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大百科全書》對“絲綢之路”作這樣的解釋：“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而“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海絲”）則指的是中國和西方國家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歷史證實，它比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通還要早。習近平總書記於2014年6月在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六届部長級會議上首次正式使用“一帶一路”的提法，使這個古老的命題和實踐得以復活，成爲新時代具有偉大意義的一個戰略構想。2018年12月25日，市華僑歷史學會换届並舉辦了“海上絲綢之路與五邑僑鄉文化”座談會，引起了對此論題的若干思考：

　　一、“段路”與“全路”相吻合

　　從空間上看，所謂“全路”，就是古代“海絲”的全程，依據海上考古發掘，應跨越四大海域：1中國海域，2韓國群山列島海域、日本海，3印尼海域，4歐洲海域。具體節點：東海航綫是渤海灣(膠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南海航綫是(中南半島)泉州一福州一廣州一徐聞—海口一北海一河内一吉隆坡一雅加達一科倫坡一加以各答一内羅畢一雅典一威尼斯—非洲東海岸，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約14000多公里。所謂“段路”，就是上述“全路”段中江門五邑沿海這一小段，約614.87公里，有96個島嶼，約爲全程長度的4.39％。

　　從時間上看，“海絲”發展歷史悠久。李建華著《絲路密碼》指出“開拓於秦漢，發展於三國隋朝，興盛於唐宋，轉變於明清”，頂峰於明初，衰落始於明中。“海絲”的始發令是秦始皇下達的，他爲了尋找長生不老藥，派了徐福率領500童男童女、穀物等，東渡日本，徐福則成了“海絲”的開拓者。“海絲”發展到高峰是明成祖時期鄭和七下西洋。從江門五邑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有的文物遺産和將要逐級向上申遺的有9處：1新會官冲窑遺址，屬於唐代陶瓷重要生産基地；2台山廣海衛城城墻(遺址)，建於明朝早期(其實在宋代朝廷已在此設置巡檢司)；3廣海大洲灣遺址；4廣海烽火台；5廣海“海永無波”摩崖石刻；6明代上川大洲灣遺址的大洲村大象山方濟各·沙勿略墓園；7上川新地村天主教堂遺址；8台山水域宋代古沉船“南海一號”沉船點；9楊太后陵和慈元廟等。其時間跨度是唐明之間。它們都是“海絲”的重要物证。

　　顯然，除在空間方面横穿四大海域的“全路”必然大於江門五邑“段路”外，在時間方面“全路”也比“段路”要早一些。因此，這裏有一個局部和全局的關係問題，“段路”需要與“全路”相互吻合。“段路”不能受目前爲止的考古發現甚至史迹申遺的局限而限定自已的時間和空間，或内涵和外延。畢竟江門五邑的考古發掘仍在路上，尚有未被發現深藏的文物瑰寶；相信，隨着考古工作的新發展，兩者的某些重大差异會越來越少。

　　二、“海路”與“陸路”相延伸

　　“海路”是“海絲”之海上運輸的直接航道，“陸路”就是爲“海絲”作保障、相配合的陸上節點或設置。這兩者的關係猶如前店、後廠的關係，形成了一條供給鏈、一片作業面。在“海路”方面，應有運輸船隻、導航設置、海防保障、航行補給等等環節。在“陸路”方面，應有關口、碼頭、倉庫、生産廠場、市場、檢驗、運輸等節點。這兩方面搆成“海絲”文化的整體，成爲“海絲”遺址的載體，環節相扣，缺一不可。

　　最近，省有關部門已確定15處爲南粤古道重大發現，其中台山川島大洲灣遺址獲票入選，成爲南粤古驛道的一個節點，既是古代“海絲”必經之地。在這個遺址方濟各·沙勿略教堂附近，省文物考古所於1965年已發現了明代外銷瓷遺址，出土了一些碗盤，標有“大明年造”、“大明嘉靖年出”、“正德年造”、“宣德年造”，大批瓷片中有青花色、青花紅緑色、紅緑彩色、白釉色等，多爲景德鎮民窑産品，銷往東南亞、中東、東非等。90年代發掘的江門新會官冲窑址，從出土的文物中可鑒定此爲唐代陶瓷重要生産基地，是那時海外貿易的節點。而台山廣海衛城城墻(遺址)，正是當年廣海灣“海絲”貿易的海防守護者。

