎樣行得通。孔子説：“説話要忠信，做事要篤敬，即使是不通教化的地方，也能行得通了。説話不忠信，做事不篤敬，即使是本鄉本土，難道能行得通嗎？ 

　　4.治身之功課，當每日於就寢時，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論行事，失檢者幾何，而自記之。始而覺其少，苦於不自知也；既而覺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餒。一月以後，自日少矣。

　　二、智育方面，包括“讀書”、“窮理”、“學文”和“經世”四條：

　　關於讀書即文中的“四曰讀書”，就是要求學生應中西兼習，通古今和達中外並舉，專精和涉獵結合，劃出期限，共發大願。

　　1.今之服方領、習矩步者，疇不曰讀書，然而通古今，達中外，能爲世益者，蓋鮮焉。於是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今時局變异，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能通一國之書。然西人聲、光、化、電、格、算之述作，農、礦、工、商、史、律之紀載，歲出以千萬種計，日新月异，應接不暇。

　　2.惟其然也，則吾愈不能不於數十寒暑之中，劃出期限，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

　　3.今夫中國之書，他勿具論，即如注疏、兩經解、全史、九通，及國朝掌故、官書數種、正經正史、當王之制，承學之士所宜人人共讀者也。然而中壽之齒，猶懼不克卒業。

　　4.風雨如晦，人壽幾何？若從而撥棄之，則所以求先聖之道，觀后王之迹者，皆將無所依借。若率天下人而從事於此，靡論難其人也；即有一二劬學之士，龂龂然講之，而此諸書者又不過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其中精要之處不過十之一二，其支離蕪衍或時過境遷不切於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而其所謂精要之一二者，又必學者於上下千古，縱横中外之學，深造有得，旁通發揮，然後開卷之頃，鈎元提要，始有所獲；苟學識不及，雖三復若無睹也。

　　5.自餘群書，數倍此數，而其不能不讀，與其難讀之情形，亦稱是焉。是以近世學者，雖或瀏覽極博，研究極勤，亦不過揚子雲所謂“綉其帨鞶”，劉彦和所謂“拾其芳草”，於大道無所聞，於當世無所救也。夫書之繁博而難讀也既如彼，其讀之而無用也又如此，苟無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後，誦經讀史之人，殆將絶也。

　　6.今與諸君子共發大願，將取中國應讀之書，第其誦課之先後，或讀全書，或書擇其篇焉，或讀全篇，或篇擇其句焉，專求其有關於聖教，有切於時局者，而雜引外事，旁搜新義以發明之，量中材所能肄習者，定爲課分，每日一課。經學、子學、史學與譯出西書，四者間日爲課焉；度數年之力，中國要籍一切大義，皆可了達；而旁证遠引於西方諸學，亦可以知崖略矣。

　　7.夫如是則讀書者，無望洋之嘆，無歧路之迷，而中學或可以不絶。今與二三子從事焉，若可行也，則將演爲學校報以質諸天下。讀書之功課，凡學者每人設札記一册，分專精、涉獵兩門，每日必就所讀之書，登新義數則。其有疑義，則書而納之待問匭以待條答焉；其詳細功課，别著之學校報中。

　　關於窮理即文中的“五曰窮理”，就是要求學生在堂上讀書，功課完畢，由教習隨舉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益窮之，求極之。

　　1.要弄懂：瓦特因沸水而感悟蒸汽機之原理；奈端即牛頓，因蘋果從樹上跌落地而感悟地心引力之道理；侯失勒約翰因樹葉而悟物體分合之理；亞基米德因入浴盤洗澡，造成許多水溢了出來，而意識到溢出的水的體積正好等於他自己體積之道理；葛立理尤因童子取二鏡片相戲而得之製造望遠鏡……

　　2.西人一切格致製造之學，衣被五洲，震轢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州人士之聰明，非弱於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异也。朱子言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近世漢學家笑之，謂初學之人，豈能窮凡物之理？不知智慧日浚則日出，腦筋日運則日靈，此正始教所當有事也。

