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到上海的章太炎研究，非湯志鈞、薑義華、朱維錚三位先生爲翹楚莫屬。

　　湯志鈞先生善於鑽研史料，疏理史實，成《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下册。薑義華先生善全面論述，既深又廣，成《章炳麟評傳》。朱維錚先生似乎没有這方面專著，但零星之散論，也足見功力。在整理《章太炎全集》工作中，湯志鈞先生承擔《詁經札記》、《七略别録佚文征》校點，這均是太炎先生早年在杭州隨俞曲圓先生治學時的課藝與寫作，屬經學範疇，湯先生是十分擅長的。薑義華先生承擔《春秋左傳讀》，這是太炎先生第一部專著，對這部經典，薑先生收集各種稿本與版本，加以梳理與校勘，表現出對經史的造詣。朱維錚先生承擔《訄書》的點校，他對《訄書》初刻本、重訂本、《檢論》三個版本，加以細勘細校。《訄書》是太炎先生第一部自編的文集，上從戊戌變法，下到袁世凱篡政，涉及這十多年的政治變遷，内容出經入史，諸子百家,又有許多西方人名譯名術名，是一本公認的閲讀難度極高的文集,他自夸點校“無一錯誤”，自信如此。他的確是一個十分自負的人，也確有才華，對這一段歷史特别嫻熟。

　　早在“文革”前後，市委“寫作班”裏，宣傳法家，出版《章太炎詩文選》等，他們三位均參與其中，我是遠遠仰望他們，無論學識與地位都無法與他們相比。這些著名的學者，又天生的對政治懷有濃厚的興趣，尤其薑、朱倆位，作爲飽學之士，今天講史，明天論今，古爲今用，無比熟練，都有政治報國之心，與政治走得很近，反復跌倒又冲了上去，即使不在其位了，時時不忘“上個件”。朱先生“文革”中重重再摔了一跤，反讓他有了許多感悟，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王元化先生走得很近，他的《走出中世紀》也因此不乏許多新見，讓我讀瞭如醍醐灌頂，如同八十年代初讀李澤厚先生的著作，大有“被解放”之感。

　　我很早知道朱先生，却從不敢走近他，因爲他們三位大學者之間關係十分微妙，這是學界都知道的，我不想在他們三人之間造成親疏誤解，况且我有點自慚形穢，有一種被别人視爲僅僅“靠先人餘蔭喫飯”人的壓力，即使與朱先生一起開會，我也敬而遠之，不想自討没趣，因爲他的愛駡人的脾氣也是出了名的，他的過於嚴肅與動輒訓人派頭，以及各種緋聞流言，讓我始終不敢走近他。但我出了新書，照例會悄悄寄給他，恭敬在先，避免捱駡。

　　朱先生作爲復旦大學歷史係教授，“文革”中因政治挫折離開講台，1978年後，他又重返講台，又作了三十年學術研究。他早年師從周予同先生，在經學史上下了很大功夫，周先生的遺作《周予同經學史論》，就是他幫整理出版的，進而他專攻史學史，通過對章太炎研究，尤其精勘《訄書》，對辛亥前後史的鑽研，更加熟知近代史。他的新著《壺裏春秋》（二）是他最後十年前後學術思考的産物，由他最後弟子張鈺翰博士整理成册，近日剛剛面世，我蒙張博士厚愛，寄賜了一册給我。粗覽這一百四十多篇短文，没有衆多注釋，不似論文，似我祖父《菿漢微言》與《菿漢昌言》之類隨想。但細讀之後，感到這是完全成系統的學術論著，倒有點像曹聚仁先生的《國學十二講》，都是由短小通俗的散論，却都是乾貨，是他一生治學的結晶。

　　《壺裏春秋》從什麽是中國、講到中國人、天下觀、華夷之辯、中國史、國學、國粹、經學、經世致用、孔子、儒學……；從九經到四書，陽明學、經學到史學、史學的編纂、《史記》、《史記》效應；從司馬遷到章太炎對商鞅的批判，漢武帝的禍國殃民；徐光啓與近代中國、利瑪竇的貢獻，中國近代認知的開始，從《幾何原本》到《同文算指》，重讀近代史，晚清一百年……。以及對各種歷史人物的述評——曾國藩、韓愈、汪康年、章太炎、馬相伯、蔡元培、陳寅恪、胡適、熊十力、馬一浮、錢穆、顧頡剛、湯用彤、翦伯贊、蘇淵雷、陳旭麓、季羡林、金克木……。以及對大師的界定，到大師的效應，反對學風腐敗與浮躁，以道德救世有用嗎……等等。完全是一部通俗的史學史，雖不乏褒貶，但没有懿氣指人，没有刻薄鋭利，相當平和，雖是一家之言，却具學術價值，有點返璞歸真了。

