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的盲點

　　從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爆發，暴力佔領“立法院”數十天，打斷了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導致了民進黨的再度執政；到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導致香港淪入動亂，已足足三個多月。這兩個事件爆發前幾乎没有任何先兆。兩岸從2008年進入相對平和時期，實現了“三通”，形成“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和平發展”，達成了“二十三個協議”……，似乎水平風順，突然爆發了“反服貿協議”學運，大陸感到非常納悶和無辜。香港的“反修例”從一個條例的修訂，變成“反送中”，反“大陸”、“反共”、“反一國兩制”、要求“港獨”、呼吁“大陸人滚回去”……的動亂暴動，事前也没有什麽先兆，突然降臨了這一場“反中反共”的街頭運動。

　　究竟什麽原因造成了這兩揚動亂？大家衆説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先前甚至認爲是台灣“三中一青”弱勢群體的不滿，導致了“太陽花”發生，真是不知悖到哪裏了。對民進黨設計的圈套，志在用“街頭運動”，爲奪權鋪平道路的無知，反映了我們對台灣多麽的不了解。“反修例”，我們開始認爲僅僅是對“條例”的誤解，最終宣告“不修了”，認爲總可以了吧。殊不知香港的反對派志不在此，他們通過群衆運動，意在奪權，奪得議員權立委權，最終奪得“特首”權，奪下香港整個治權，即管治權。學生——黑衣人——街頭運動，只是手段而已。這反映我們在港、台問題上存在多麽巨大的盲點。

　　所以從“太陽花”到“反修例”，有它的“突發性”，但也有它的“必然性”。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它，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香港問題在“台灣化”

　　早在香港回歸大陸前，我曾撰文指出，回歸只是中國人從兩岸四地走向最終統一的“第一步”，從“主權”回歸，到“治權”回歸，到“人心”回歸，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難而痛苦的過程，要做到“兩岸四地”真正“心靈契合”，我們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深刻認識。

　　香港回歸時，我們意識到香港未來可能會有三個變化，即“香港大陸化”、“大陸香港化”、“香港台灣化”。如今可見香港在台灣化。所謂“香港台灣化”，即走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發展道路，演變成“政黨政治”與“公民社會”，“選舉”成政治常態，“民主化”演變成“民粹化”，“本土化”演變成“香港爲主”，劃分成“愛港反中”與“賣港親中”兩大陣營，落入無休無止的政治内耗。

　　而我們却以爲只要掌握一個“特首”就够了，太多的“求穩怕亂”，太多的追求“井水不犯河水”，太多强調“不變”，太多强調“高度自治”，太早同意實現“雙普選”，而太少對“一國兩制”賦予新的内涵，太少“有所作爲”，太少認識到“兩制”共處與共融的復雜性、排斥性，教訓深重。

　　事實證明，“台獨”人士與“港獨”人士很快已沆瀣一氣，他們的經歷、訴求、手法、走向是何其一致。

　　三、相同的被殖民經歷

　　台、港都曾遭遇殖民統治，日本殖民台灣長達50年之久，香港則被英國殖民了150年之久，這種殖民的經歷是不幸的，多少人因反抗殖民而赴死，但有人則認爲殖民者比祖國更先進更優越，竊以爲喜。他們千方百計要融入殖民當局，努力改變自己，殘酷地改造自己，他們甚至放棄原有宗教信仰，模仿殖民者的生活方式與行爲模式，以充當“二鬼子”爲榮。他們看不起貧窮落後的“祖國”，看不起“愚昧落後”的“同胞”，他們最高追求是去殖民者的宗主國“留洋”，拿本殖民國“護照”，謀一個殖民國“身份”，當一個“高等華人”，幫了去統治自己的祖國與同胞，他們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拿了美國或英國的國旗去遊行。這樣的人，我們用“數典忘祖”、“漢奸”……去譴責他們是缺乏針對性的，是完全無用的。

　　台灣的李登輝即是如此，是典型的代表，他的經歷即是以“爲日本人”爲榮。這是他這一代的産物。香港的陳方安生也是如此，她是英國餵養大的。她的一言一行都是以英美利益爲己任，她毫不覺得她的行爲是“賣國”，祖國對她來説是“邪惡”的！這也是歷史的産物。而我們又没有很好去清算歷史。對台、港來説，我們從來没有好好地“去殖民化”，祖國也確實是在近二十年才由落後變先進，以前祖國對他們來説，“是醜陋的中國”，避之不及。我們與他們之間完全不同的經歷，完全不同的制度，形成完全不同的認識，我們與他們的争論也幾乎是鷄與鴨談——不同經歷的對話！

