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衆多學生與弟子中，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别的弟子，他對政治的興趣與熱衷僅次於乃師，他對學術的鑽研與創新也不在一般弟子之下，他就是曹聚仁先生。二、三十年前社會上有一股“曹熱”，人們對他的經歷與治學都抱着極大興趣，直到如今他的影響尤在。二、三十年前適逢政治、文化解凍時期，“文革”後的“改革開放”，首先來自思想的解放，一些人開始扮演着啓蒙者的角色，如王元化、李慎之、李澤厚……一大堆先進者，比他們稍年長一點，如曹聚仁、錢穆……等等，他們無論如何是扮演了思想解放、文化啓蒙者角色。

　　章太炎作爲“國學大師”，他的學生與弟子幾乎都是書生與學者，但曹聚仁既是學者又是政治活動家，他對政治的投入與興趣超過了他所有“同門”兄弟，與他的老師是非常相近的，可謂一脈相承。

　　一

　　曹聚仁當過教師，但更多時間是當記者，他自比“烏鴉”，决不報喜不報憂，敢於直言，口無遮攔，他以“自由主義”爲宗旨，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風格。抗戰始，他作爲戰地記者，衝鋒陷陣在前，在第一地點報導第一時間消息，與範長江兩人，成爲國共兩大“名記”。他深入第一綫，第一個報導四行倉庫八百壯士抗戰事迹，他第一個報導了臺兒莊大捷，他第一個報導了“皖南事變”……，他第一個編寫了《中國抗戰畫史》，是一名優秀的記者。他秉持獨立特行，不黨不派，力求客觀，達到了記者的最高境界。

　　抗戰勝利後，他應蔣經國邀請，赴贛州辦《正氣日報》，協助蔣經國治贛，成了“少壯派”的靈魂人物。1949年後，他既不去臺灣，又不留大陸，定居港澳，仍當他的記者，静觀海峽兩邊風雲，熱情報導内地變化，被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羅青長、童小鵬等國家情報系統核心人物六次邀請訪問大陸，毛澤東與他長談二次，周恩來與他多次密談，並建立直接聯繫關係，陳毅也與他多次深談……，給了他重大使命——促成臺海第三次“國共合作”,成爲兩岸“密使”。爲了坐實這“密使”真實性，毛澤東將“砲打金門”重大訊息提前告訴他，讓他在海外媒體率先披露，演了一出“兩岸互開砲——這是一個中國家務事——逼走美國佬插手中國”戲碼。他利用與蔣經國的舊誼，成了“兩岸傳話人”，應臺灣邀請多次訪臺，蔣介石親自與他深談，蔣經國親自與他建立“熱綫”……，於是奉化蔣家陵墓開始修復，廬山蔣氏别墅也被修復……，準備“第三次合作”後蔣定居廬山……。如果不是瘋狂的“文革”炸了“蔣母陵墓”，也許兩岸統一會有曙光出現，他的努力會取得成功……。

　　曹聚仁的秘密穿梭，促成了周恩來與蔣經國在某小島的秘密會面……，這一切秘密引起了美國的高度緊張，使曹的處境十分困厄，很長很久時期，他困於澳門動彈不得，他敏感的身份,没有北京同意他不得自由活動，甚至没有臺北同意，他也没有行動自由，他成了最最高度敏感的“神秘人物”，失去了他的自我，孤獨地呆在澳門，以至他至死無法回到大陸與親人相聚，這是一個“密使”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去世後北京迅速將他的一切遺物統統搬空，連一張紙片都没有留下，使他成爲一個迷一般的人，而對外只説他是一個“愛國人士”而已。

　　在兩岸之間，有過兩個“密使”，這兩“密使”偏偏與我們家庭都有一些關係，一個是我祖父的義兄章士釗，一個即是祖父的入室弟子曹聚仁。我不知怎麽也卷入兩岸工作三十餘年，一度介入很深，但我拒絶扮演任何“信使”與“密使”，因爲我太知道這項工作的艱辛。

