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　起

　　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我不會忘記這四十年改革開放是如何改變了國家，也改變了我的命運。我永遠不會忘記1981年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這是“文革”後第一次重要的紀念活動，這個活動意味着堅决撥亂反正，糾正了對歷史的錯誤認識，解放了一大批受過各種衝擊的人，最大程度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實現“四化”，嘹亮地吹響了實現現代化的進軍號。

　　1981年10月，上海市委組織上海各界人士赴武漢瞻仰辛亥首義史迹，代表共三十二人，有黨政領導靖任秋、江華，有民主黨派領導趙祖康、周谷城、趙超構、羅冠宗、武和軒、石光海等，有教育界代表人士李楚材、趙憲初等，工商界代表榮漱仁、嚴慶祥、湯蒂因、徐國懋等，新聞界代表人士陸詒等，舊軍人史説、孫銘九、宋瑞珂等，台胞代表人士林田烈、林朝權、林敏敏等，辛亥參與者樑烈亞、辛亥後裔蔡懷新、李贛驥及我等人，平均年齡七十歲，年齡在八十以上者五位，年齡最小者是我，三十九歲。我們這些人無論是誰都飽受歷次政治運動衝擊，都剛剛脱離“文革”被“解放”，還都是驚魂不定，忽然被召集在一起，去紀念不是共産黨領導的辛亥革命，讓這群“遺老遺少”着實感到意外。大家相聚在一起，都變成了一群“小孩”，有説不完的話，有吐不盡的酸甜苦辣，頓時都忘記了年齡，忘記了受過的苦難，盡情地雀躍。

　　這次參觀訪問共十天，一路參觀、訪問、瞻仰、座談……一路歡聲笑語，大家被唤醒了，開始了新的“長征”。這樣把各黨派代表性人士組織在一起，大概十幾年來還是第一次。大家朝夕相處，盡情傾訴，計劃着新的征程，實在讓人難以忘懷。三十七年瞬間過去了，我從三十九歲已變成七十七的老叟，當年代表團成員大多作古了，但他們的音容笑貌不時會從我眼前跳出。

　　二、緬　懷

　　我們代表團團長是靖任秋，時任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地位不算高，但資歷很高很深，是1925年的老黨員，參加過南昌起義，是打入敵人内務部的孤膽英雄，曾任楊虎城、孫殿英……左右手，長期與敵人周旋，策反了五批國民黨高級將領起義，是一個傳奇式人物，他一生就是一部傳奇故事。正是這種復雜經歷，讓他在解放後受盡審查，在“文革”前就被審查了十六年，長期不得重用，以至讓他悶悶鬱鬱，完全没有别的老革命的趾高氣揚的姿態。

　　靖任秋始終沉默寡言，非常内斂，非常雄壯，天頂飽滿，五官端莊，不卑不亢，有股威姿。他任團長有着對他正名的意味，也顯示了“文革”後的撥亂反正，這種撥亂反正有着從黨内做起的意味。但搞笑的是，在我們代表團中有好幾位被“大釋”的國民黨將領，真的共産黨將領與真的國民黨將領在三十二年後聚在了同一個參訪團裏，不知道誰審查的時間比誰多？太奇葩了。

　　後來靖部長又兼任了六届市政協副主席，我也擔任了第六届市政協委員，常有機會見面，他見我是微微一笑，算是認識的，還送給我一本他的回憶録。

　　我們團的副團長是趙祖康和周谷城。一個是副市長，一個是人大副主任，都是民主人士。倆人比較起來，我與周谷城更熟一點。

　　周谷城，大學者，也是“文革”首先被打倒的“四大金剛”之一，雖然“文革”前毛澤東也會找他聊聊，但依然被殘酷打倒。他常年戴着墨鏡，既是爲避光，也是不想讓别人看到他内心的真實變化。他風趣、幽默、豁達、睿智、慈祥、狡黠，如果没有這點狡黠，他也許不能活得如此長久。當時他剛剛被“解放”，但他還没有被真正重用，他的第一個研究生，五七年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發配西北，平反後却回不到復旦，他也無可奈何，還讓我幫他去反映反映。記得我第一次去見他，是“文革”剛剛結束，我的伯父張大壯先生剛剛去世，他是農工民主黨成員，周谷城是該黨主委，我想請他寫個墓碑，所以去見他。他很戰戰兢兢見了我，小心地問我，“你是不是復旦的師生”？我説：“不要説復旦大學，我任何大學都没有上過！”他聽了，大呼“好，好得很，好得很！”當他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後人，更是高興地大叫：“好，好得很，好得很那，我們還是同門啊！”坐在一旁的周夫人説：“他被這些師生整怕了！”自後，我成了他府上常客，他對我是有求必應。他以後當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了國家領導人，去了北京，我上他委員長府，也通行無阻。

