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上放着一個水晶花瓶，上面刻有“章念馳委員  惠存”款，是上海市政協第十届委員會贈送的紀念品，我先後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六届、八届、九届、十届政協委員，又擔任過七届、十一届“政協之友”理事，算起來與政協交往超過三十多年，每届都會收到一份紀念品，也留下許多記憶！

　　政協是中國政治生活的産物，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産物，中國政權算起來是由黨（共産黨）政（政府）人（人大）政（政協）四個部門組成，“政協”與“人大”有點類似西方衆參兩院，但又不完全相同，但都是“代議制”産物，代表人民參政議政。是中國式民主的産物，是對政權的一種監督機制，俗話“人大”有“手”（表决權），“政協”有“口”（協商權），實行着一種“相對民主”和“有限民主”，西方諷刺我們中國式政協的“協調式”“監督式”民主，是“花瓶”，起不到真正的作用，而我們恰恰收到的是一只“花瓶”，多少讓人有點尷尬。其實民主是有許多形式，一定要實行與西方一樣的民主，就是一種“不民主”。中國的民主，這幾十年有了許多長進，形成了有限的協商式民主，也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彌足珍貴的！這方面我多少是有點發言權。

　　在我没有擔任政協委員之前，對“政協”性質是一無所知，只認爲是“社會賢達”的榮譽機構，如李鼎銘之類的“老人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只是擺飾……。但參加政協三十年前後，對政協的作用與地位有了全新認識。我擔任委員時，近四十歲了，但在政協却完全是個“年輕人”，當時委員平均年齡在六、七十歲之間，是三十個界别（如社科界、文藝界、科技界、黨派界、工青婦界……）協商推薦産生，自己只有看到報上公佈名單時才知道是否當選，完全都是内部操作。當我獲知當選，不勝驚訝，一時成風雲人物，成記者及閃光燈下新聞人物，前途看漲……，謡傳四起！

　　然而誣告信也跟着來了，領導們馬上緊張了起來，又以懷疑目光看我……，一度安排我參加政協“專員界”活動，與釋放的戰犯一起開會學習，還落選了一届，直到問題弄清，又回到社科界，還讓我擔任過社科界召集人，以及政協常委……。但這段難熬的經歷對我幫助很大，讓我對自己、對社會、對政治有了許多深刻認識。認識這批“戰犯”，是難得的經歷，他們一點不低人一等，他們大多很愛國、很正直、很幽默，一點看不出他們曾是中將、少將……，雖然他們還會爲當年的派系鬧恩怨，甚至吵架，但實際上是一群可愛的小老頭，他們大部分參加過抗日，他們批評戰争題材的電影，就如醫生給病人會診，讓我捧腹！他們説戰争就是你死我活，大砲一響，子彈飛舞，人如草一樣，瞬時送命倒地，嗚呼哀哉也，死了、殘了，那還會講這麽多話……，再有穿得軍衣、戴的領章、拿得武器，佩得勛章……，根本牛頭不對馬嘴吧……哈哈。讓我長了許多知識。

　　我一向自視清高，雖出身不好，但很早入團，又擔任團幹部，師範畢業，去支援民辦小學教育，接觸了社會最最底層部分，有很多家庭婦女支教，有很多社會閒散人員……，一個街道六所小學，只有一個黨員……，是陽光難以照到地方，我作爲團支部委員，儼然以“黨的化身”，以左的姿態對待“有錯誤的人”，也怠慢了許多家庭婦女。後來我去了中學執教、去了區少年宫工作，去了社會科學院任職，去了市政協當委員……，可謂步步高昇，難免讓少數人心裏不平衡，做了報復性的動作，今天回想起來，我自己是有責任的！好在多數人對我是公正的，還了我清白，而今垂垂老矣，已没有怨言而只有自責了。當我獲得澄清後，領導對我説，用“增補”辦法讓我重回政協，但我謝絶了，我樂於接受這樣的教訓。但在挫折中我對有個民主黨派是不能釋懷的，他們僅僅爲了防止我去擔任他們領導，做了許多不入流的動作，讓我一輩子不敢恭維他們。

　　政協三十多年來，發生了很大變化。最早階段是幫助撥亂反正，落實各種政策，最大程度調動建設四化積極性；後期是爲改革開放出謀劃策，專業性更强。我記得曾爲好些人落實政策。其中有爲復旦大學創始人，中國教會創始人馬相伯正名，這是我與李烈鈞兒子李贛駒合署提案的，這提案被采納了，同意恢復他名譽，給予安葬，但却不知他遺體所在，於是我們走訪了他唯一的孫女馬玉章，她住在一個很小的亭子間，牙齒全被“教友”打光，我們聽她訴説苦難的遭遇……，並去走訪他的墓園——後成西郊公園的飼養場，從看門的哪裏得知他被棄屍的地方……。（這經歷幾乎與我的祖父經歷一模一樣），後終於被重新安葬在宋慶齡陵園。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當然也有不太成功案例，如周谷城先生在復旦第一個研究生，被錯作右派發配新疆，誤了一生，要求落實政策回復旦，周谷城不便出面辦理，讓我幫辦，但復旦負責落實政策的人不少就是當事人，這些人永遠是正確的，硬是拖了不辦，最後只好落户閔行一所中學任教。至於完全不成功案例更不少，如提出的提案，往往最後落到自己部門辦理，等於白提。總之，中國式的民主是協商式民主，是有限民主，是“不説白不説，説了也白説”“白説也要説”的議政，政協的作用是有待擴大的。