　　這足以證明：江門五邑的“海路”和“陸路”是互相延伸、連成一體的。往後，我們的“絲路”考古發掘和考證研究都不能有偏頗，而要放開思路，擴大視野，實事求是，以便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争取更大的考古發掘成果。

　　三、“商路”與“非商路”相並行

　　“海絲”顧名思義，是與絲綢、瓷器等商品貿易有關的“商路”，是“絲路”初始的、首位的功能。隨着海路的暢通，這條路同時成爲交通之路、交往之路、移民之路等“非商貿之路”。因此，這兩者並行而發展。

　　絲綢是從養蠶到作繭、繅絲而成的絲織品。由於絲綢貿易的興旺，在印度孔雀王朝時（公元前270多年），中國的絲已運銷印度，被稱爲“支那帕塔”。公元前希臘甚至稱中國爲絲國即“塞勒斯”。在羅馬，絲綢竟值重量相等的黄金，其婦女以着絲綢爲風尚。因此，美國史學專家伊佩霞著《劍橋插圖中國史》中指出：“絲綢與中國有特别的關係，到周代晚期，對於中國邊境以外的人來説，中國就是一個産絲綢的國度”。“絲綢之路”也是西漢時西方人首先稱呼的，對那些中轉地區則稱爲“絲道”。

　　“海絲”的發達與船舶修造業發展和航海技術提高有緊密的關係。根據廣州、長沙等地的漢墓考古發掘，發現有木車、木船和陶船的模型，船有錨、舵，結構堅固，可載重致遠。因此，“商路”越開越遠，越來越旺。周一良、吴子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416頁）就有一幅“公元二世紀中的古代文明世界”地圖，明確標示當時海商的綫路，經過四大海域之後，再分兩路開進，一路到卡塔爾進入幼發拉底河流域，一路進入地中海。由此可知“商路”對當時世界的影響和貢獻確實巨大而深遠。

　　“非商路”與“商路”應是通過“海絲”通道同時存在和發展的。

　　移民之路是其一。江門五邑是全國第一僑鄉。其早期的主要移民模式有：貿易移民，是商人出國經商，寄居异域，建立貿易網絡，造就當地的移民區；勞工移民，如東南亞種植園、錫礦場，爲華商從家鄉招募契約的勞工；苦力貿易，又叫“猪仔”賣買，有官商勾結的，有威迫哄騙的，這些“猪仔”契約期滿或回國或居留；偷渡移民，又稱“無證件移民”及“私運外僑”。二十世紀初沿海的一些偷渡者包括江門五邑人向小販支付路費，經過海路被私運潜入美國，有的被捉到，關在三藩市天使島監獄，經過美國移民官審問，獲得“有條件釋放”，當時通過“海絲”進入美國的“私運移民”基本如此。

　　其二是交往之路。規模大、影響深的當屬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 。鄭和爲“三保太監”，他奉明皇的命令，於1405年至1433年間曾率領船隊七次下“西洋”，從揚州出發，經過江門五邑海域，近的到過越南南部，遠的到達非洲東岸，共30多個國家；滿載用於交换的金銀、綢緞、瓷器等貨物。其目的是加强與各國的政治、商貿、文化交流，是和平交往，聞名中外。

　　其三是交通之路。根據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的描述，在唐代“當時中國與亞洲各國的交通比較發達”。“代宗時，每年來廣州的各國船隻達四千餘艘。”“唐代後期，由於中國水手掌握了季候風的規律，中日之間的海上交通也日益發達。”其往來包括旅遊觀光、探親訪友、往來居住等。

　　四、“探路”與“護路”相並舉

　　“探路”，就是要繼續探明江門五邑段“海絲”的全貌，包括調查、發現、探測、發掘海上和陸上新的考古點。“護路”，就是加强對迄今已挖掘、探明的海路和陸路遺址節點依法加以維修保護。

　　根據文獻記載，在16、17世紀經過川島的航海綫路有9條之多，因此該海域具有豐富的文化遺産資源。在“探路”方面，其一要摸清“海絲”江門五邑段在海上和陸上遺迹的遺産區和緩衝區。要通過查閲有關檔案文獻資料、鄉村家宅大事記，找出記載的綫索；要深入坊間瞭解有關的傳説軼事，發現點滴信息，並加以核實；要在已發掘的史迹周圍深入仔細挖找，以便尋得更多遺漏的文物，摸清“海絲”海底的狀况及其實據。

