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章念馳是我國著名台灣問題專家，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之孫。自1988年起涉入兩岸關係領域，迄今已三十年，他親見“一個中國”經歷了萬般考驗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進黨由盛而衰，見证了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時代。章念馳對台灣問題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説，我這一生大概就做了兩件事，一是研究祖父章太炎，二是兩岸關係。

　　做觀察台灣的第三只眼睛

　　我出身於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家庭。戊戌政變發生後，受清政府“鈎黨令”影響，祖父章太炎避地台灣，通過《台灣日日新報》撰文抨擊以慈禧太后爲首的封建頑固派。我親戚中的不少人也於1949年後去了台灣與海外，因此我從知事之始就接觸到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冥冥之中，我的命運似乎終要與台灣問題結緣，而這一切都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政策變動和一次展覽會。

　　1978年，我進入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最初主要從事近代史的研究。1979年1月1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首次公開向台灣與全球宣佈了和平解决台灣問題的新主張，開啓了兩岸交流交往的新篇章。1982年召開黨的十二大，確定了國内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三大任務，“實現祖國統一”作爲任務之一被提了出來。爲了落實“和平統一”新方針，黨和國家後來又確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億萬民衆投身於“統一大業”的時代洪流之中。

　　爲了宣傳新的對台方針與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與其他各大城市先後舉辦大型對台展覽會。很巧，在歷史研究所的我被召去參加這項工作，負責上海展覽會的第一部分“台灣的歷史與現狀”。原本我對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所知甚少，這意外地讓我研讀了許多相關資料，也開啓了我人生的嶄新一頁。

　　由於兩岸隔絶多年，那時候能够接觸到的台灣現狀的資料非常少，大陸第一批從事對台工作的人、對台研究的學者絶大部分都出身於歷史專業。這是一個一般人幾乎不能接觸的禁地，所以非常神秘，非常閉塞。那時對台觀念呈現出的另一個特點是以我爲主。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瞭解到台灣的“十大建設”“土地改革”“民主化運動”等，驚訝於其發展的迅速。配圖時用了一張他們機器收割甘蔗的照片，結果在領導審查時被大大批評了一頓，説我没有頭腦，怎麽把我們落後他們先進的寫出來，這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嗎？於是，我趕快找了30年代台灣還在用砍刀收割甘蔗的照片放上去，領導這才滿意。

　　1987年，蔣經國宣佈解除禁嚴，兩岸從此可以探親，真正開啓了兩岸關係，但這不是他一家之功。那時改革開放已經十年，對台宣佈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等政策路綫也對台灣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與其説是蔣經國主動地適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宣佈兩岸開放探親、交流，還不如説我們改革開放引來了勢不可擋的發展，促進了兩岸開放的出現。

　　1988年，著名學者王元化、上海外辦主任李儲文、社聯秘書長喬林有感於兩岸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國内第一個對台交流學術團體——“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我有幸擔任了秘書長。促進會分爲理事會和學術委員會，成員將近一百人，囊括了上海的學術精英和學術界代表人士，汪道涵就是我們促進會的顧問。現在把名單拿出來一看，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學術最有造詣的一批人。回想起來，我從事       兩岸關係屬實起步很高，一上來就擔任了這樣的工作。

　　當時汪道涵很有先見之明，很重視法學隊伍的建設。他認爲未來台灣問題的最終解决辦法是法律，所以未來兩岸關係每發展一步就是法律往前推進一步，法學專家應該走到前面來。因此，1995年，他在上海設立台灣研究所，所長由從事法律的曹建明擔任，我有幸擔任了副所長。事實證明也正是如此，汪辜會議的結果就是達成了三個有法律效力的協議。後來進一步發展，到馬英九時代又達成了23個協議。如果不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打亂了兩岸進程，我們還會有更多法律共識和協議，能進一步規範兩岸關係以符合雙方的要求。

　　後來我們分析認爲，光是研究台灣問題是没出路的，汪老建議要把台灣研究放到更大的國際格局當中去，特别要研究台灣問題背後的美國因素、日本因素、地區因素。因此才有了1995年上海東亞研究所的成立，起碼把台灣問題先放在東亞格局上去研究，我又有幸擔任了所長。實際上，台灣問題從一開始就夾雜着復雜的國際因素，而不單純是一個内政問題和兩岸問題。美國就是解决台灣問題的最大障礙，如果没有美國的介入和插手，兩岸統一容易得多。現在關鍵就是美國横插一刀，把台灣當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艦，利用它來遏制我們、牽制我們。