　　但作爲政協委員，參與審議政府工作報告、視察、提案等，對自己是有助於知情參政，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尤其政協會推薦不少委員擔任政府各行業的行風監督員，我就擔任過十幾年行業監督員與法院陪審員，這讓我有機會更深入瞭解社會，更好爲人民説話，更好糾正政府行行業業風氣，是一種很好的民主監督。記得有一次去某海關檢查行風，看到一關長與顧客吵架，態度很差，被我們批評，結果被上面知道了，馬上免了職務，這對糾正海關行風震動很大。後來我們又去這海關檢查工作，在厠所聽到他們工作人員在議論，説：“這批‘老赤佬’今天又來了，大家當心點！”可見我們這批“老赤佬”還是有作用的！還有一次，一個糾風員看到馬路上一個老漢背了半圓型的一個桌子在走，他正好想買這樣一個桌子，追上去問老漢什麽地方買的，什麽價格，而這老漢慌極了……，結果只好講了真話，原來這個桌子是他兒子没收來的，因爲他兒子是城管……。我在政協漲了許多知識！

　　在政協這麽多年，也認識了許多朋友，迄今念念不忘。一位是孔子後裔孔令朋先生，一生坎坷，後在外貿學院任教，人和藹極了，長得像啓功先生，圓圓的笑臉，一團和氣。他代表孔子後裔出訪灣等地，力圖在海外平反“批孔”的形象，肩負文化統戰的角色，很有成就。我常跟他一起開會，聽他説古道今，從他笑眯眯的臉上，你一點看不出他吃了多少苦，他的烟癮很大，一天至少抽一二包，而長期以來，他只抽得起最最最最便宜的劣煙，可見他長期的處境與心情。我心想，這樣對肺的傷害是很大的，會折壽，果然2002年他作古了，是肺癌。另一位政協友好是楊小佛先生，他與我同在上海社科院工作，但“文革”與“文革”前，他並没有職業，靠搞點翻譯謀生。他是大名鼎鼎民主鬥士楊杏佛的獨子，其父是宋慶齡、魯迅、蔡元培等左翼人士組成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總幹事，營救過不少共産黨人，1933年遭蔣介石暗殺，他臨死前用身子壓在楊小佛身上，至死保護了自己心愛的兒子，宋慶齡也説過，“杏佛是代替我們去死的”。他的外公更是辛亥時期“南北統吃”的“民國産婆”趙夙昌，是個呼風唤雨人物。楊小佛解放後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坐牢、失業……，却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烈士之子，吃盡了苦頭，宋慶齡竟也不敢“管閒事”……。“文革”後他在香港回歸等問題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對外影響也很大，後成了上海市政府終身參事，寫了好些著作，都寄給了我。我出書也會寄給他，但後來聽説他雙目失明瞭，想不寄了，怕增加他負擔，他知道了説：“請寄我，我讓兒子讀給我聽！”我曾去看過他，住得還是如此局促，冰箱裏只有煮好的清咖啡，他嗜好咖啡如命，生活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但他迄今還頑强活着，算起來有100歲了，真是“仁者壽”！

　　我們都是政協中的“名人之後”，都是吃過苦頭的人，這樣的人當時很多，如今新委員中我們這樣“落實政策”的人，大概已經絶迹了吧。

　　風凌石

　　書架上一個灰色的風凌石是我參加參事室去新疆的一個考察活動時購買的。

　　2006年，我擔任了市政府參事，先後擔任了七年。參事與政協不同，政協主要任務是監督，是多找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加以民主監督，予以改進；參事是受市長聘請，爲政府工作護航，多提改進之策。我記得市長曾委托調研房改政策、醫保政策、教改政策、長江流域開發政策、長三角一體化政策、養老政策……，每年舉辦參事國是論壇，滬論壇……等等研討會、座談會、報告會，爲市政府工作保駕護航，有點像社科院工作，搞調研、做課題，起智囊作用，發揮每一個參事的學術背景與專長。

　　當參事均在退休之後，六十歲以上，没了晋昇考核，没了名利壓力，如一個卸了妝的演員，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一回自己，又比較成熟，是人生最好時光，所以我寫了不少篇報告，大多獲市委書記與市長批示，韓正市長甚至批“感謝念馳參事積極的建言”，真很親切。