　　二

　　曹聚仁是1922年成爲太炎先生弟子的，當時太炎先生開“國學講座”，先後系統講演十講，轟動上海。《國民日報》邵力子先生派曹聚仁去聽講，便於將記録刊於副刊《覺悟》，以享讀者。太炎先生國學演講，出經入史，涉及諸子百家，濃重浙江鄉音，讓聽衆無不感惑。而曹聚仁自幼讀經，追隨朱藏春先生接受了王船山的史學，從單不庵先生接受了清代檏學，又從吴懷琛處研究了先秦諸子，也研讀了太炎先生主要著作，所以他既聽得懂又記得下，他整理的講稿遠勝張冥飛一些老儒生水平，受到讀者好評，後結集成《國學概論》，迄今出版四五十版不止。1955年即發行了三十三版，另有二個日文版，由太炎先生作了序，成爲學習國學、研究太炎先生學説必讀之書。太炎先生十分欣賞這個年輕人，破例收爲“入室弟子”，曹聚仁也欣然前去拜門，成了師生，他與魯迅等從此稱太炎先生爲師，從不直呼其名，總稱“先生”或“章師”，終生不改其稱。

　　《國學概論》是曹聚仁第一本著述，他一生著述豐富，一共出版七十二本各種著作，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是《國學十二講》，可以説他自國學始至國學終。其實他一直有一個願望，他説：“如能從太炎先生的一切著作裏，抉取他的思想，做一本《定本國學概論》就好了”，“我覺得舊本《國學概論》只能保留十分之二三，其他我擬以《國故論衡》、《檢論》、《文始》爲根據，增加十分之七八”，寫一部更代表太炎先生學術思想的《國學概論》。於是他從1970年始在香港《晶報》連續撰文發表他的國學觀，一直到1972年，由“三育”書店結集出版了他的最後一部著作《國學十二講》，從某個意義上可以説他一生從研究國學始到研究國學終。

　　我没有見過曹聚仁本人，而我與他的二夫人鄧珂雲很熟，與他的女兒曹雷與小兒子曹景行也很熟，這兩孩子得父親遺傳而非常非常優秀。當年我住在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他們家住潤康邨口，與他們家僅十分鐘路程，經常往來，尤其鄧珂雲夫人慈祥、熱情，她和我一樣，以整理先人遺作爲己任，有許多共同語言。一天她來我家，捧了一大包資料，是《國學十二講》原稿，以及發表在《晶報》上的剪報。她鄭重托我加以整理，準備在三聯書店出版。她這麽誠懇與鄭重，讓我感動，因祖父與曹聚仁的因緣，我接受了委托。

　　《國學十二講》的粗糙是驚人的，删節太多，排字錯誤衆多，竟删了三十多段文字，而《晶報》由於篇幅緣故，常常無端删除了尾部文字，讓人無法卒讀，加上曹聚仁在澳門獨處，手邊缺乏有關書籍，寫文章基本上全憑記憶，不是引用原文，是意引而已。總之香港的文化出版質量是不敢恭維的。他説：“我的私心和章師一樣，更是企慕顧炎武治學，有寫《日知録》的意向。不過，對影自笑，假如我如顧氏那麽治學嚴整，怕的連西北風也喝不成了”。鄧珂雲夫人多次對我説：“曹先生只身在港，以寫稿爲活，天天忙於爬格子，不免有粗糙地方”。盡管印刷質量不高，但曹聚仁寫《國學十二講》非常有條理、有系統、有見解，完全是將一生學問作一反哺，達到了出神入化程度，他采用隨筆方式，幫助後人對中國學術思想史“邊讀邊吃”，一掃枯燥、沉悶、繁瑣氣息，文筆通順，清新灑脱，語言風趣，比喻恰切，妙語叠出。我補充了“三育”删去的三十段文字，增補了十八篇文章，糾正了明顯的誤寫誤排，但没有改動他的文字，哪怕與引文不太一致的地方也没有與原著一一校改，保留了他文字風格，保留了他的原意，仍保留了十二講形式，將前十一講並爲史學，增加了新的第十二講共十八篇，爲文學，只是將題目改成《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於1986年出版。先後化了半年時間。六十年前曹聚仁爲太炎先生整理出版《國學概論》，六十年後我爲曹聚仁整理出版《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成文壇一時之美談。

