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先生，字援庵，1880年11月12日出生於江門市蓬江區棠下鎮石頭鄉富岡裏，今年（2007年）是他的127週年誕辰。

　　陳垣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歷史學家、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勤奮的一生，奉獻的一生，非凡的一生。我們紀念他，學習他，就是要緬懷他的崇高精神、杰出成就和巨大貢獻，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加快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一、學識淵博，學術泰鬥

　　陳垣先生生長在一個商人家庭，從小就接受傳統的儒家思想教育。他6歲離開故鄉到廣州，入學私熟，陸續讀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易》、《尚書》、《禮記》、《左傳》等經典著作。從14歲開始用幾年時間反復自學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些學習爲他後來的國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奠定了豐厚的知識基礎。他23歲研究《廿二史札記》； 27歲回家鄉，在新會(今江門蓬江區)篁莊小學教書； 29歲和友人創辦光華醫學院(1957年改名爲中山醫學院) ，並在這個學院學習，暑假東渡日本學習醫學；31歲在光華醫學院畢業並留校任教。在後來的研究和教學過程中，他仍然書不離手，精思廣識，對學問求真務實，僅在他任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前身)館長期間就查閲了館藏的敦煌遺經8千卷。

　　陳垣先生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裏可温教考》是在1917年5月7日寫成的。其實，稱爲也裏可温的基督教早在元代就十分盛行，只是七八百年來無人研究罷了。是陳垣先生讓沉埋的歷史真相大白，爲元史及宗教史研究作出貢獻。陳垣先生早年最滿意的著作是 《元西域人華化考》。該書共運用材料220種，引用元明詩文集約100種， 而且善用綜合歸納，嚴謹論证，不用孤证。初擬的原稿有三四大捆，但寫成的論文却只有7萬多字，故有人説他搜集材料時“竭澤而漁”，寫文章時則“惜墨如金”。

　　陳垣先生生前最後一篇文章是在1965年10月21日寫的《兩封無名字無年月的信》，因“文革”開始，多年未能發表(後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據瞭解，從第一篇論文到最後一篇論文的48年間，陳垣先生出版發表的學術論文有175篇，出版的專著有15種，合約300萬字。他一生鍥而不捨，刻苦治學，著作等身，爲我國的史學研究增添了光彩，給我們留下了極爲珍貴的、豐富的文化遺産。所以，毛主席在1951年10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届三次會議的一次宴會上向别人介紹他時説： “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陳垣先生的治學特點是讀書博、用功勤、做學問下筆不苟。他的研究範圍、學術領域很廣闊，包括元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醫學史、文獻學、目録學、校勘學、年代學、史源學、敦煌學、史諱學以及中外關係。由於他功底厚、功力專、視野寬、鑽研深，因而造就了他學術思想博大精深，著述貢獻蔚爲大觀，成爲中國現代史學的創始人之一、世界型學者之一。

　　二、他的學術成就主要有三類

　　(一)宗教史方面。在佛教、道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火襖教等領域有廣泛的研究，做到縱横馳騁，左右逢源，在學術史研究中堪稱典範。他對古教有四考；對基督教史有30多篇論文；對佛教史研究，不僅涉及有關的史籍、僧人語録，還考訂過自晋至清初2800多個僧人的生卒年。他有些論著填補了宗教史研究的空白。

　　(二) 目録、年代、校勘、史諱和工具書研究方面。他認爲不了解古代書庫的情况，就談不上如何讀書、繼承和批判。他12歲在廣州私塾讀書時，被老師書架上的《書目答問》一書所吸引，便根據此書目録有選擇地讀書、買書，從而啓發了他把目録學作爲畢生的研究方向，北京圖書館藏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包括3470多種書籍、36277册，他足足花了10年時間每天研讀。他是近代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通覽《四庫全書》的學者。他細處鈎沉見功夫，編寫了文津閣書“排架圖”、《文津閣<四庫全書>册數、頁數表》、《四庫書目考异》、《四庫撰人録》、《四庫書名録》、《編纂四庫全書始末》等十多篇文章及表册。關於年代學研究，他用了四年時間著成了《中西回史日曆》、《二十史朔閏表》，這些雖屬工具書類型，但却爲研究外來古教、中西交通史、中外關係史打開明晰之門，是利人利己的工作。中國歷代君王有一個避諱問題，因此在2000多年的古籍中常用改字、空字或缺筆的辦法來表述，這給後人閲讀帶來莫大困難。他經過充分研究，寫成了《史諱舉例》一書，方便讀者檢閲。

　　(三)抗戰時期的論著。陳垣先生是一位愛國史學家。他對日寇侵華、敵僞統治非常憤慨。他辭去教育部職務之後，潜心讀書、教書、著書。這期間，他撰寫的論文《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鑒胡注表微》等。這些著作的選材、文風都與過去的不同，不僅在學術上有新的建樹，而且通過所寫的内容表達自己熱愛祖國、痛斥漢奸的精神.