　　參事室人才薈萃，集中了一批社會見識廣，專業知識超群的“社會杰出人士”，代表了各行各業精英，讓我從他們身上學了很多，留下了許多趣聞和榜樣。有一位參事，是一個名大學副校長，他可以一天不停地説話，知識之豐富，學識之廣泛，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滔滔不絶、絶無倦色，但在跟政府提意見時，他却可以守口如瓶！另一位善講話的參事，也是一位無所不知的智者，不管在什麽場合，他都敢直抒己見，且尖鋭深沉，不斷引起震動，人稱“葛大砲”，即葛劍雄先生。他跟他的老師——著名的大學者譚其驤先生一模一樣，知識淵博，敢於講真話，連“四人幫”也敬他三分，毛澤東有時交辦一些任務，胸無點墨的人，還真應不下來，還得向譚先生請教。“文革”後他竟幸存了下來，打倒“四人幫”後，他仍受重用，葛劍雄先生就親隨先生於左右，得其真髓。譚先生當時是上海政協委員，我正好也成了委員，同在文化教育社科界，經常有機會見面，我像小學生一樣聽他們這些大佬發表宏論，爽極了。譚先生與葛先生是治歷史地理的，説實話這是一筆糊涂賬，歷朝歷代疆土政治變遷，有幾個講得清，不知古，怎知今，但他們終於完成了《中國歷史地理集》。鄧小平提“一國兩制”，大家都認爲是創造性的新舉，誰知道，我們歷史上就一直存在“一國多制”。天子統治天下，自古有華夷之分，中原王畿與邊陲蠻夷，實行分封，天子之下是郡縣，是諸侯，邊陲爲夷，薄貢厚賜，實行“一國多制”，自古如此。葛劍雄八十年代就出版《統一與分裂》一著，稱中國歷史上“絶對統一”不過“八十三年”，其餘均是相對統一與分裂狀態。這真是“石破天驚”，讓人眼目一新。所以汪道涵會長開許多會，總囑我請葛劍雄來，因此與他很早認識，我佩服他的記憶、博學、匯通、入世，盡到一個士的責任。葛劍雄小我多歲，但他不是“老學究”，却時尚前衛，他掌握的知識是古老的，但對時弊是毫不留情的，我自嘆不如。如在海外，他就是“名嘴”，但在共産黨領導下，“名嘴”是被禁止的，這也是“國情”所定。

　　我一生最愧疚的是陪同内人旅遊機會太少，而參事室每年組織“療休養”，可以帶内人，這使我十分珍惜，與内人雙雙去了許多没有去過的地方，而且組織得十分精心。這塊風凌石就是在去新疆療休養時購買的。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麽是飛沙走石，才知道什麽是廣漠無際，風裹得沙石滿天飛舞，滿地打滚，一塊石頭被打磨得傷痕纍累，滿是尖尖的凌角，我買得這塊手掌大小灰白石頭，竟有一百多處尖角，精瘦多凌，有着書生追求的某種氣節相似，爲我所鐘。

　　一塊瑪瑙石

　　書架上還安放着一塊瑪瑙石，從外表上看是一塊普遍圓石，剖開來一看竟是一只瑪瑙，雖不貴重，却非常好看，旅遊地都有出售。這是我們研究所顧問張竹先生去灣訪問回來送我的紀念品，因爲這次訪問是我安排的。

　　我們研究所就是上海東亞研究所，是一個民間智庫，創建於1995年，重點研究港、澳、及美國、日本，是把港、澳、放在東亞國際背景之下予以研究，與灣研究所純灣研究不同，當時我也是上海研所副所長，再另辟一個新的研究所决非易事，但我受劉繼民兄誠邀，出山兼任東亞所所長，他是想爲他們部門開闢一條學術化的新徑，搭建一個學術平，他雖不知這平風大水深，但他是誠懇的，對我也是極尊重與關照的。我鑒於協助汪道涵會長工作的力量不够，我兼任所長是可彌補不足，還可以有一個自己做主的研究所，於是1997年1月，我正式就任所長，並任法人，以便完全以我所見辦所，迄今25歲了。風風雨雨，今天東亞所無論在國内國外的地位是牢牢樹立了，有許多部門也模仿我們，辦起了許多民間智庫。

　　張竹顧問原是上海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是一個學者，也是一個書生，後出任上海公安學校常務副校長，爲人温和、正直、威嚴，極受師生尊敬。他公安學校退休後，市委將他安排到我們研究所擔任顧問，同時一起安排到我們研究所擔任顧問的還有高文魁，他曾擔任過四届市委副秘書長，都是資深領導，加强對研究所政治與學術領導是十分必要的，因爲研究工作既要有新意，又不能越軌，既要彌補體制内不足，又不能離經叛道，是一項高度敏感工作。他們以高度政治嗅覺與工作經驗，發揮了十多年作用，以至於我們研究所的産品——《東亞專報》與《東亞動態》迄今先後出了1136份（專報），801份（動態），許多動態與專報獲政治局常委、委員諸多批示（大概在一百多份），接來四方來客一千多批，原副總理錢其琛、外交部長楊潔箎等等領導，都要求我們將報告直送他們，不要由地方層層上報，可見對我們的高度重視。

　　張竹顧問今年年初去世，在他病重之際，我去醫院看了他。他仍神采奕奕，濃眉大眼，威姿不减。他依然一見我大談對天下大事的看法，他一輩子關心天下重大問題，但已口齒含糊不清了。他對腐敗始終深惡痛疾，但自有不少人到他這裏“開後門”，利用他的剩餘價值，他又礙於知識分子的面子，違心去“幫忙”，事後又會跟我發牢騷，説××又來托辦，×××要他幫忙，都是“狗屁事”，“一堆爛事”……，後悔不已，深陷矛盾，可憐得很。這大概是書生從政的矛盾。