　　3.窮理之功課，每剛日諸生在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對既遍，教習乃將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關於學文即文中的“六曰學文”，就是要求學生以覺天下爲任，以求傳世、覺世之文爲上，而不要做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化人；爲完成學文之功課，每月應繳交作文一篇。

　　1.《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語出自左丘明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其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意思是説，孔子説：有志氣的人，説話也充滿了志氣，不説話誰能知道你的志氣呢？説話寫文章没有文采，流傳就不會久遠。

　　2.學者以覺天下爲任，則文未能舍棄也。傳世之文，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沉博絶麗，或務瑰奇奥詭，無之不可；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鋭達爲上，不必求工也。

　　3.温公曰：“一自命爲文人，無足觀矣。” 此語出自《宋史》中劉摯所言，經顧炎武在《與人書》中所引，成爲文人永遠的自嘲。意思是説，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化人，一無是處，没有值得看的。苟學無心得而欲以文傳，亦足羞也。學文之功課，每月應課卷一次。

　　關於經世即文中的“九曰經世”，就是要求學者中學以經義掌故爲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爲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採西人政治學院之意。在堂上，教習隨時采取列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詢問各位學生的辦法，使各抒所見。

　　1.莊生曰：“《春秋》經世。” 此語出自《讀通鑒論》，原文是：莊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 意思是説，孔子著的《春秋》，講的是古人治天下之法，對每一件事下了定義，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則一個字都不能易動，因爲它每個字都包含深奥的意義。

　　2.先王之志，凡學焉而不足爲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居今日而言經世，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經製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爲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爲之緯，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知其積弱之由，及其可以圖强之道，证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爲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夫然後可以言經世。

　　3.《記》曰：“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出自《論語·子路篇》，原文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意思是説， 孔子説：“熟讀了《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務，他却搞不懂；派他出使到四方各國，又不能獨立應對外交。雖然讀書多，又有什麽用處呢？”其道理是，學以致用，方爲真才。具體要求是，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爲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爲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採西人政治學院之意。

　　4.經世之功課，每柔日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問諸生以辦法，使各抒所見。

　　三、體育方面，見於“攝生”一條： 

　　關於攝生即文中的“八曰攝生”，就是要求學生堅持張弛有度、文武之道、勞逸相宜，起居飲食定時，注意身體操練。

　　1.《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語出自《禮記·雜記下》，原文是：“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意思是説，只拉緊弓弦而不放鬆弓弦，即使是文王和武王也做不到；只放鬆弓弦而不拉緊，却是文王和武王不會做的；有時拉緊弓弦有時放鬆，這才是文王、武王治理民衆的辦法。

　　2.“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出自於《禮記．學記》，原文爲"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意思是説，所以，君子對於學習，無時無刻包括休閒和休憩都在想着專心學習，不能廢棄。

　　3.西人學堂，咸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古義之見於經者，殆中西同俗也。今用之，起居飲食，皆有定時，勿使過勞。體操之學，採習一二。攝生之功課，别具堂規中。

　　四、合群方面，見於“樂群”一條： 

　　關於合群即文中的“七曰樂群”，就是要求同學之間互相團結、敬愛、幫助、滋益，在學習中“上下議論，各出心得，其益無窮”；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任重道遠我肩負，光明美德當先導。

　　1.荀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獸者，以其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曰：分(指差异性)。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會和諧。” 意思是説，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就是能够按照不同的等級名分結成社會群體，能够和睦協調，團結一致，力量强盛。

　　2.《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此語出自《周易·兑卦》(商周時成書，司馬遷稱周文王所作，後人稱集體整理而成)，意思是説，君子當與朋友講習，講所不明之理，習所不熟之理，以互相滋益，互相促進。

　　3.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語出自《論語·顔淵篇》，意思是説，曾子説：“君子用文章學問來結交、聚合朋友，用朋友來幫助自己培養仁德。”