　　總之，陳垣先生學識淵博，著作專深，考證精微，是一代學術泰鬥，史學巨匠，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劃時代的作用，其學術價值歷久而益著，承先而啓後。

　　三、辛勤教育，桃李天下

　　陳垣先生18歲開始從事教育工作。他先後在廣州教蒙館，在江門篁莊小學、廣州振德中學、廣州光華醫學院教書； 1922年以後在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任教；1926年起任輔仁大學校長，並先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北平圖書館委員長、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圖書館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評議員、院士；解放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前身爲輔仁大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直至逝世，從事教育工作達74年。

　　陳垣先生教書育人，啓迪後人，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在講課時注意直觀教學，聯繫實際，引導學生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重視學生的基礎教學，讓有根底的老師講授基礎課程， 如規定歷史係的學生一、二年級一定要學好“史學名著選讀”、“史學名著評論”，他親自講授這兩門課；又如不論理科生還是文科生，都要學好語文課。爲了講好每一堂課，他要求每一位老師以科研提高教學，以教學帶動科研，自己帶頭做到授課和撰寫論文相結合，互不影響，從不間斷。他講課條理清晰，深入淺出，注意啓發學生獨立思考，尋根溯源，鼓勵學生動手查找資料，引經據典。凡是要求學生做的作業，他自己預先做出示範答案，而且批改作業細緻準確，做到教學相長，確保質量。他對學生的功課要求十分嚴格，但對學生却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以致凡是聽過他的課的學生離開學校多年仍想念他，感謝他，稱贊他是好老師、好校長。

　　陳垣先生認爲讀書如果有捷徑，這個“徑”就要由自己去走，還須付出辛勤勞動；如果有秘訣，這個秘訣就是要“讀”，千萬不要自欺欺人。他不僅要求老師和學生這麽做，而且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在學術上精益求精，謙虚謹慎。他所寫的每一論著，從來不急於發表，而是寫好之後，把稿子放下，過了一段時間，甚至兩三年，再重新審視一番，有時還要徵求其他專家甚至自己的學生、弟子的意見，加以修改、補正，才拿出來發表。他説：“我作文章至少七八次易稿，還要請朋友看過才放心。”他曾經爲研究生開過一門課，名“清代史學考證法”，以《日知録》爲教本，他不講課，要求學生自己讀書，找史料，做筆記；然後看學生的筆記，指出其正確與錯誤，訓練學生自己鑽研、獨立思考的基本功，從根底上掌握知識入門的鎖匙。他對後輩的關懷和培養，確是至誠至真，無微不至。當年在陳垣先生門下的一位研究生就是受到這種學風熏陶，按照這一治學方法，開闢先秦史的研究和教學。這位研究生經過大量考證，寫成筆記，集腋成裘，用8年時間寫成了《周代社會辨析》一稿；經過10年“文化大革命”，再把稿子拿出來看，又加進新材料，修改文字，覺得比舊稿子好多了，然後正式發表；他在回顧這一歷程時，非常感慨地説：陳垣先生的教誨，“使我一生沾溉無窮”，“是我在史學方面的啓蒙老師”。

　　陳垣先生以自己畢生的精力投身教育事業， 先後教蒙館、小學、中學、大學以至帶研究生，從事過醫學教育、 工讀教育、平民教育、師範教育，爲國家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人才，不少人還成了著名的教授、專家、學術尖子、藝術家、領導幹部，成爲國家的棟樑。正如，他在1959年《教育工作六十年》一文中寫道：“在我身邊成長了無數青年，今天，他們有的剛剛做教師，有的已擔負着領導工作，有的在科學研究上有了很大的成就，有的則已是“桃李滿天下的老教授”。有些人雖然不是陳垣先生及門弟子，而在門外問學，但通過他的通信、面談的指導、鼓勵， 身蒙其益，後來也成了著名的學者。有位學者在回憶抗戰期間多次登門拜見，聆聽教誨的情景時説： “先生的學問淵深浩瀚，不親炙不知其博大。”

　　四、追求真理，德高望重

　　陳垣先生一生熱愛祖國，追求真理，對敵人大義凛然，對人民忠心赤誠， 爲人景仰推崇，成爲我們學習的楷模。

　　陳垣先生在他漫長的92年生涯中，經過了三個歷史階段，一是封建社會，有32年；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有38年；三是社會主義社會，有22年。他在思想上也經歷了三次大的飛躍，主綫是終生不斷隨着時代而進步，其精神境界，十分難能可貴，令人感動。

　　第一次，上世紀初，他從一個追求功名、參加科舉考試的青年到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光緒年間，他21歲在縣試考取秀才，府試時因文章“多有怪論”，被加以“直類孫文(即孫中山)之徒”。23歲時，他放棄科考，轉向關注鑽研歷史和現實社會。25歲時，美國政府拒絶廢除《限制來美華工》的苛約，激起中國人民反美愛國運動，他與革命畫家潘達薇、高劍父一起創辦革命刊物《時事畫報》，公開報導孫中山在國外的革命活動。他除了發表文章外，還經常參加群衆集會、演講。27歲時，他“認爲要使中國擺脱落後的狀態，一定要使科學發達起來”，而選擇了“科學救國”之路。29歲至32歲，他在完成醫學院學業的同時，投入對近代醫學和中國醫學史的研究，做了開創性、奠基性的工作。