　　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後，頓成熱銷書。我們從1949年後，傳統文化基本被中斷了傳播，國學等於封建舊文化被禁了，當人們一旦讀到了這麽通俗、系統的國學知識，瞭解了國學的豐富内涵，竟相閲讀，頓成大學必講教材，滋潤了人們心靈上的文化飢渴，成了當年全國十大暢銷書之一，一而再版。三聯書店給我發來誠懇、熱情、高度稱贊的感謝信，並派人來面謝。他們二位編輯二次進了我辦公室，又二次退出，他們不相信一個四十來歲的人是太炎先生的嫡孫，能够編定這樣一部著作，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定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儒。爲此我認識了“三聯”老總範用先生，他立刻委托我編一本《章太炎的生平與學術》，這部書直到前幾年還在再版。前幾年，我收到三聯寄來的《隨筆》“修訂本”，説是有人反映該書“不够嚴謹”，故而作了修訂，但還是很感謝我編訂之功雲雲。我没有去讀修訂本，此類事我碰到過。前些年有人反映《章太炎全集》一至八卷不够嚴謹，大膽出了“修訂本”。其實校點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當年《全集》前八卷都是國内最頂尖的一流專家校點的，自有他們點校道理，太炎先生與曹聚仁的文字自有他們下筆道理，不宜以己見去作所謂的修訂。我搞了幾十年《章太炎全集》點校，這個道理我豈能不懂。還有一次，我發表了一篇點校太炎先生文章，有人提出有“八大錯誤”，轟動一時，在報上搶足瞭風頭，證明自己多麽有學問。事後證明我這篇文章無一錯處，這一切又何從辯起，這種風氣，多麽令人啼笑皆非！

　　曹聚仁先後發表過論太炎先生文章達二十多篇，而《隨筆》更是闡發了太炎先生學術精華，他説章師對我最大教誨是讀古書不能從信古出發，而要從疑古入門。《隨筆》從剖析經學着手，但又不是注經釋經，就經學論經學，而是將經學放在歷史、政治、文化諸方面去加以綜合考察，要唾棄科舉時代的八股爛調，提出要跳出理學、漢學的小圈子，從先秦諸子的争鳴中尋古人的本義，他認爲“老、莊、韓非，無論哪一點都比孔孟高明”，以後的“吴學、皖學的考證學、訓詁學、浙東史學，揚州學派的典章制度”，才更不得了，才稱得上“中國學術思想的核心”，復古派是阻礙文學進步的原因雲雲。他説“他是從桐城古文入手，後來才知道陽湖派的境界廣闊得多，到後來，才知道小品文學、明末公安、竟陵派着實高明得多”。他説“儒學是最最教人爲功名的邪説”，他致力反對“八股文”，大聲疾呼要救救孩子，要把所謂“國學常識”這些“國糟”，丢入垃圾堆中去……。他的學術觀在他的時代無疑是最進步的。如今學術是繁榮了，國學熱超過了科舉時代，沉渣紛紛泛起，打着“國粹”旗號，以次充好，騙子紛紛登場，這大概是曹聚仁萬萬没有想到的吧！

　　平心而論，曹聚仁在太炎先生衆多弟子學生中，是將國學通俗化的第一人，他不是窮究國學，繁瑣注經釋經，而是開始深入簡出的講經釋經，在經學走入歷史後，滿足了人們渴求瞭解國學的願望，所以大受歡迎。在他之後，南懷瑾也是從事了國學通俗化的傳播任務，門弟子也遍天下。之後又有易中天、於丹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歷史的必然。

　　曹聚仁先生一生充滿驚世之舉。他的魯迅先生的研究獨樹一幟，成《魯迅年譜》、《魯迅評傳》；他搶救出版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録》，保存了一段重要歷史；他對地方史研究《上海春秋》，開上海研究先河；他對史地人文的研究《萬裏行記》；對戲曲研究的《聽濤室劇話》；他的《我與我的世界》，我閲讀了數遍，更是影響了好幾代人，都是傳世之作。尤其我有幸整理出版他的《國學十二講》，成《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使我系統學習了他對經史的理解，對我一生起了至深至大的影響。他是我祖父的弟子，我則很願意成爲他的私塾弟子，這應該是一段美好的傳承。

　　寫於2020年10月10日

　　*發表於2021年《世紀》雜誌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