　　直諒多聞，善相勸，過相規，友朋之益，視師長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講之，是謂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講之，是謂小群。 

　　4.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 這詩句引發了杜甫與嚴武之間關係的故事。他們倆是一對好朋友，但他們之間也有矛盾，甚至導致嚴武想要殺死杜甫的舉動，後來其母親知道，制止了(杜甫可能不知此事)。在嚴武去世之後，杜甫滿懷感恩之情，寫了一首追憶嚴武的長詩《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共有68行，其中有如下兩行詩句：“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意思是説，嚴武胸懷大志，理想當將相，與朋友相處又非常謹慎，注意維護朋友的情誼。樑啓超在“學約”中仍强調“但相愛，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衆思，廣衆益。”

　　5.“學有緝熙於光明。”此語出自先秦佚名的《敬之》，原文是“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意思是説，警戒警戒，蒼天理昭昭，天命不改。休説蒼天高在上，佞人賢士，時刻監視明秋毫。我雖年幼，聰明戒心尚缺少。日有成月將進，日積月累得深造。任重道遠我肩負，光明美德當先導。

　　樂群之功課，俟數月以後。每月以數日爲同學會講之期，諸生各出其札記册，在堂互觀，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其益無窮。凡會講，以教習監之。

　　五、信仰方面，見於“傳教”一條： 

　　關於信仰即文中的“十曰傳教”，就是要求同學堂中所課一切皆以昌明聖教爲主義，以宗法孔子爲主義；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

　　1.微夫悲哉！吾聖人之教之在今日也！號稱受教者四萬萬，却因爲婦女去其半、不識字者又去其一半之半、市儈胥吏又去其一半之六七、帖括賤儒又去其半之八九，而成爲真儒幾無一人也。

　　2.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爲主義。

　　3.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此語出自《論語·子張》：“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意思是説，叔孫武叔在朝廷上對大夫們説：“子貢比孔子更賢能。”子服景伯把這話告訴了子貢。子貢説：“用房舍的圍墻作個比喻，我的圍墻只够到肩膀那麽高，人們都能窺見房屋的美好。我老師的圍墻有幾丈高，找不到門無法進去，看不到宗廟的美好和各個房舍的豐富多彩。”

　　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與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也。今宜取六經義理(即《詩》《書》《禮》《易》《樂》《春秋》，又説《論語》《孟子》已包含六經内容)制度微言大義，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然後孔子垂法萬世，範圍六合之真乃見。

　　4.《論語》記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於海。”此語出自孔子《論語·公冶長》，原文是：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意思是説，我的事要是成不了，我就坐個小筏子出海，離開你們。但跟隨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 蓋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5.他日諸生學成，尚當共矢宏願，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斯則學之究竟也！傳教之功課，在學成以後。然堂中所課，一切皆以昌明聖教爲主義，則皆傳教之功課也。

　　第三，“學約”的主要意義 

　　“學約”寫於1897年10月。那一年，任公24歲，是1895年4月發生“公車上書”之後1年多，而距離1898年4月“戊戌變法”只有6個月。“學堂”，1899年2月改爲求實書院；1902年3月，求實書院改制爲省城大學堂；1903年2月，省城大學堂又正名爲湖南高等學堂；1903年11月，湖南高等學堂包含了嶽麓書院；1926年，最後與湖南有關專科學校合併，定名爲湖南大學。雖然“學堂”辦學只有6個月，但是，它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聲。由於“學堂”堅持“以政學爲主義”的教育宗旨，在開啓民智、培養人才方面發揮了歷史標誌性作用，書寫了中國教育史上璀璨的一頁。戊戌變法後，時務學堂所得高材生甚多，被稱爲“天下第一班”，培養出了蔡鍔、方鼎英、楊樹達、範源濂、李復幾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推進了近代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進步，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其中學生如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質、朱茂蕓等參加了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投身反清鬥争；學生中年紀最小的蔡鍔後來成爲辛亥革命中反袁護國的主帥，爲再造共和作出貢獻。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湖南之有學校，應推原戊戌春季的時務學堂。時務以短促的壽命，却養成了若干勇敢有爲的青年。”而與“學堂”同時的“學約”在辦學中發揮的作用及其歷史影響也是不可磨滅的。