　　東亞所從無到有，學術上堅持“出思想，出對策”獨特的路，經濟上走政府向我們購買服務的生存這道，得到了政府、軍隊、統戰部、外交部、辦鼎力支持，走出了一條體制外的成功之道，被業界肯定。堅持學術自由，思想自主，又不離經叛道，成爲有一定知名度的智庫，實不容易，也成爲我們自己的家。25年來我堅守着陣地，以所爲家，如果没有合適接班人，實在還不敢棄陣。智庫就是這樣，要有扎實基礎，要有自己風格，要有自己思想，要有自己品牌，要有大的格局，要敢説人不敢説之言，要在第一時間作出第一反應，及時爲國家分憂解難，不怕被打棍子戴帽子……。如今張竹走了，蔣榮鈞走了，高文魁失憶了，劉繼民中途告退了，胡凌煒調離了……。東亞所跟我一樣老了，但是更成熟了，今後要靠後來人了！

　　永遠的紫砂壺*

　　案後書架上安放着一只尚未開啓的紫砂壺，是壺藝大師許四海先生去年製作的十二生肖狗年壺，但制壺的主人四天前却撒手人寰西去瑶池了，從此與我們天各一方了！

　　這讓我悲從心起，心重重的痛了好幾天。

　　1988年，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成立，四海先生作爲制壺藝術家，參加了促進會，茶與茶藝、茶具是兩岸交流中天然共同語言，請他入會，任常務理事，便於促進兩岸交流，他也以“促進會”爲靠山，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到新加坡、韓國、汕頭、灣……，多次舉行了壺展，以及茶文化交流，招來了許多朋友……。我作爲“促進會”秘書長，與他接觸甚多，因爲對他身世特别敬重。

　　四海先生出生貧寒，少時以拾荒爲生，後做過售票員，又入伍當兵，他對藝術有天然悟性，愛收集舊物，後愛上陶藝，喜歡制壺，到宜興拜師做壺，甚至辦制壺廠，漸漸雀起，小有名氣。從此他的名字與紫砂壺聯在了一起，甚至被稱“壺怪”。當時人們對茶具的追求還不旺盛，宜興作爲壺都，工藝師收入微薄，壺經濟十分蕭條，幾十元錢乃至百元錢，可購得名壺一把，這門傳統獨技岌岌可危。到了改革開放，尤其灣人來後，頓時炒熱了壺價，茶具一夜砲紅，名壺一壺難求，四海先生應運而興。他不僅有制壺藝術天性，又有商品價值頭腦，一邊奮力制壺，一邊廣泛收集歷代壺具，收藏漸豐，又以物易物，迅速發家。他爲人又四海，愛交友，會散財，喜結緣，故得道多助，名望頓在宜興藝師之上。宜興藝師，窮了半世，一下至富，忙了喫喝玩樂，忙了蓋房買車，忙了找外室……，以至宜興舊壺老壺流失貽盡。時代給四海先生一個絶好機會，他忙了找藝術家唐雲、程十發等合作，砌磋藝術，提高藝術素養，提高制壺藝術水平；他企圖辦一個茶壺博物館，提高我國壺藝國粹聲譽、弘揚茶文化……。他這願望得到“促進會”喬林會長鼎力支持，向市委領導大力推薦，終於批撥了興國路一個獨門小院建了第一個壺具博物館，嘉定縣又批撥了十五畝荒地供他發展……，又建了第二個壺具博物館。

　　自此之後，有了“四海壺具博物館”、“百佛園”、“十二生肖壺”、“世博系列壺”、“紫砂十二生肖”……，廣招員工，加緊批量制壺……。他逢人便説：“喝茶、喝茶、茶治百病”，致力推廣國飲。但他已難得親自做壺了，親手做壺確確實實是費力費時的，他親手做得壺已炒到幾十萬一把了。

　　好歲月讓他忙得不亦樂乎，他太想做事，太多事要他去做，一個一個新項目的推出，一樁接了一樁事要去做，他來不及盈利，就被新項目套牢了。他很成功，他富有，開發了四十八畝地的各種項目，有茶館、飯館、賓館、出租車行、八鴨廠、飛機場石料供應……，但他又最没有錢，整天爲資金運轉發愁，挖東墻補西墻……。一個藝術家，一個制壺大師，一個茶文化的推廣者，但泡出來的茶越來越没茶味了，親手做的作品越來越罕見了，他迷失在藝術與金錢的迷宫之中了，不能左右，成了這個物質至上的時代又一個殉難者。

　　但他永遠是我的好兄弟，我這些年的歲月中，永遠有他的踪影，他不時送來一只新壺，不時給我一個新制生肖，不時見面傾訴。他從不矯情，從不泄氣，不忘初心。他目睹商場黑闇太多，有許多感慨，而我們是可以講心裏話的朋友。他留給了我許多把壺，這些紫砂壺，是他的魂魄所係。他盡管没有一句遺言，但他對我來説，是永遠的好兄弟，是永遠的紫砂壺大師。

　　鬼伯何必苦相逼？讓我們天各一方了，記得他剛學會開車，第一次開車到路上，就到我們家來接了我夫妻去看俄羅斯馬戲表演，一路得意，一臉孩子般的笑容……，他就是個無邪的孩子，我一輩子不會忘記這位兄弟的孩子般的笑臉！