　　四、失落的一代人

　　台灣三十年前是亞洲“四小龍”之首，亮麗的經濟起飛，讓人眼睛一亮，但經歷了台灣“民主化本土化式文革”之後，不僅排“四小龍”之末尾，人均收入倒退到十七年前，大大落後於大陸。

　　香港四十年前經濟貢獻率達整個中國的43%，如今只占2%。按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從2008年—2017年，大陸薪資成長率達8.2%，台灣僅0.2%，香港只有0.1%，而香港房價增長率達4.4倍。“驕傲的香港人”在錢袋子滿滿的大陸旅客面前，充滿了忌恨。大陸抓住了一切發展機會，穩妥地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香港至少錯過了世界五次經濟轉型的良機，遠遠落後世界的後面！

　　盡管台灣一天天沉淪，但他們還很得意地説：“我們雖然貧乏，但我們還有民主與自由”。所以香港暴亂分子，寧願自虐也要争取“民主與自由”，他們堅决“反送中”，他們認爲中國的司法是“邪惡的”。

　　追求“民主化”與“本土化”，讓台、港都付了巨大的代價，讓這兩個經濟中心，變成了政治鬥争的中心，從“太陽花”到“反修例”街頭運動，暴力革命充斥街頭，與其説是對“獨立”的追求，毋寧説是對强大起來的祖國與統一壓力的恐懼，是對未來的失望，是對前途的焦慮。

　　五、街頭抱團取暖

　　參加“街頭運動”的一般都是弱勢群體，有的是社會的最底層“憤青”，有的雖是中産階層，但這些中産階級實際較前大大弱勢了，在貧富差距巨大的港、台，他們也是不被社會承認的底層階級。他們普遍有怨氣，抱怨政府當局，更進一步抱怨中國大陸，他們不願意與大陸同處一個屋檐下。

　　在街頭他們抱團取暖，可以認識許多“同志”，結識許多“戰友”，甚至美女獻身“英雄”。他們並没有多少思想理念，只會叫一些空洞的口號——“爲了民主”等等。當有人提供衣食、棍棒、布罩……，他們會毫不猶豫去參加抗争，去破壞一切。他們自視是參加“顔色革命”，甚至去焚燒國旗，他們的祖國概念是薄弱的，他們並不知道國旗是主權的象徵，何况他們中間還有許多是越南難民的後裔，他們接受的都是“去中國化”的教育。當他們的布罩被撕下來時，他們會顫抖得站不起來……。他們的内心是空虚的。

　　六、西方利用台、港制約我們

　　利用台灣問題與香港問題來顛覆中國，一直是西方某些大國的企圖。扶植反對力量，干涉内政，製造暴亂，推行“顔色革命”……，一直是他們慣用的手法。打着維護人權、自由、法制……是他們慣用的藉口，目的是阻止中國的崛起。台灣的“太陽花”到香港的“反修例”，都是他們策劃、資助、指導……的動亂，尤其在中美貿易戰關鍵時刻，他們製造香港“暴亂”，企圖是十分清晰的。他們挖了一個坑，引誘中國大陸跳下去，希望中國大陸動武，然後實現全面遏制，這套用中國人反對中國人老把戲，全世界世界都是熟悉的。他們把“顔色革命”瘟疫撒到哪裏，那裏就是一場灾難，對此我們要有足够的認識。

　　事實證明，“太陽花學運”决不是反“服貿”；“反修例”也不是爲“反送中”，都是反“一國兩制”，反“一個中國”的底綫。事實讓我們看清台灣、香港的政治結構及民意走向，也看清了我們政策與工作不周到之處。我們也應有所反思，工作更有針對性。如果我們的制度比他們好，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認清深層次矛盾，我們可以更有效地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極端分子，我們是可以安然應對這些危機的！

　　縱觀“太陽花”到“反修例”，台灣與香港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也有許多不同之處，但不等於香港就是台灣，台灣就是香港。香港所得之病所服之藥，與台灣所得之病與所服之藥是完全一樣的，解决問題的方式與政策也是一模一樣的，這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就他們實際情况，制訂良策，而不是機械生硬的用一把鑰匙去打開千把鎖！

　　寫於2019年9月29日

　　國慶七十週年前夕

　　*發表於2019年《中國評論》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