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民立中學的學生楊金生給我電話，説他們老同學聚會了，她想把他們合影發給我，讓我看看還認得幾個。我欣然答應。

　　照片發來了，男女同學十九人，我反復辨認，除了楊金生，我竟一個也認不出來了！我一遍遍辨認，想找出他們青春的痕迹，但越找越緊張，我感到自己失憶了，驚慌極了，我不知他們是誰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泪水頓時灌滿了眼眶……。當即我寫下了四句話：

　　少時音容老全非，
　　滄桑布滿稚時臉，
　　匆匆歲月多無情，
　　奪我憶中可愛孩！

　　這幾天我一直沉浸在民立中學的回憶中。

　　我在民立中學僅僅教過一年書。

　　民立中學是重點學校，歷史悠久，一度改名爲“六十一中學”，如今又恢復了舊名，我在那裏教書的一年是叫六十一中學。它原址在石門路威海衛路口，如今搬到威海路870號了，原址變成了一大片新商務區，僅僅保留了學校的一幢老樓，我就曾在這幢老樓的東三樓這個教室教了一年書。

　　這是1969年，瘋狂的“文革”進入了“復課鬧革命”階段，中小學都復課了，但中學師資嚴重不足，便從小學抽調了一些業務骨幹去支援中學，我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學校初高中合起來只剩了四個年級，初一（即73届），初二（即72届），初三（即70届），高中只剩下69届了，他們正等待分配。這些學生這幾年基本没讀過多少書，被放野了，尤其我教的70届7班，是全年級最亂的一班，是全年級差生的合併班。好在我在小學都是教畢業班的，都是幾個學校差生的合併班，當年的我，精力充沛，差生班結果都教成了優秀班。所以我一進中學，直接教初三，也是教畢業班。

　　民立中學，創辦於1903年，由福建蘇氏五兄妹興辦，帶頭實踐教育興國理念，一路走來，培養了許多人才，其中不乏激進的革命志士，如左聯殷夫等。作爲重點學校，必須具備兩大因素——

　　第一，師資最重要，老師必須有真才實學。我讀育才中學時，就深感於此，而我師範畢業後在小學教了好多年，發現在小學幾乎任何人都可當老師，出現不少誤人子弟現象。民立中學教員都很有水平，拿得出二把刷子，掌握得了教學重點，教學都在四十五分鐘課堂上解决，而不是靠補課。

　　第二，校風次重要，老師對學生的成績與習慣，都要有嚴格要求，一絲不苟，養成好校風。好學校老師看慣了學生必須怎麽上課必須怎麽做作業……，就會堅决守住這些標準。差的學校即老師對學生的鬆散習以爲常，這種學校就辦不好了。

　　所以我很贊同——“只有教不好學生的老師，而没有教不好的學生”。錢穀融先生説：“文學就是人學，”。教書育人，也是人學，是培養人塑造人，而不是培養讀書機器，更不是培養馴服工具，所以學校應該把教書育人放在第一位。

　　最初接任70届七班班主任工作，班級的狀况實在不堪描述，學校乾脆把這個班級放在學校最角落的一間教室，任其生滅。而我對此有足够的思想準備，腦子裏滿是蘇聯建國初期馬卡林柯任教的狀况，充滿了馬卡林柯的教學激情——教育者的責任是教人育才，是去改造培育他們，要有足够耐心，要知道人是一熨鬥燙不平的，要允許學生反復。“文革”初期三年，學校混亂狀况，與蘇俄建國初期有相似的混亂，我是有足够思想準備的。

　　所以我采取的第一項措施是“軍訓”，打着毛澤東“準備打仗”旗號，每天清早，與大家列隊軍訓。我自己帶頭，每天一早六點半到校與大家一起“軍訓”。經過幾個月的嚴格軍訓，班級慢慢地被訓練得有模有樣了。當時我二十七、八歲，精力充沛，有股激情，感到能從小學到中學工作是個光榮，自己又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更要努力改造，所以真是任勞任怨。每到中午我也餓極了，但我的午餐錢保持在一角五分，因爲我的工資只有二十五元，所以喫飯與零用錢只有五元錢，所以一直感到肚皮空空，我們就是這樣走過自己青春歲月。