　　兩把袖珍武士刀

　　書架上還有兩把袖珍的日本武士刀，比筷子稍長，擱在刀架上，精緻秀麗，没有兇器之感。我素不歡喜在家中擺放刀劍這類器物，但這個小擺件是我一個日本朋友熱忱相贈的，她堅持説我家風水中缺金，只有擺了此物，才能“壓邪”……，讓我不能不信，故且放着吧！

　　我這個日本朋友叫三木友裏，短小精幹，臉上永遠充滿陽光，她原是中國人，後去日本求學，畢業後入了日本籍，她的導師是東京大學近藤邦康教授，竟是我的熟人，此君來上海研修章太炎半年，組織上讓我協助。三木友裏畢業論文也是論章太炎，她差一點成了個研究我祖父的學者。1991年日本成立了一個“日中文化交流財團”，不知怎麽她當了法人財團理事長，穿梭於日中之間，開展茶文化交流，組織日本專業人士來爲我們黨校講授財會、法律、税務等，傳播日本經驗，還有組織兩國警察、保安、留學生、旅遊等交流活動。我認識她就是在上海的一次茶文化交流活動中，是許四海安排的，熟識之後，她隨我去參加了福安茶文化節，她組織了五、六十年愛好茶道的日本婦女來表演，其中不乏很有社會地位的婦人，她們個個穿着艷麗的和服盛裝，認認真真，一招一式，一絲不苟地爲大家表現，向大家敬茶，三木也穿了和服爲大家翻譯講解，最後將所有茶具茶杯統統送給了主辦方，轟動一時，傳爲美談。當時正值清明前後，春寒料峭，春風冷烈，在她們更衣室門口，站着一個穿着和服的年輕女子，像一顆小樹站在狂風中，一連幾個鐘點，任憑風吹，一動不動……。這讓我感佩不已！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三木友裏的妹妹，我由衷佩服這對絶不簡單的姐妹。三木友裏跟我説，這一次是她第一次穿和服！我實在不敢相信。

　　我從來没有問過她身世，至今不知道她年齡，盡管我們每年都會見面，她有許多活動是托我幫她安排的，她要我擔任財團顧問，我没有答應，她始終叫我“章大哥”。我很樂意跟她的團員見面，有一位叫小林二三幸的，是日本“電腦之神”，對中國文化特有興趣，也很健談，每次見面都會上天下地狂聊一番，讓我很長知識。我去日本她總很熱情安排從前首相到現檢察長和等大人物與我共餐，請我看相撲比賽等。這幾年她來得少了，但有一次很興奮告訴我，有一個老寡婦給財團捐了三十多尊佛像，大多是北魏的，她要我幫鑒定一下……，我請上博專家鑒定，結果全是民國時期僞造的，這讓她很失望，這一次是日本被我們坑了。三木姐妹十分迷信，今天相信這個大師，明天崇拜那個高僧，也許她們更知道命運難測，人生無常，她們作爲兩個弱女子要在日本大男子世界中殺出一條血路，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了，我也没有深探過，英雄不必問過去！所以我一直把這二把小刀安放在我家中，接受她們的祝福！

　　我先後去過日本很多次，有隨政協出訪，隨家旅遊，應邀訪問……，最多次數是參加國務院辦與日本外務省合辦的“中日關係與灣問題研討會”，人稱“二軌”會議，往往今天去明天返的匆匆忙忙旅行。但最有意思的是應日本外務省邀請的一次專訪，他們給予的是很正規接待包括外務大臣的接見與會談，可主要交流内容竟是要我對他們做的幾份研究報告，給予客觀評價。他們讓我一個人在屋裏静讀，看他們文章的觀點、分析、資料、注釋、結論等。我喫驚發現他們觀察是客觀的，分析是公正的，資料是充足的，研究是認真的，不帶偏見的，但這不代表這是他們政府的最終立場，政府爲了自己需要，可以參考分析報告，也可以完全不按研究報告辦事，但分析報告本身是應該不帶任何偏見的産物，這是反映一個國家政府團隊的素質與能力問題。在這方面我認爲他們比我們做得好，因此，在結束交流時，我問他們一定要給我一篇，讓我帶回去給北京的官員看看。這讓他們大爲爲難，最後不得不還是給了我一篇——删除了某些資料來源與觀點，但仍然很完整。我回去後除了給同事學習外，也寄給了有關部門，但没有得到任何反應。

　　日本是一個很特别的國家，作爲近鄰，一衣帶水，建立和睦關係始終是兩國有識之士的善願，中國真正的復興與崛起，要看有没有能力處理好近鄰關係。這麽多年我認識了許多日本朋友，我認爲與朋友應坦誠相待，應該把我們爲什麽要統一，怎麽統一詳實的告訴鄰友。我們的統一是正當的，没有什麽不可告人的，我們處理海風雲，應有人文關懷，應把人民感情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對方當作一件東西去處理……。日本人民不是每一個人都想重燃戰火，要禍害我們。如果我們總是這樣想，人家是不願與我們交流的。