　　“學約”是任公爲學堂制定的辦學條約、規定、約束，它體現了任公治理學校教育的理念。它的實際作用是，從宏觀上爲學堂確定了教育宗旨、方針、制度；從微觀上爲學堂制訂了學生守則、紀律、規範。因此，值得我們今天的學校教育以研究，以借鑒。其理念有如下幾點：

　　一、堅持“以政學爲主義”，提倡新學，鼓吹維新，踐約報國、禦侮、創新的新思維，培養學通中外、體用兼賅的新人才

　　“學約”共有10條，按德、智、體、美、信仰五方面分類，其中德育有四條。在德育中尤其要求學者必須把政學放在首位。他開篇第一句就引用孔子之語 ：“凡學士先志”。有志氣的人，説話也充滿了志氣。還指出，“學者既有志於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以天下爲己任”，强調要把承擔天下重任作爲自己的志向，“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學者志不立，則一齊放倒了”。這個“天下”就是國家的意思，作爲教者學者首先要立志愛國、思國、治國、報國，這是政學核心所在。後來，任公隨着時勢變化和知識提高，這個“天下觀”便逐漸被“國家觀”所代替。

　　對此，任公還以名賢的思想行爲作爲範例，要求學子經過宗法教育，培養成爲不僅能“治一國”，而且能“治天下”的優秀人材。“學約”在“立志”中列舉了孔子、伊尹、孟子、範仲淹、顧炎武等著名賢能的高尚志向和爲國貢獻的言行事迹，要求學者以他們爲榜樣，聽教誨，共戒之，做一個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的達人，而不要累於科第衣食、盲從市儈之道，成爲苟無志向的鄉黨小儒、逃難之士。

　　任公還强調“志既立，必養之使勿少衰”，做好“治身之功課”，“他日任天下事，更當先立於無過之地” ，“故養心者，治事之大原也”。他指出，“養心之功課有二：一静坐之養心，二閲歷之養心。學者在學堂中，無所謂閲歷，當先行静坐之養心。”而“治身之功課”，則是“當每日於就寢時，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論行事，失檢者幾何，而自記之。”

　　今天，我們社會主義教育的性質和方向，就是教育必須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爲人民服務，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把立德、樹人作爲教育的根本任務，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當年，任公當然不可能用這樣的語言，而且學校辦學是爲當時的維新變法服務的，但他却非常明確地把德育放在辦學的首位，對學生進行“立志”、“養心”“治身”的修養；培養學生做到“思天下之民”，“以天下爲己任”，“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成爲有智慧、有仁愛之心、勇敢的人。任公能這麽想又這麽做，不能不説他當年同我們今天一樣，對辦學校的性質和方向是那樣的重視，其思路和着眼點又是那樣的相似。

　　二、堅持有志須先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

　　作爲學校教育之根本，就是在教學安排上着重培養學生的知識學問和科學研究，即今天我們强調的智育方面。任公在“學約”中指出“立志之功課，有數端。必須廣其識見，所見日大，則所志亦日大。”正如陸子(即陸九淵)所説的“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在智育方面，任公在“學約”中有四曰即“讀書”、“窮理”、“學文”和“經世”，這裏有重要性的闡明，有原則性的要求，也有操作性的安排。

　　關於重要性，任公説：“今時局變异，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能通一國之書。”就是説，爲了適應國内外時局變化，扺禦外來强權勢力的交迫以及國内保守勢力的阻礙，不能只讀國内的書，還必須讀世界各國的書。只有“通古今，達中外，能爲世益者，蓋鮮焉。”