　　我作爲班主任，跟學生講得最多的是怎麽做人，做什麽樣人，以及宣傳知識的重要。我以孔子教人育才的讓頑石點頭精神鼓勵自己，而不是靠訓學生，駡學生爲快，决不靠壓服，那怕最初他們歪歪扭扭聽課，漫不經心上課，我都會有耐心施教，耐心引導變化，事實上他們也是一點一滴吸收做人的真諦，一點點改變他們的壞習慣，當多數學生變好了，少數頑劣的也會跟了改變的，逐漸課堂秩序大爲改觀，頑石終於點頭了。於是學校讓我們搬到主樓三層東邊教室上課了。

　　我作爲語文教師，我盡量讓他們得到知識與趣味，特别讓他們從怕寫作文，到愛作文。我從不講究做作文的繁瑣要求，而是重點啓發他們思維，從來都是用十分鐘討論這篇作文主題，然後讓大家用半小時去完成寫作，再用一節課交流，評點優劣，鼓勵相互借鑒，引發興趣，讓大家不把作文看成苦事，然後才是教他們怎麽運用好詞彚，怎麽講究作文的結構。慢慢他們有興趣上課了，不以讀書爲苦了。

　　我們的班級紀律、風氣、學習面貌一點點變好了，居然多次評上學校先進，還評上了静安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先進集體”，我也評上了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先進分子”，猶如今天的勞模，作爲出身這麽不好的我，能得此殊榮，還是第一次，雖然没有半分錢奬勵，但這在當時是非常光榮的事。

　　這期間，有幾件事讓我忘不了。

　　記得有一次組織學生清明去寶山祭掃先烈，因爲寶山是解放上海犧牲最大的地方，特别值得紀念。但班級上竟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付不起車資，於是我組織有自行車的同學騎自行車去，並捎帶一位車資困難者，我自己則車前車後各帶了一個同學前往，於是全班同學無一缺席了。當時社會無政府主義成風，我們一個車隊，前呼後擁，男女混搭，浩浩盪盪，從石門路騎到寶山，然後高高興興安全返回，這種場面何等歡快！今天我完全不可想象我當年怎麽會帶了兩個人往返寶山，這種力量從可而來？

　　又有一次，大概下午三、四點鐘，我發現南面天空忽然冒出一柱巨大的烟柱，救火車鈴聲隨之大作，我知道一定發生了大事，於是我宣佈全班緊急集合。全班同學立刻在操場整齊集合，用小跑步姿態，步伐整齊，口號嘹亮，跑到了“文化廣場”前，“文化廣場”果然發生了火灾，於是我們幫助拉起了警戒綫，維持了社會秩序，直到火熄滅，然後全體整隊跑步返校。路人都用贊許的目光看着這樣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他們大概不會相信這曾是一個“差班”。我也跟了跑步，履之如飛，但我今天七十七歲了，再也跑不動了，青春就這麽消逝在回憶中了。

　　1970年夏，就在他們即將畢業前夕，區教育局批準我正式調入民立中學。但不久，“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我被小學“工宣隊”勒令立刻返回小學接受批判教育，我連與同學辭别機會也没有就被“揪回去了”。我當時作爲一個“有問題的人”，誰還敢接近我呢？民立中學怎麽敢爲我説話呢？

　　回到小學，批判了我的“白專思想”、“與反動家庭不能劃清界綫”，但更多是審查我“文革”初參與對静安區委幹部的抄家，據説還抄走了許多文件財産……。這真使我百口莫辯，像我這樣出身的人，又處於社會最最低層的民辦小學，只有人家反復來抄我們家，我怎麽會抄幹部的家……。但一切辯解只會加重“態度惡劣”的批判。當時“工宣隊”與“專案組”請了許多被抄家人員的家屬，一一來辨認我，搞了很久，直到該結案時，還請了最後幾名當事人來作最後的辨認，其中有一個是已經去崇明“插隊”的知青，他驚訝地説：“怎麽是他呢？他是我老師，如是他來抄家，我早認出他了”。於是，我莫明其妙被“解放了”，一切不了了之。但就是不放我回中學了。因爲“革命群衆”與“工宣隊”、“專案組”永遠不會有錯的，他們怕我翻案。面對這樣不公的結果，又有誰願意爲我鳴不平呢？我怎麽敢説“文革”搞錯了，“工宣隊”搞錯了呢？我至今不知這個學生是男是女，是我什麽時候的學生，一切如夢。

　　從此我離開了民立中學，學生們也都被分配了，大多數是插隊，從此我們天各一方了，民立中學似乎也忘記了這個曾經工作過的我。直到“文革”結束，我先去了“少年宫”工作，後去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一晃近四十年，各人都爲生存昏天黑天地工作，作爲資深的學者，我迄今没有退休，仍然天天在忙，得到了許多成就與榮譽，也失去了許多親情與友情，包括與當年絶大多數學生再也没有謀面的情誼（除了少數班幹部）。