　　如我在本文開頭部分所説，我没有見過朱先生論太炎先生的專著，但在他的《壺裏春秋》一著作中，我喫驚地發現，凡重要一點論述，凡重要一點的觀點，他幾乎都是拿太炎先生的觀點來作爲他自己觀點的佐证，以證明這段歷史與觀點的正確，這樣的大量引用他人觀點，除太炎先生之外，没有更多人了，可見他對太炎先生之瞭解程度，並高度的認同。一個是歷史的經歷者，一個是歷史的研究者，他們的不謀而合，這就是他對太炎先生研究深度。也足見他作爲上海三位章太炎研究權威地位的稱職。

　　當然，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能無暇可擊，對歷史問題與歷史人物評價，從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但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史料真僞的考證能力，真正的歷史學家是絶不會用道聽途説小道新聞來代替真實的史實。但朱先生在他的《壺裏春秋》中論述太炎先生爲杜月笙作《高橋杜氏祠堂記》時，説：他總認爲此事多少讓人感到太炎先生有“見利忘義”之嫌，直到看了陳存仁回憶録才感到是“合邏輯”的。我想這是一個小小失誤，是檢驗史料真僞欠嚴了。

　　先祖父爲杜月笙作《祠堂記》有他内外動因。對有盟兄章士釗（在杜家作門客）關説，内因他素來重視“人的道德”，他認爲“知識愈進，權位愈申，則離道德也愈遠”，而下層民衆，尚具“遊俠之風”，倒可欽也。辛亥革命他創的“光復會”，何嘗不是吸收許多青洪幫、山民、俠士等，後來共産黨地下組織何嘗不與青洪幫結伙。所以太炎先生主客觀上都有爲杜作《祠堂記》動因，絶不是陳存仁“作説客”的結果。朱先生説：陳存仁促成了“章師母得了巨額‘墨金’，太炎先生也許真的不知，也佯作不知，都有可能”。這就有點輕易了，多少有點上了陳存仁當了。陳存仁是個善編“故事”的小説家，他第一個業師就是姚公鶴，人稱“江浙無賴文人”，是個老報人，寫了上海史上第一部上海史專著《上海閒話》，擅寫上海灘各種“故事”，陳存仁得其真傳也。後陳存仁又爲上海《福爾摩斯》小報撰稿，一口氣寫數年，編了許多吸人眼球的離奇故事。晚年又爲《星島晚報》撰稿，開闢了“津津有味譚”專欄，一口氣談了七年，編集《津津有味譚》多册，趣談而已，不可作信史，他的話十句中只能信其一。他1932年前後編《中國醫藥大詞典》，由太炎先生作序，大概此時前後拜門爲弟子。所謂他爲杜月笙作説客時，僅21歲，不知他有何德何能，讓二位“大人物”都聽他話呢？朱先生上了個小當。

　　《壺裏春秋》也處處可見朱先生的一貫的耿直。他在談到辛亥時期革命黨内部争論的是是非非時，雖很隱晦，他説：“通常每十年一度的辛亥革命祭典，必以表揚孫中山爲中心。説到辛亥前同盟會内部的争論乃至分裂，總是先立論，再推斷，力证孫中山的先知先覺。……雖説這種辯護論取向，在近年稍有扭轉，但大陸的主流史學，仍沿襲毛澤東關於孫中山表征中國革命必由之路的説法，對辛亥先哲的價值判斷，還是以對待孫文其文其説的態度爲尺度！”表達了一個史學家的不滿。

　　他在《以道德救世有用嗎？》一文中，他大量引用了太炎先生的《革命道德説》。太炎先生學説中的一個重要的成分，即鼓吹革命道德説，强調“無道德者不能革命”，把“知耻”放在一個人節操的第一位，太炎先生本人就是他提倡的道德的模範執行者，但這並不能感動幾個人，蔣介石痛失大陸時也痛感是國民黨道德之淪喪之結果，劉少奇也提出過《論共産黨的修養》，却都不能改變人的操守。朱先生指出，這種過於强調個人的作用，是太書生氣了，“到‘文革’慘敗爲止的當代史，早已證明，指望對既得權益者進行道德勸諫，無异與虎謀皮！”他説得好極了。事實證明，“打虎”這麽多年，“老虎”不絶、“老虎”越來越肥，收受收括的錢財以噸計之，他們尚可突破黨委紀委層層關卡與説教，證明道德的説教是多麽蒼白無用！

　　朱維錚先生的《壺裏春秋》還是始終牢記史學者的褒貶之責的！

　　寫於20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