　　關於原則性，任公指出，“智慧日浚則日出，腦筋日運則日靈”， 要求學生“能窮凡物之理”。并且説當今世界“日新月异，應接不暇”，作爲一個學生要掌握精要的知識，“必學者於上下千古，縱横中外之學，深造有得，旁通發揮，然後開卷之頃，鈎元提要，始有所獲”；如果苟且學識一點，雖然反復看，實則好似無看過一樣。任公進而批評説：“近世學者，雖或瀏覽極博，研究極勤，亦不過揚子雲(西漢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所謂‘綉其帨鞶’，劉彦和(宋代詩人)所謂‘拾其芳草’(見於魯迅《摩羅詩力説(1)》：‘劉彦和所謂……‘童蒙者拾其香草’)，於大道無所聞，於當世無所救也。” 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化人，是一無是處，没有值得看的。

　　關於操作性，任公指出，肄習者，定爲課分，每日一課。凡學者每人設札記一册，分專精、涉獵兩門，每日必就所讀之書，登新義數則。經學、子學、史學與譯出西書，四者間日爲課焉學文”，要求學生每月繳交作文一篇。

　　對於如何學經？任公指出，“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則一個字都不能易動，因爲它每個字都包含深奥的意義。”今夫中國之書，即如注疏、兩經解、全史、九通，及國朝掌故、官書數種、正經正史、當王之制，承學之士所宜人人共讀者也。經世之功課，每日堂上讀書完畢，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逐條點問諸生，讓其各抒所見。堅持如此，劃出期限，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

　　對於西學，任公指出，西人的聲、光、化、電、格、算之述作，農、礦、工、商、史、律之紀載，每年出版千萬種，日新月异，應接不暇，對此都要按計劃進行學習。要弄懂瓦特的蒸汽機、牛頓的地心引力、侯失勒約翰的物體分合、亞基米德的浴盤計量物質體積、葛立理尤的製造望遠鏡等等原理。西人一切格致製造之學，衣被五洲，震轢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州人士之聰明，非弱於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异也。在西學方面，任公對中國人的聰明評價很高，認爲並非我們弱於西人，而是學習與創造的成果未被聞知，與西人存在獲得重用與否的差别。

　　在體育方面，任公在“學約”中指出，學子對學習很專心，甚至無時無刻包括休閒和休憩都在想着學習，這當然不能否定之；但是必須做到勞逸結合、張馳有度，正如古人説的“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而要好似西人學堂一樣，每周要有休息日，注意身體操練，定時起居飲食，不要操勞過度。這要成爲學堂的規矩制度。

　　三、堅持吸收儒家經典思想爲主，參酌西方有關的社會學説、自然科學，實行中西結合、學以致用的教育宗旨

　　任公在“學約”列舉的“十曰”中每條都引用古代名賢(如孔子、孟子、朱熹、範仲淹、顧炎武、陸九淵、莊丘明、曾國藩、顔淵、荀子、周文王、杜甫、揚子雲、劉彦和等14人）的重要經典之言有33段，運用先聖之道、精要之處、典範之例來作爲舉辦“學堂”的指引，進而作爲辦學的宗旨和方針。任公此時年僅24歲，涉世顯淺，然學識淵博。從所擬“學約”豐富的内涵和廣泛的外延可以看出，他對中華傳統優秀的興辦學堂及其教育的思想、經驗的研究和評價是頗爲深刻的，并且通過興辦“學堂”將此集中加以運用和弘揚，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與此同時，他也將自己對西方辦教育的新思維和新模式，在此加以吸收、運用。這叫做弘揚中華優秀傳統和借鑒西方先進相互融合，創新發展。正如任公指出，“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爲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爲之緯，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知其積弱之由，及其可以圖强之道，证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爲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夫然後可以言經世。”在“學約”中規定“中學以經義掌故爲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爲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採西人政治學院之意。”并且要求在教育宗旨、課程設置和教學内容中加以體現和落實。