　　其二要綜合分析、細緻梳理瞭解到的情况，繼續做好江門五邑海域的水下調查和考古工作。近幾年，國家和省文物部門在江門和台山的配合下，曾兩次派出“中國考古01號”考古船赴川島海域水下考古調查，以瞭解該海域水下文化遺産資源的狀况。經過調查，發現川島方濟各·沙勿略墓園附近海岸確有一個文化堆積層密集區，説明在川島水域的考古存在歷史文化科學的價值。

　　“護路”是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工作。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遵循“保護爲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則，落實文物“四有”工作，依法劃定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爲此，要制定保護規劃，整理遺迹檔案，做好環境整治，加强立法建制，確保措施落實。2019年2月11日，江門市人大常委會經省人大常委會正式批準，正式公告了《江門市海上絲綢之路史迹保護條例》，並於同年3月1日起執行，從此對“海絲”的規劃、保護、利用和管理有法律保障；將全力推進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力求實現台山段“海絲”有關遺産的整體保護。“南海一號” 於1987年8月在江門台山川島海域被發現；於1999年，香港同胞贊助了200萬元，由國家水下考古隊實施水下考古調查。省文化廳在廣州部署這項工作的會議上，明確指出：這艘沉船位置就在台山下川島附近海域，要求江門市和台山市爲此次水下調查做好後勤工作包括海警海防、物資補給等。在2007年1月開始進行整體打撈，於2007年12月出水，將此船移駐陽江市海陵島的“水晶宫”。挖出特級寶物4000噸，清理出文物超16萬件。該古代貨船是目前世界上發現年代較早、船體較大、保存較完整的宋代遠洋貿易商船。這項震撼全球的首次采用沉箱整體打撈沉船工程，堪稱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創舉。雖然，這對於江門和台山來説，是一件撼事。但是，這艘沉船畢竟在下川島海域沉睡了800多年，這個海上沉船點不能被抹去，也不可被忘却。這寶船寶貝是屬於國家的，大家有份。因而筆者建議：在下川島接近沉船點的陸地上留記一個標誌，或開闢一個小公園，建一座“志銘亭”，復製古船模型，將沉船點的經緯度、方向、與陸地距離以及船隻沉没、發現、打撈、考古經過等刻在石碑上，供遊人參觀、紀念，以示彌補。這對於保持江門五邑段“海絲”遺産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延續性具有意義。

　　五、“論路”與“用路” 相結合

　　“論路”就是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以史實爲依據，以史料作借鑒，加强科學研究，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探討“絲路”學術問題，堅持百家争鳴、求同存异，深化它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對被歷史塵封的 “絲路”進行研究，這對於我們來説是一個新鮮課題。我們不僅對尚未被發現的史迹不清楚，就是對已經被發掘遺址的認知也是很不够的。需要把它作爲一個學科體系進行探討研究。要成立相應的學術中心或社團組織，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調查考察和學術研究，以佔領海洋文化、“海絲”研究的制高點。努力做到：從縱横兩方面理清它的歷史脈絡，從内涵和外延上弄清它的歷史概念，從局部和全局關係上認識它的歷史作用；對於認識和理論上的分歧，例如有專家把開平碉樓、台山僑墟、新會楊太后陵與慈元廟也列入“海絲”名録等等，這要實事求是，弄清核准。其實，中國首先開通的“海絲”成爲歷史通道是雙向的，既有我國通往世界各國的，也有世界各國來往中國的，如台山川島大洲灣遺址的存在就是早期中葡雙方因“海絲”興旺而互相交往的産物。我們的探查研究，不應只限於深化申遺工作和整體遺址發掘，還要感受古代“海絲”的開放和包容，加深對新時代“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認識。

　　研究歷史，意在借鑒，重於致用，復興交往。“用路”就是要活化利用“絲路”歷史遺迹，增强它的可讀性直觀性，充分發揮它的作用，爲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要把我們“海絲”的發掘、研究龢利用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緊密結合起來，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並舉；要參與粤港澳三地“古道群”組合，造就新型的旅遊産品和旅遊熱綫；要在遺址點竪立路標、信息牌，安置雕塑，形成不設圍墻的田野考古博物館、青少年教育基地，促進海内外各方聯動的文化交往以及華僑情感交流；要把海洋漁業文化、港口文化、海貿文化、遺産文化、節慶文化等資源整合起來，拓寬開發空間，提高使用價值。

　　(本文載於《江門日報》201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