　　一塊玻璃鎮紙

　　案上有一塊壓紙用的玻璃鎮紙，是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送我的紀念品，上面刻着他們的名稱，這是我赴美參加他們會議送我的，小巧實用，而不貴重，美國人是很實際的。

　　我去美國次數不少，除了二次與家人旅遊外（夏威夷、洛杉磯），其餘都是應美國邀請參加會議，會畢即返，美國是不會招待旅遊的，所以美國絶大多數地方都没去過，包括拉斯維加斯、大峽谷、黄石公園……。

　　美國給我最大印象是决策高明、智庫發達、水準很高，對政府决策影響很大，有衆多智庫護航，因此美國維持了强大，這是我們要一下子超越他們是困難的。他們的智庫大的如蘭德公司，有三百多人，小的也有幾十人。走進這些智庫，看到每人在一個小小辦公室，不温不燥，默默無聞，埋頭鑽研……，他們整天琢磨着世界衆多問題，從政治、經濟、科技、貿易、軍事、民生……，各種各樣問題，讓决策更縝密、科學、可行、穩定，而不是靠少數公務人員“屁股指揮腦袋”，而自以爲是的决定。我在蘭德公司看到他們幾百人都鴉雀無聲的埋頭工作的景况，望而生畏，毛骨悚然，自嘆不如。我們國家過去是根本不重視政策研究，領導的腦袋就是政策，近年來逐步重視决策民主化，於是大家一窩蜂去争當智囊，整天忙於智庫評比……。蘭德公司是民間的，他生存的價值是向政府提供各種决策，然後獲得政府購買服務，這對我的影響是深刻的，可以説影響了我下半生。

　　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也是一個智庫，成員大多是退休的資深外交官和學者，如洛德就是原駐華大使，其他人資歷也都不淺，他們每年都會召開各種熱點的研討會，邀請相關專家與會，聽取各種看法，最後形成一份綜合報告，供政府决策參考。這些報告大體非常精確反應了問題的性質與近况，也客觀記録了正反各種不同看法。海安全也是他們非常重視的問題，爲此他們每年會風塵僕僕的穿梭於“北京——上海——北”，詳細聽取各方看法。上海是他們必到之處，必來我們研究所座談，他們説我的看法，三五年後必會成爲中國的政策，這是他們長期跟踪研究的結果。這一群人大多已七老八十了，有的甚至不良走路了，有的已虚弱不堪了，我真擔心他們隨時隨地會出意外，但他們以老兵不死精神，活一天，戰鬥一天……，容安瀾（原美國國務員發言人）就是來參加最後一個會議後回去就去世了，這真讓我深爲感動！

　　不知什麽時候起，他們在美國召開灣問題三邊會議，請灣與大陸海問題專家一起參加，各陳己見。北京聞訊，非常反感，認爲美國故意將灣問題國際化了，不準大陸專家赴會，實際上清華、北大學者還是去參加的，只是他們不是海問題專家，講不清楚問題，而灣從國民黨、新黨、民進黨都從來不缺席。其實應該有我們的聲音，要敢於面對，我向北京有關領導反映了己見，他們不説不可以去也不説可以去，采取睁個眼與閉個眼態度。於是我從2005年帶領了東亞的二個同仁也去參加了，美方與方是非常高興聽到中方有代表性發言，中方頓時成了會議主角。若干年後，北京有關方面也去美國了，而且建立了固定的交流渠道。

　　過去我們去美國，都是由美國提供經費，而且總是提供我公務艙，顯示美國的實力。如今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成了我們每年主動邀請他們來了，於是我們每年在辦與有關方面支持下，會邀請美國參與决策的重要人物，每年來開一二次會，也給他們提供公務艙了，這樣的固定交流渠道已堅持了七、八年了，今年因疫情而暫停了。舉行這樣的會議是非常必要的，一個真正要追求統一的國家應該把我們的政策、方針、措施……向世界講清楚，取得認同與支持。鄧小平説：“灣問題的本質就是中美關係問題”，因此我們還是要從中美“共同利益”與“分歧對抗”兩方面來做工作。

　　有一年我又去美國參加會議，時間只有三天，一整天會議後，第二日是安排我去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爲了這個報告會，主辦方特别安排了一個午餐會，不是簡單的“漢堡包”，而是安排了好幾道菜，還有水果、點心、飲料，聽説是很高規格的。報告會的翻譯竟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教授，他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學科領頭人，他曾出了二本有關“文革”的内部文件匯編，被認爲“非常反動與不友好”，不允許他再到中國來了，這樣一個人物竟親自爲我作翻譯，二個鐘點會議，他是站着爲我翻譯的，（當然他腰有疾）但也算很謙卑了，這對一個驕傲的美國人來説，太不容易了。更令人喫驚的是，聽衆席中坐了一位聽衆叫蔣瑞光，他埋頭做着筆記，他竟是美國“在協會”主席，是美國分管灣問題負責人，他親自與會並作筆記！這在我們國度是不可想象的！