　　四、堅持啓蒙教育，促進學界思想解放

　　這個啓蒙教育主要是：中華傳統教育思想的教育，包括立志爲先、學識爲重、養心爲源、治身爲實等；傳統優秀美德教育，包括苦樂觀、富貴觀、生死觀、仁義觀、名譽觀、治國觀等；傳統學識和現代科學教育，使學者從小就努力窮理精思科學知識、治國理念，以覺天下爲已任，仁智勇並茂，成就能成大事之人。這種辦學實踐，不僅是對封建教育制度的衝擊，而且是對學界思想解放的促進。

　　五、堅持改革路向，創辦新式學校。

　　中國古代社會的教育始於戰國時期。那時，各諸侯國處於戰争和兼併當中，都爲自己國家的發展，興辦了學校，以收納人才。由於統一文字的需要，秦朝只有官學，禁止私學；只是從漢朝開始才實行官私並行，其中私塾成了私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隋唐之後，實行科舉考試選官制度，促進了學校發展。因而，科舉成了聯通學校教育與爲官從政的橋樑，學校則成爲科舉的附庸，“學而優則仕”便成了主要選官制度。兩千多年來，這種官私辦學模式延綿不衰，成爲人才培養的摇籃。歷史悠久的私塾，屬民間辦學形式，更成爲青少年讀書受教育的場所，尤其清代最爲發達，遍佈城鄉。私塾，又稱門館、家塾、學館、書屋等，分爲蒙館和經館兩類，清末還分爲義塾、族塾、家塾和自設館。它與官學相輔相成，爲傳遞中華傳統文化、培養社會人才，做出了貢獻。但是，到了近代，這種官私辦學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現了差距。尤其私塾不設物理、化學、算術、歷史、地理等課程，知識面窄，而且教材老化、教學不善等問題，受到社會的抨擊。1910年，學部頒佈《改良私塾章程》，開始對私塾進行改良，後來逐漸被近代小學所代替。

　　任公這次爲“學堂”擬訂的“學約”並予以積極貫徹之，是對古代學校教育制度的改革，爲創辦新式學校作個樣板。這個改革主要表現在如下四點：

　　1.對學校教育的宗旨、方針的改革，朝着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培養目標發展。過去的官私學堂教育也有一個志向，就是爲培養“聖人”，爲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功名，而培養人才。而任公却旗幟鮮明地把重點放在樹立志向上道德建設上，爲培養熱愛祖國、參與國是、關心世事，投身社會改革的人才。其宗旨是倚重於政學教育，開啓民智，堅持“報國、禦侮、創新”。

　　2.對教育内容的改革。過去的教育以儒家思想爲中心，重在啓蒙識字、熟背四書五經、習字臨帖，爲了當官認知某些當官的才能和官場運作，而明顯地缺乏科學知識、世界知識、關心時政。任公則注意推行以政學爲主義、以宗法孔子、明昌聖教爲主義，重視西方社會政治學説的教育，研求治國救國道理，增强維新變法的意志，學通中外，經西致用。

　　3.對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任公實行的方法是將中國傳統書院教學方法與西方大學教育方法結合起來，實行循序漸進，學以致用。而過去的教育方法粗暴陋習很多，如填鴨式灌輸，死記硬背，甚至普遍施行體罰教訓。