　　這批學生是喫苦最多，磨難最大的一代，是被犧牲的一代，所以最顯蒼老，最少驕驕者。對此我們似乎也缺乏一個道歉，甚至還有人爲“文革”辯護，實在缺乏反省的精神。但是這個班至少出了一個很特别的學生，他去插隊後，又去讀書，當了醫生，回了上海，當了領導，又當了“勞模”，並擔任了市政協委員，專委會主任，又昇任常委，最後擔任了市政府參事。他的經歷與我經歷與所擔任的社會職務竟一模一樣，仿佛是我的再造，當然一定比我更優秀，他叫金亦民，當年一個頑皮又好學的學生。這樣成功的學生，一定付出了比一般人更多的辛勞。

　　我在民立中學雖只有短短一年，但還是給我留下了許多難忘的記憶。

　　民立中學有一個藏書很豐富的圖書館，我去時被封掉了，但我與管圖書館的老師反復商量，他很心軟，偷偷地不斷借給我書，讓我讀了許多好書，如高爾基的全集、托爾斯泰的主要著作，及俄羅斯許多經典著作，都是在這期間讀的，大大滋潤了我的心靈，增長了我的學識，我幾乎每天閲讀到半夜，如今想起來還感到無比痛快。以後我回到小學，去了茂北小學，他們工會有許多藏書，雖然也封掉了，但我偷偷地把書橱後板撬開了，把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經典著作看了個遍，這就是我經歷的“社會大學”。在一個文化被“革命”的時代，能讀到這麽多的好書，是十分幸福的回憶。

　　當時無論學生與老師都很窮，但却不乏同情心。我家住房一間太大一間太小，很想改變一下，苦於没有辦法。我們年級組同仁知道了，教我重新隔房。他們説干就干，好幾個同事並邀了學校木工，選了一個星期天，從早上六點，干到天黑，整整幹了一天，圓滿幫我隔好房間，解决了我住房的困難。説來他們也是大知識分子，但他們一點没有架子，没有任何索求，顯示了同事間的友情，讓我至今感動。這種檏實的情誼，在我以後歲月，似乎越來越難遇到了。

　　民立中學有個宣傳欄，一直搞得很有名望，成了石門路與威海路轉彎角的一道風景綫，有十六塊墻面。我生性好繪畫，去了該校，也參加了這“大批判宣傳欄”的工作，結識了許多師生，如從浙江美院畢業的章明炎老師，律師出生寫得一手好字的周××老師，還有69届等分配的陳丹青同學，我跟他們學了許多。也成了我民立中學回憶的一部分。

　　當時陳丹青的天份已盡顯，宣傳欄許多繪畫就是他最早期的作品，他看一場體育比賽，可以繪滿一二册寫生本，不僅神速，而且形準，顯示了出衆的才華。這跟他有一個好的啓蒙老師是分不開的。章明炎爲人低調，繪畫水平繪畫理論都是一流的，他很器重陳丹青，我與章明炎老師去過陳丹青家，狹小的家庭，裝不下他很高的心，他就是透過天窗，展望未來，走向了世界。他受到影響最大的是魯迅，這個時代人大多都如此，即使再杰出的人，思想中最大烙印還是魯迅。

　　這個時代，除了讀毛著，就是允許讀魯著，魯迅的冷峻與尖刻影響了幾代人。無疑對陳丹青影響是最深刻的，他也没有跳出魯迅對國民性與時代不公的批判。所以陳丹青離開祖國到了美國見到了木心，驚爲見了天人，木心的知識正是陳丹青他們最貧乏的，於是他拜木心爲師，敬佩木心的知識。假如陳丹青有三分之一時間如我一樣偷讀一下圖書館的這些藏書，他就不是今天的陳丹青了。

　　多少年過去了，陳丹青一直記得我，我也記得他，並以他爲榮。我曾對他的著作發表過評論，刊在《新民晚報》，他在美國看到了，他對他弟弟説，一定是我才會這樣寫。他回國後偶會一見，他送了我《大先生》等，他對友人王安憶等多次説民立中學的章念馳如果穿件長衫，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二十年代的教書先生……。這是他畫家敏鋭的眼光。

　　是啊，我們的骨子裏就是一個書生與教書匠而已。

　　寫於2018年4月1日

　　2018年5月15日改定

　　* 發表於2018年11月15日《上海紀實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