　　讓我更喫驚的是，第三天是感恩節，我想好好休息一日，但我們紐約總領館熱切希望我去爲他們做個報告，這讓我深感意外。我最不喜歡知道“内情”與“秘密”，更不希望代表上層發言，我喜歡以自己的研究與判斷來解釋問題。紐約領館態度讓我感動，他們不是期待我“傳達上面密旨”，而且要聽我的研究心得。其他幾個地方領館也總希望我多發表看法，因爲在海外媒體上我們的言論實在太少，而我算是見報率最高的了！我不知我們爲什麽不讓我們專家多多發聲呢？

　　這麽多年了，我也認識了許多美國朋友，也應邀去看了他們家庭，看看他們怎麽實現了“美國夢”。我有幸去過斯卡拉皮諾家，他很有政治智慧，是資深亞洲問題外交官，他去世前不久還訪問了我們研究所，他的家就像一個亞洲文化的博物館，在他家的大陽可以俯視整個斯坦福大學，令人心曠神怡。我也去了傅高義家，作爲哈佛資深教授——中國的老朋友，他的《中國與日本》、《鄧小平的時代》都是經典之作，但他的家寬暢而檏素。有幾個華人朋友都在山上買了大别墅，面對蔚藍的天空與海洋，是令人向往的，他們中有的是在美國擺地攤賣T恤發家的……。的確，我們要趕上美國，還需時辰。

　　我從事對美工作是先天不足的，我從讀小學、中學、師範竟都没有上過一節英語課，這是特殊時代的産物，因此給我帶來了語言障礙。一次美領館請我喫飯，一桌人唯有我身後安排了一個翻譯，讓我非常不自在，以後這類活動我基本謝絶了。一次我到夏威夷開會，安排的翻譯竟是從美國本土國務院特别派來的，這讓我産生了怯場感。好在如我這樣特殊時代産生的我，已經結束了，今天的學者再也不會像我這樣了。感謝這個時代的結束！

　　紀念牌

　　書櫃上放着一塊金屬紀念牌，是新加坡外交部送我的，上面刻着“章念馳先生2018.10.1—5，應邀訪問新加坡”。這大概是我此生最後一次出訪了，第二年，2019年我原擬去歐洲旅行，因醫生反對而被迫取消了。新國邀請我去訪問已有六、七年之多，我却一直没有履約，我與新國大使與總領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關係，時時交换對地區重大問題的看法，新加坡雖是小國，但它的影響與地位不小，它作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始終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它成功地在中國的蘇州、天津、重慶建立了工業園區，又在“一帶一路”發展中扮演了東南亞樞紐，在東南亞的地區安全方面擁有舉足輕重作用，因此“汪辜會晤”、“習馬會”、“特金會”……，這樣重要活動都借新加坡舉行，足顯新國智謀，這跟他們平時關注世界與地區形勢，擁有一定話語權與影響力有關。對我的邀訪也是這種關係的産物，他們特别關注海問題。

　　經六、七年連續邀請，我終於同意去訪問了，選擇了國慶國定假日，並自費携帶了家屬（内人、女兒、外孫），意在告訴對方，我是來休假與旅遊的，請不要安排我太多公務活動。但到了新國才知道，第一日上午拜訪新加坡大學王庚武老校長，並在該大學東亞研究所作演講；第二天上午與新國常務副總理見面並座談；第三天上午與新國外交部長見面並座談，傍晚與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見面並共餐……。天哪，五天訪問，去頭去尾，剩三天，一半時間在正規化交流，只有一天半時間與家人旅遊，我實在不知怎麽跟家人交待！當然新國對我的尊重我是很感動的。

　　訪問中他們問我——兩岸下一個三十年的打算，我不假思索地説：“當然是完成統一，我們會出一套規劃……”。他們聽了都很驚訝，他們説這會大大改變現狀，灣會有强烈的反應的，中國現在强大了，你們的電影如《紅海》等等，讓人感到恐懼，咄咄逼人，似乎没有考慮灣與鄰國感受……。我聽了有點不以爲然。兩個月後，習近平發表了“1·2”講話，這是統一的宣言書，也是統一綱領，善意提出兩岸共同協商“一國兩制灣方案”……。果然蔡英文慌了，極力攻擊“一國兩制”，拿香港説事，製造恐懼感和“亡國感”，裹脅了灣民意扺制統一，翻轉了選情，取得了選舉大勝，而面對灣的反撲，我們竟束手無策……。這時我才回想到新加坡的憂慮不無先見之明。

　　新加坡是智慧之國，他們的“國父”李光耀先生以一生經歷寫了一部《觀天下》，洋洋灑灑，全方位評論天下各國大勢，唯獨没有關於灣章節，問他爲何？他説當今世界已無灣問題，灣必然會被中國統一，而在統一前灣作的種種挣扎，“徒會增加了他們最終統一時的痛苦而已”！這是説得極對極對的，没有幾個人會這樣説。同樣另有一事，也反應了他們的智慧。有一次，新國領導人訪美，美國總統答應會見二十分鐘，見面時，新國領導人故意談到灣，美國總統頓時性起，一下子談了五十分鐘，最後托新國領導人去灣一次，給陳水扁“總統”帶句口信，“説，我不喜歡你！”結果新國領導人不負重托去了灣……。這是新加坡大使親口告訴我的！