　　4.對傳教的改革。任公認爲，全國四萬萬人民，不知孔子爲聖人，也不接受聖人之教，真正成爲“真儒”的人幾無一人。因此，學堂的所有課程一切應以昌明聖教爲主義。這不僅是一般的學經問題，而是要求每個學子要有一個信仰，就是以宗法孔子爲主義。進而認爲，孔子之教是太平大同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要求在中國範圍内對缺乏文化的老百姓施及孔子之教。要求各位都做足功課，認真學成，共同矢志，樹立宏願。他這裏説的“主義”，是什麽意思？或可在字面上直接解釋爲“主要之義”，或指我們現在稱呼的“主義”，即是一種制度，如社會主義；或一種理論主張，如馬克思主義；或一種作風，如自由主義等。任公内文所稱的“以政學爲主義”、“昌明聖教爲主義”、“宗法孔子爲主義”，而且是在“十曰傳教”這一條講的，指出不僅要以孔子之教“治一國”，還要“治天下”，教於“萬國”。顯然，這不是後來他附和康有爲的“孔教”。所以，筆者認爲，任公這三個“主義”所指的應是一種信仰、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實踐已證明，任公將孔孟之道作爲“主義”包括孔教，用來指導國人的言行舉止，貫串於學堂教學全過程，貫輸至每個學子甚至全國民衆，那是不可能的。但他意識到信仰力量的重要地位，還是難得和可貴的。

　　綜上所述，任公爲“學堂”所擬的“學約”，基本體現了他在“公車上書”之後、戊戌變法之前在興辦學校教育的理念。它不僅震撼了當時整個學界乃至全社會，引領了當時學校教育改革新潮流新風尚，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對於今天我們的學校教育工作也有可資借鑒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例如，在興辦“學堂”的宗旨、方針、方式、方法、内容等方面，在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熱愛祖國、共謀國是的人才方面，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及其典型範例，深入研究國學、傳承寶貴文化遺産方面等等，在剔除某些不恰當的内涵後，在考察其思考問題的着眼點、觀念思路和解决問題的方式方法上，都是值得我們今天參考的。當然，任公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在“學約”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歷史局限性。例如，他所引用的聖人名賢的警世金句和典範事例，都帶有當時社會的印記；在德智體美育全面發展方面，任公在德育、智育方面强調得充分些、深刻此，而在體育方面少些弱些，在美育方面極少涉及。其實，對此，任公後來在著述、演説中提出過很多很寶貴的論述。任公就提出了美感教育、人格教育、情感教育、藝術教育等等，其中趣味教育、情感教育，也即審美教育，形成了獨特的美育思想範疇，可以視爲一個補充。任公在1922年4月10日的一次演講中説：“我們主張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兒童或青年趣味正濃而方向未决定的時候，給他們一種可以終身受用的趣味，這種教育辦得圓滿，能够令全社會整個永久是有趣的。”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盡量發揮，把那惡的醜的方面漸漸壓伏淘汰下去。這種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類一分的進步。”任公的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當然是藝術，但在此“學約”的“七曰樂群”中重點强調的情感是“樂群”，要“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用情感激發人、吸引人，將群人引入到超本能的境界、現在的境界。

　　管中窺豹。從這一短文（約4360字）中可看到，任公已彰顯了學校教育思想的光芒；在後來將重點轉向著述和演講之後，其學校教育理念得到充分的發展，更加系統、全面，形成别具特色的學校教育思想。應該承認，樑啓超當時的學校教育理念還是比較超前的，與時俱進的。他這一先進的教育思想體系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參考文獻

　　〔1〕樑啓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見於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張品興主編《樑啓超全集》第一捲第107頁

　　〔2〕樑啓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見於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張品興主編《樑啓超全集》第一捲《變法通議》第14頁

　　〔3〕趙宏輝《淺析晚清時期的三次教育變革》

　　〔4〕湖南大學丁平一《樑啓超與湖南時務學堂》

　　〔5〕湖南大學鄧洪波《湖南時務學堂：中國近代教育的先聲》

　　〔6〕湖南大學楊國虎《時務學堂：“以政學爲主義”的西政教育》

　　〔7〕樑啓超《中國韵文裏頭表現的情感·導言一》，見於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張品興主編《樑啓超全集》第十三卷第3921頁

　　〔8〕樑啓超《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見於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張品興主編《樑啓超全集》第十三卷第3963頁

　　(江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江門市樑啓超研究會2021年“樑啓超的教育思想”研討會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