　　清王朝時期， 正值他青少年時代，他對清政府的昏庸腐朽，痛心疾首， 並積極投入到推翻清廷反動統治，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的鬥争中。

　　民國初期，他擔任過教育次長職務， 幻想如何辦好教育，振興國家，但時局變幻，事與願違；由於軍閥混戰，國家漸弱，民不聊生，他毅然辭職，不理政事。他對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政治腐敗，横征暴斂，百業凋零，甚表失望。抗戰前，蔣介石曾邀請他參加國難會議、廬山會議，他都拒不參加。

　　第二次，抗日戰争期間，陳垣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昇華到了一個新高度。北京淪陷時期，人民在日寇的鐵蹄下生活，政治、思想、經濟、生活上受到很大壓力。面對言論寫作不自由的惡劣環境，他用巧妙的手法，逥避敵人的監視和威脅，通過課堂講歷史和閉門著書，教育學生愛國家、愛民族，傳播抗戰必勝信念，并且要求學生讀好書、掌握好科學知識，待機報效祖國。他把宗教史作爲主要研究對象，以古鑒今，闡揚正氣，對忠貞進行褒揚，對姦逆施以貶斥，如以《佛教考》一書表彰明末遺民的愛國精神、民族氣節，用借古諷今的手法表達自己身處亂世憂國憂民的心情；以《明末殉國者陳於階傳》一書用隱喻的宣傳， 寄託自己對祖國的忠誠。這期間，他撰寫了七部史學專著、多篇短文，使史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巔峰。與此同時，他還以輔仁大學校長的身份，機智地與敵僞周旋，彰顯民族氣節。他拒絶了敵僞要他擔任“東亞文化協會”會長的職務，拒不執行日本當局要佔領區大學掛日本旗、聘日本老師、用日本課本、學生嚮日本旗行禮的規定和要求。在校運會上，他引《禮記·射義》聲明“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人後者不入”。一個人的愛國主義思想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的時候是要受到生死考驗的。事實已經説明，陳垣先生以史學爲武器，同敵僞展開鬥争，充分顯示了他臨危不懼、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真正是一位令人欽佩和尊敬的具有滿腔愛國良知的炎黄子孫。

　　第三次，在解放後，他由一個愛國主義者逐步轉變爲一個共産主義者。翻閲陳垣先生的歷史，這種發展順乎邏輯，並非偶然。這裏有一個正反對照的實例：北平解放前夕，蔣介石曾三次派飛機來接他，他不爲所動，婉然謝絶南逃；但在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後，他夢寐以求的新社會呈現眼前，却態度鮮明地表明自己向往祖國獨立富强，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道路。此後，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他書屋的書架上增添了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眼力不好，就拿着放大鏡閲讀，他稱這是“政治補課”， “做一名馬列主義小學生”。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他每次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回來，只要有毛主席的講話，他總要請他的秘書將講話記録加以整理，並寫成大字，便以學習。他自覺地要求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接受實際鍛煉。1951年，他71歲時申請參加土改， 擔任由500人組成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總團長，深入到四川巴縣的田間，訪貧問苦。1959年，是他虚歲80的耄耋之年，他正式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於1月28日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完成了他從一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愛國主義志士，到社會主義者向共産主義者邁進的歷程。他説： “我年近八十才找到政治上的歸宿。蘧伯玉知非之年是五十，我却是年八十而知七十九年之非。”入黨之後，他更加努力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以無産階級先進分子嚴格要求自己；即便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他仍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社會主義事業。1971年6月21日，他病逝於北京醫院。家屬按照他的遺願，將他幾十年來珍藏的4萬餘册圖書、一大批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 4萬元稿費交作黨費。

　　陳垣先生是近代中國一位杰出的國學大師，歷史學界的一代宗師。他是我們江門籍一位著名的學者，他的成就和影響在全國， 而他早年思想的形成和知識基礎的奠定則在江門、新會、廣州。在近代，嶺南率先對外開放，較早地融合了中西文化和思想，這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學者必然産生巨大影響。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以及陳垣的青少年期間就是同這種特殊的地區文化環境相聯繫的。

　　陳垣先生享譽全國，聞名世界，作爲他的故鄉人，我們感到十分自豪和驕傲。我們要通過各種形式認真地整理、宣傳、學習陳垣先生的先進事迹和偉大貢獻，做到家喻户曉、人人景仰，不斷繼承和弘揚陳垣先生的時代精神和懿行風範；要做好陳垣故居以及其他史迹的保管、使用、開放，並把它辦成愛國主義、黨史教育的基地和富於教育意義的人文景觀；北師大以及有關的學術部門、學者提出開展“陳垣學”研究的意見，我們也要爲此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們相信，經過一段時間如此卓有成效的努力， “陳垣”將成爲江門五邑僑鄉文化名市建設中令人矚目的新亮點，其意義和影響是深遠的，無可估量的。

　　參考資料：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週年學術論文集》、《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週年紀念文集》。

　　(本文載於《江門日報》2007年1月19日、2月5日、2月12日，分三天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