　　當時谷老已八十三歲，但人很敏捷，思維活躍。他很重視對小輩的教育，這時他孫子正在開蒙時期，該讀《三字經》了，他説讀《三字經》一定要讀太炎先生寫的《三字經》，才有時代意義，他向我索要了一册，親自教孫兒讀。1991年1月，上海政協召開紀念我祖父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活動，他九十三歲了，已經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了，他竟不請自來，還主動要求發言。他説太炎先生曾到湖南第一師範來講學，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他已記憶模糊了，但太炎先生講《説文》，尤其講到“仁”字，讓他迄今記憶猶新。歷代對“仁”字有許多解釋，但太炎先生的説解最讓他欽服。太炎先生説“仁”是人之旁加二點，即二個人，“仁”就是要講人與人相互尊重，人與人要互愛，人與人要講尊嚴，要尊重對方的權力方爲“仁”。他説太炎先生講學是古老的，但内容是現代的。我不知道谷老在這個時候，爲什麽要講這番話，讓我思考至今。

　　代表團中還有兩個著名新聞工作者，俗稱“報人”，今稱“媒體人”。一個是趙超構，一個是陸詒，一個是新聞工作者，一個是舊聞工作者。

　　趙超構，筆名林放，是著名的《新民晚報》社社長，是該報“未晚談”專欄作家。在萬馬齊喑的時代，他總會批評一點時弊，敢説幾句真話，爲人耿直、爲文正派，愛駡人，提倡辦報“近點、軟點、快點”，要讓報紙“飛到尋常百姓家”，故很受人歡迎。他很有點底氣，早年赴延安，九次見毛澤東，寫出了《延安一月》，也算是毛澤東認可的黨外朋友。

　　陸詒，資歷一點不比林放低，淞滬抗戰時就是戰地記者，深入戰區，報導過淞滬戰争，台兒莊戰役……無數戰事，穿梭於國共之間，擔任過《新華日報》記者，又擔任過《大公報》等記者，與範長江、曹聚仁齊名，他正直熱心，識人無數，但運氣不如林放，五七年照例成了大右派，直到“文革”後平反，被邀參加訪問團，也算愛國不分先後。

　　趙超構爲人嚴肅。每到一地都會賦詩，也會講一點很得體的話。我們這次參訪是坐船來，晚飯後相聚聊天。一日，趙超老與一群老人聚在一起，大詬時弊，我坐在一旁聽熱鬧，聽着聽着忍不住插嘴了，不料趙超老大喝一聲：“小孩子不準亂插話！”我聽了趕忙逃走。

　　我們坐船溯江而上，途徑小姑山，獨立了江中，趙超老即賦詩一首。結束參訪，分别時，他將這首詩題寫在我筆記簿上——

　　溯流朝勝路，飄然過馬當，
　　欲尋彭澤宰，小姑迎大江。

　　這首詩極有氣魄，也極有寄寓，對我是無影鼓勵，我這麽多年不正是以小姑迎大江之姿而奮鬥過來的嗎。

　　我跟陸詒先生在組團前就熟識了，當時他還没摘帽，我們的關係如同“掃帚配畚箕”。後來他摘帽了，當了上海市政協常委，又當了二届全國政協代表。他脚不良於行，不知什麽緣故，但他比一般人還跑得快，總是匆匆忙忙奔走，既是“老聞記者”，恢復了許多史實，又爲民衆申言，敢於反映民意，積極參政議政。參政議政還真不易，我當了二十多年市政協委員，也當過常委，深知真正的參政議政是需要資歷閲歷的，像他這代人的參政議政水準才叫經典呀！

　　代表團中還有兩位教育家，一位是李楚材，一位是趙憲初。他們年齡都已七十五、六歲了，但仍健康、硬朗、才思敏捷。李楚材是教育先驅陶行知的入室弟子，始終堅持行知教育思想，他1943年創建位育小學，後擴大到中學，是上海公認的最好學校之一，培育優秀學生無數，創造了一套教育經驗。位育小學規模很大，如今改成向陽小學，地址在襄陽南路一條弄堂裏，當時我們家就住在學校的後面，站在曬台上可清楚看到學校全貌，我們兄姐及我都在這所學校讀過書，所以始終親切叫他“李校長”，他總是含笑應答。

　　另一位教育家是趙憲初，他是南洋模範的校長，“南模”也是人們公認的好學校，培養英才無數。這倆位教育家都有一整套教育理論與方法，他們首先把學生當人來培養，教書首先教學生怎麽做人，怎麽長成有用之才，把人的天性與個性充分自由成長，充分培養人的創造力與張力。而不是像如今的“重點學校”把人像“肯德鷄”一般飼養，磨滅了人的個性與樂趣。當年的好學校與好校長，是始終追求快樂教育，讓每節課輕鬆愉快，而如今的教育完全變味了，變成摧殘人的教育了。如果李楚材、趙憲初死後有知，非氣得跳起來不可！

