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底，即社科院復建的第二年，我進入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這是一個資歷很老，人員很多的研究所，地點設立在漕溪北路40號——原徐家匯神學院——與藏書樓庇鄰，深宅大院，神秘幽静，是做學問的好地方。我在三樓近代史室工作，一個人有一大間辦公室，因爲朝北，冬天好冷。但我們年輕研究人員，每天坐班，成天泡在書海之中，學術研究氛圍很濃，實在難忘。

　　我的工作是編《章太炎全集》，這工作首先要通讀章太炎這時代的一切報刊、雜誌、書籍與相關資料，要瞭解他的時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人物……，没有一、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休想有成。而古籍整理、標點、校勘等工作，還不算學術成果，要冒頭談何容易。我就是在人們眼裏是没有資歷、學歷、水平而僅僅靠先人餘蔭在混飯吃的人，没有幾人會用正眼看我。而我是抱了“天天做，不怕萬千事，日日行，不怕萬千裏”古訓，鑽進了工作裏。直到2019年——四十年後，《章太炎全集》二十卷終於成功出版，囊括了全國圖書各種最高奬項，成了當年全國十大好書之一，而我個人也獲得了全國古籍整理一等奬，終成正果。這期間我還出版了五本專著——《滬上春秋——章太炎與上海》、《我的祖父章太炎》、《我所知道的章太炎》、《後死之責——祖父與我》、《面壁集》，另有編著《章太炎醫論集》、《章太炎演講集》（上下册）、《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章太炎生平與思想》及《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等十多册，給我在歷史所工作劃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在歷史所的四樓，原是翻譯室，有幾個很資深老翻譯，但我們與他們接觸不多，後來從華師大進了幾個年輕人，成立了世界史研究所，以後發展成亞太所，再後來發展成國研所。我後來陰差陽錯地調到了亞太所，最後又算是國研所退休。但我實際上没有在亞太所與國研所上過一天班。

　　1987年台灣開放“兩岸探親”，結束了兩岸隔絶，開啓了兩岸交流交往新時期，爲了應對兩岸新局面，1988年，上海社聯成立了“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關鍵人物是李儲文、王元化、喬林，讓我擔任秘書長。在此之前我參加過“上海對台工作展覽會”籌備工作，負責台灣的歷史與現狀這一部分，加上我家庭的復雜海外關係，也許適宜做這種交流工作。“海促會”是國内最早成立的對台交流團體，但主要工作是交流接待，陣容很大，幾乎囊括上海文化精英。隨着兩岸交流擴大，1990年上海台灣研究會成立，這是上海對台研究和交流的正規軍，我擔任了秘書長。1992年，社科院台研中心成立，我任副主任。1999年上海台灣研究所成立，我擔任了副所長，台灣研究進入學術研究深水階段。1997年，以台港澳爲中心的東亞研究所成立，我任法人兼所長。這些工作的背後就是“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上海社聯主席李儲文，我密切地爲他們工作，成了對台研究的專業工作者，參與了許許多多内部工作，研究也越來越專業化與學術化。就這樣我越陷越深，又擔任了市政協台港澳僑委副主任、市政府參事、中央統戰部、外宣辦、海協會等特約諮詢專家。所以我工作場所基本上不在社科院，成了“院外人士”，盡管我在海内外名聲越來越響，但院内領導基本上是不理睬我也不承認我，我始終没有享受過體制内的任何優越性。直到後期，劉華書記與左學金院長時，才承認我的工作與成績，承認我的工作與成就也是社科院的一部分，使我也有學術晋昇機會，終於成了三級研究員。

　　對台工作與對台政策研究是痛苦指數很高職業，空間非常有限，高度敏感機密，弄得不好就會走到政策的前面，成爲政策對立面。對台研究既要及時掌握每天台情，又要加以理論分析與研究，還要有頂層設計意識，而不僅僅當個哨兵，還要當學者，每天都要處於工作狀態，在第一時間作出第一反應，工作是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假期，緊張而沉重的。這些年來，我完成各種課題數以百計，出版了五部專著，《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兩岸關係與中國崛起》、《統一探究》、《論統一》、《我與兩岸關係三十年》，另有十餘部編著，我堅持和平統一，在海内外頗有影響，被稱爲“鴿派代表人物”，被中共中央台辦與國務院台辦聯合授予“對台工作特别奉獻將”，也終成正果。

　　我的工作從先前的歷史研究爲主轉變爲以對台研究爲主，所以我從“歷史所”調到“亞太所”。我無論從事歷史研究或是兩岸關係研究，都認識到打好基礎最重要，書不嫌多讀，而且要與國家命運與前途結合，放在國際大環境中加以思考，要安貧樂道，甘於坐冷板凳，不要急於求成，要潜得下去，不圖虚名，不講假話，求真諦，不發媚人之言！

　　縱觀我與社科院，一晃四十多年過去，八年前我從亞太所退休，如今七十八歲，但我還没有從東亞所退休，仍堅持從事研究，堅持當個學者，盡一個士的責任，真正的士是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真正老兵是不會凋亡的，我將依然如故的孜孜不倦地工作，如入社科院時一樣，不忘初衷。我也希望社科院要重視基礎研究，要寬容對人，不要急於求成，不要爲當智庫而求智庫，要站得高看得遠！

　　寫於2020年10月7日

　　* 應上海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