　　玫瑰石

　　案桌上始終安放着一塊玫瑰石，這是我訪問灣返途中匆匆在一禮品商店購買的，這是灣特産——玫瑰石，淺淺的紫色中夾雜許多黑色綫條，搆成了一幅幅山水畫，很受我鍾愛，因爲我的職業就是灣研究，它時時提醒我要有像玫瑰石一樣的職業操守！

　　我從事對研究已愈三十多年，而且起步很高，一上來就擔任了“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秘書長，這是大陸第一個兩岸交流團體，後追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工作，任灣研究會秘書長、副會長，灣研究所副所長，社科院研中心副主任、東亞研究所所長等等，涉事很深，時間很長，所以我訪問灣機會反而很少。我的同事去訪，幾十次的比比皆是，而我前後只去過三次！

　　第一次訪是1995年，大概是大陸涉專家首批訪。俗語：“專家很門道”，與一般看客是不一樣的。我得到了15天的訪問，看到了許多令我驚訝的事。我發現我們對灣的認識、理解、分析、判斷、决策……有許多偏差，就像灣認爲大陸迄今還是幾個人合穿一條褲子，我們則認爲灣民衆迄今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種嚴重的互不了解必會造成系列失誤。回來後，我寫了長長的訪報告，結果被批爲“無知，不懂兩岸關係”，“吃了幾天灣的飯就爲灣説話了”……，這種只講“立場”不問是非的風氣，來自久矣！但我依舊我行我素，深入研究，實事求是，我也就這樣成了出名的“鴿派”！

　　我最後一次訪，僅三天，係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相邀，三天中除了開會，還會見了另兩個院院長，海基會董事長、陸委會主任、國安會秘書長、智庫領袖、媒體領袖……，大大小小會面餐聚，幾乎榨幹了我的每一分鐘，這樣的被重視，讓我不知所措，其實我就是一個普通學者而已，這是一個美麗的誤解！

　　三十餘年的兩岸關係的經歷，讓我對工作有説不盡説不清的感情，這不是在看電視連續劇，也不是閉門造車，更不是混飯吃的職業，這是對中國前途與命運的選擇，稍不謹慎會貽誤國家，造成子子孫孫禍害！

　　研究灣有從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不同學科與角度的研究，我是從歷史學角度去看問題的。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講究的是“天下秩序”，以天子爲中心的華夷之辯，天子之下爲郡爲諸侯，天子力量所不及爲藩爲夷，實行“一國多制”，“高度自治”，只要建立朝貢關係就可以，維係相對統一。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後，中心工作是實現“現代化”，港、澳、只好“高度自治”，實行“一國兩制”了。但兩種完全不同制度，不可能完全“井水不犯河水”，矛盾與衝突不時發生，甚至威脅到“一個中國”，這種狀况“五十年内”將成新常態，關鍵是中國自身發展能不能順利。

　　認識灣必須抓住灣“内因”的變化。“二戰”之後，很多國家脱離宗主國，都不約而同追求“民主化與本土化”，凡經歷這二化的地方，社會生態與生活生態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國民黨從1949年到1987年，雖然退據灣，但兩岸的政治生態與生活方式基本上還是一致的，雙方都想繼續征服對方，都想實行統一，都承認一個中國都是中國人。但是1987年後，灣去除戒嚴，開放黨禁，實行交流後，走上了“本土化”和“民主化”道路，灣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民主化讓民權至上，民衆當家作主了，民意開始主宰一切，權力來自民衆選票，暴力民主出現，民粹主義盛行，蔑視法律與規則……，民主開始走向民主的反面，全世界的“民主化”幾乎都荒腔走板。本土化滿足了人民當家作主，樣樣要以灣優先，逐步形成灣主體意識，中國意識淡化，形成自己的國族意識，追求獨立建國意識，形成“一中一”或“灣獨立”觀念，形成“愛”“賣”二分法……，造成灣兩大政黨都成爲本土政黨，再也没有“中國國民黨”與“灣民進黨”的區别。

　　“民主化與本土化”本身是没有錯的，但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都走向了“民主與本土”的反面，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也許是中國實現最終統一前的一個插曲，這也讓灣付出極高昂的代價。從歷史的到現實，從内因到外因，我們可以看到灣内因的變化還處於發泄的上昇期，人民還没有覺醒，中國的現代化也没有完全完成……。但是灣逃脱不了“被統一”的宿命。灣問題研究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僅僅看看灣新聞與報刊是永遠不會有清楚認識的，何况我們很多的“磚家”連報刊也賴得看，僅僅以一般規律來套灣問題，居然也混得風聲水起！

　　三十多年灣研究，使我無比同情灣，當年他們遇到中國最弱時期，是祖國抛棄了他們，今年他們遇到中國最强時期，“獨”要翻越崛起的中國這座大山，是絶無希望，企圖靠海峽來劃分“一中一”，這海峽又實在太狹太小，難擋十四億中國人的意志，要靠美國庇護，又太遠又太不可靠……這都是中國的悲哀！

　　疫中鎖家，凝視家物，勾起回憶，通過對二十多件小擺件的記述，展開了我的一生，見物思人，見物憶事，如同《十日談》，藏否人物，褒貶事史，供後人參考。疫漸消矣，我們都要重新投入生活了，再見！

　　2020年7月5日

　　* 原載《文匯報·筆會》2020年7月6日《回憶許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