　　代表團中還有好幾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一位是榮家大姐榮漱仁（榮毅仁胞妹，算得上上海首富）；一位是湯蒂因，上海金筆廠老闆，人稱“金筆湯”，一個女强人，代表了上海民族工商業；一位是金融界代表人士徐國懋，在不發達的上海金融界，他也是姣姣者了；一位是大隆機器廠和蘇輪紗廠老闆嚴慶祥。這些大老闆與今天私營老闆財力雖不可相比，但在當年上海灘都算民族工商業的代表人士了。

　　這些人中，我與嚴慶祥最熟，所以安排在同一個房間相處，臨行時張承宗部長叮囑我——“要照顧好嚴慶老！”通過十天朝夕相處，我們更加熟悉了。嚴慶老時年八十六，但他很早出道，二十多歲就當了龐大的蘇輪紗廠廠長，獨自在蘇州主持工作。不料廠裏老人馬老員工有點看不起這個少爺，要給他一個下馬威，故意唆使員工罷工。慶祥老問我：“遇到這樣情况你會怎麽處置？”我説“不知道”。他説，我想了一晚，第二天，我一個一個將老管事請進辦公室，立刻關上門，將人拉到我辦公椅上坐下，然後我向他跪下，説：“我少不經事，求您指點！”並立即遞上一紅包……。如此不耻下問，一一請教，便很快弄清了真相……。我聽了不禁拍案叫絶，真便服他的智慧，知道了當個民族企業家不易呀。同樣，“文革”後也有些人議論他幫日本人做過事，家中很緊張，他便找我去。對我説，他想給宋慶齡名譽主席基金會捐十萬塊錢，（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讓我去辦一辦。於是我給沈粹鎮説了，很快辦成了，國家也很高興，統戰部也很高興，非議也没有聲音了。他特給國家寫了封信，説我應章念馳和李希泌（李根源之子）提議而爲基金會捐款十萬，這樣他也算在國家面前謝過我了，真是精明睿智。

　　嚴慶老喜歡結交名流，他本人喜臨池繪畫，愛讀孔子著作，還寫過一本感悟。當年在蘇州時，他去我家辦的“章氏國學講習會”聽過課，也自認是祖父學生，在他家客廳裏也確放了我祖父以及李根源等人像片，算不忘師恩。他每逢節慶會趕到蘇州向我祖母請安。“文革”中他受很大衝擊，從大洋房搬到臨街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子裏，但他倒怡然自得，照舊書畫不卒，我常去看他，聽他講故事。“文革”結束，他是第一個落實政策的，將偌大的花園洋房還了給他，因爲他有許多海外關係，尤其他的弟弟與弟媳，在台灣是大實業家，如今台灣“裕隆”汽車廠也是他們開辦的。所以抄家資産也很快發還了，他神秘地對我説：“這一切全賴鄧小平！”

　　1979年，我去了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專門從事《章太炎全集》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當時我有二幅祖父團扇扇面，是祖父寫的二首詩，時間久了，扇面脱了下來，我便交給嚴慶老代裱一下，他是經常請人裱字畫的。但他却始終没有還我，他對我説：“祖父墨寶都抄去了，這兩幅字讓給我吧！”我也不好説什麽了。過了幾天，他讓管家送了一台海鷗牌照相機來，説“聽説你收集祖父資料缺一只照相機”，我便收下了，一切是心照不宣。但他兒子却向市統戰部告了狀，説我向他父親索要了一台照相機！

　　我與嚴慶老可謂忘年交，無話不講，他也常跟我講講他家事，説“食肉者陋”，他知道我奮鬥經歷，看好我前途，當他知道我三次拒絶了市委組織部調令，很感慨，贊我不爲官動不爲財動，專心學問。他讓他孫輩向我磕頭，説要像我一樣做人。他想送我一點錢，先讓管事向我轉達，我堅拒不收，收了錢我與他關係就不平等了。所以這次參訪我倆住在一起實在融洽得很。他一路記下了許多感悟，準備反映，我知道他的想法，謊説總結會的發言是有預先安排的，你就以後書面發言吧！總結會陳丕顯老領導親臨參加，大家見到老領導，又都得到了解放，如同再生，劫後重逢，氣氛好極了，所以總結都是贊美之辭，最多説點“厠所要乾净點”“路要修平整點”而已。會畢，宴散，回到房間，嚴慶老不斷説：“不講真話，不講真話……”，説着，説着，竟號啕大哭，抱着我哭得像個小孩！

　　代表團中還有幾位舊軍人，即國民黨六十六軍軍長宋瑞珂，他長得瘦瘦小小，斯斯文文，完全不像軍人，却是黄埔第三期的標準軍人，參加過北伐、抗戰，最後在國共内戰中成了俘虜，當時他是少將，後來他擔任過上海黄埔同學會會長，也是上海政協委員，我經常與他開會相見，永遠是斯斯文文的。另一個少將是史説，他已七十歲，像個老式教書先生，誰想像得出他們當年叱咤風雲，指揮千軍萬馬，殺敵無數。他們笑談今日戰争電影，説是“扯蛋”，衣服不對，武器不對，奬章不對……，哪有中槍不死，還能説這麽多話……，一個槍子，一個流彈，倒下死了……，這才是戰争。

　　舊軍人中還有一個張學良衛隊的隊長、東北軍中的少壯派，西安事變中手拿雙槍捉拿蔣介石的衛隊長孫銘九，這個創造曆史的功臣，因爲西安事變，救了共産黨，救了中國。而這些“少壯派”，西安事變後群龍無首了，在東北軍中又發動了兵變，失敗了只好流亡……，最後投靠了汪僞政權……。抗戰勝利，共産黨没有清算他，還給他當了全國人大代表，記着西安事變中葉劍英偷偷住在他家裏……。孫銘九身體壯實，滿臉笑容中却有一雙很鋭利很鋭利的眼睛。

　　代表團中還有好幾位台灣同胞的代表人士，如林田烈、石光海、林朝權、林敏敏。促進祖國統一是一個國家的永恒主題，尤其實現台海統一更是現實任務，依靠台灣民衆來完成台灣的回歸，更是迫切而艱巨使命，所以哪怕紀念辛亥革命，也要把完成祖國最終統一放在重要位置。1949年後，台灣與大陸隔絶了往來，所以做台灣人民工作很大程度是依靠在陸的台籍人士。林田烈是老一代代表，他1931年就加入了“台共”，1947年從台灣逃往大陸，六個子女只有四個孩子可以跟了他逃亡，只好忍痛棄下二個子女。林朝權是體育家，後半生只好在大陸發展。林敏敏聽説擔任過周總理日文翻譯。石光海上海著名額面外科醫生，台灣望族，他的女兒女婿也都是醫生，女兒石静如後來擔任了浙江省台辦主任，和我成了好朋友。他們都是台灣事務工作者，我後來却成爲了資深的台灣問題專家，從事台灣研究三十年，參與了台海許多重大問題研究，這是我當年萬萬没有想到的，真可謂世事難料。

　　代表團中屬於辛亥參與者和他後人的有五位。一位是樑烈亞，廣西人，八十七歲了，當年他父親與他同參加鎮南關起義，後又擔任孫中山機要員，我祖父曾寫過一幅對聯送給他，是貨真價實的革命者，但他一生默默無聞，在一所中學當歷史教員而已，參訪結束，第二年，他就故世了。當時他已耳朵失聰了，與大家交流都靠筆談，但他很“健談”，非常風趣，也很慈祥。

　　另四位是辛亥後裔。蔡懷新是蔡元培兒子，與乃父一樣本分厚道，在復旦大學教書。我們家族與蔡元培先生是世交，我祖父坐牢，是他按時探監，我祖父結婚，是他作證婚人，我祖父去世，是他主持追悼會。李贛驥，李烈鈞兒子，也當過舊軍人。唐雲鴻，我不太熟悉。我是章太炎孫子，比他們都要小一輩了。

　　三、結　語

　　四十年過去了，代表團中的人，絶大多數已作古了，但每逢桂花盛開之時，我就會想起他們。當時我們在武漢，住在東湖賓館，園内植桂花無數，香味之馥郁，讓人陶醉，所以每逢桂花盛開，我就會想起他們。這是“文革”後第一場重要的紀念活動，它第一次宣佈和承認中國革命的歷史包含了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仁人志士，他們都是我們的革命先驅，中國的民主革命不分新舊。這樣的撥亂反正，最大程度團結了從辛亥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一切愛國人士，解放了歷次政治運動中錯誤傷害的各界人士。如果説1949年是解放了受苦受難的億萬工農；那麽1978年是解放了無數被傷害的各界人士，讓億萬民衆團結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之中。代表團中的三十二位代表，正是被第二次解放的人。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他們一張臉已消失，而他們代表的各個階層，以及他們的子女及親朋好友，都投入到“新的長征”之中，讓中國不僅站起來，而且富起來，强起來了，這是多麽正確的歷史選擇，歷史應該記住這個活動，記住這個歷史時刻。故爰而記之。

　　寫於2018年10月10日

　　* 這是我“文革”後參加的第一個重要的社會活動，發表於2018年12月《民主》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