　　經歷了兩岸關係30年的整個歷程，我對東亞所的感情很深。爲什麽要成立東亞所？因爲它是位於體制外的民間組織，人家都稱我們爲第三只眼睛，意即用另外一只眼睛來觀察，以彌補體制内的不足。所以我們研究的報告呈送上去，被接受的比例很高。比如去年，東亞所撰寫報告125篇，其中被中央采用的比例大概占到1/3。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走體制外的智庫道路，但是我們毫無疑問是最早的。

　　在我看來，台灣研究好比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它的底座就是情况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灣情况的部門多如牛毛。相比之下，我們東亞所裏成員的情况研究是非常透徹和扎實的。直到現在，我還保持一個習慣，每天一早醒來，第一時間就看報，翻閲所有可以看到的台灣報紙和雜誌，比方説《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之報》，來瞭解台灣的每一個變化。台灣人知道的我們必須知道，台灣人不注意的、不知道的，我們也要想辦法知道，要比台灣人更台灣人。

　　老實説我都不大敢出差，出差一兩個禮拜不看報再回來，就没發言權了。真正的專家是只要在崗一天，就必須非常透徹瞭解台灣的每一個變化，基礎研究要搞得很扎實。有人覺得現在看看網絡信息就足够了，我却認爲網絡無論如何都替代不了報紙。攤開報紙，撲面而來的就是台灣各種氣氛，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兩岸關係的，從版面的設計到圖片的安排，你能感覺到距離他們很近，近到可以不斷地追問。

　　在情况研究的基礎上，東亞所的使命就是搞政策研究。台灣發生了這麽多變化，我們應該建立什麽樣的政策？現行的政策對不對？哪些地方有待調整？這些都要搞清楚。這工作非常辛苦，因爲必須走到政策的對立面，變成現有政策的敵人，容易被自己人誤解爲老提反對意見的异類。但真正的學者必須完成這樣的使命。我們現在是和美國、日本等國家在一個大棋盤上博弈，看誰出招好，誰敏捷領先，如果没有這樣一批人提出新政策，我們將永遠落後。

　　調整政策後，更高的目標是建立對台工作的理論和論述，一個行爲如果没有理論的配套，就是不可靠的，這就涉及到頂層設計。從千軍萬馬的基礎研究到政策研究，到頂層設計，這是一個巨大的金字塔。

　　從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到上海台灣研究所，再到上海東亞研究所，我深耕於兩岸關係領域直至今天，幾乎參與了它的全過程。歷經種種波濤駭浪，親見“一個中國”經歷了萬般考驗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進黨由盛而衰，見证了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時代。我人生最寶貴的近30年的精力，幾乎都與統一大業結爲一體，我的喜怒哀樂幾乎與兩岸關係渾然一體，最終成了一個兩岸關係的專業研究者。 

　　兩岸共同締造統一

　　兩岸分離從1949年到現在是70年。這70年中的前40年雙方是没有交往的，兩岸相互隔絶、相互對立，但這始終是我們心頭大患，我們一直想解决台灣問題，當時統一的願望很迫切。從嚴格意義上講，《告台灣同胞書》發表時兩岸關係還没開啓，直到十年以後，兩岸才開放探親，有了往來。所以兩岸關係很年輕，充其量也就是30年的歷程。

　　從《告台灣同胞書》發佈，到30年的往來，兩岸離統一更遠了還是更近了呢？我的結論是更近了。封閉、隔絶往來是最可怕的，如果倒退回到蔣經國“三不”時代，不往來，不接觸，不談判，就什麽都没有了。兩岸往來正式開啓以後，才有了統一的希望，有了台胞探親，有了商業往來，有了通郵通航通商，有了兩岸婚姻、學術交流，一直昇級到貨幣可以自由兑换，也可以自由行，自由選擇職業。到馬英九時代，兩岸交流的最好時期，怦地一擊，猛然發生了太陽花學運，在我看來，很多人的解讀都不對，這是表達了對統一的害怕，他們對統一的認識還非常有限，没有做好準備。

　　40年來，台灣經歷的最大變化是内因變化，國人對台灣的理解很多時候是從外因、從自己主觀的看法出發，初衷不是要真正地瞭解它，直到今天，瞭解台灣的人還是鳳毛麟角。雖然我們同爲中華民族，但我們有不同的歷史經歷，缺乏共同的歷史記憶，難以産生民族情感的共鳴。台灣發生的變化跟我們是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不同軌道下的。

　　談及變化的由來和變化的痕迹，那就是1949年以來，台灣經歷了從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型，經歷了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過程。二戰以後，大批從過去殖民時代挣脱出的新興國家涌現，這些國家所走的道路有其共性，那就是對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追求，這催生了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用西方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來講，20世紀世界的特點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激情”是促進“自由民主政治”得以實現的主要因素。大部分被殖民的國家都有一段痛苦的歷史，追求自己的民主權利和追求本土被認同，就是一種“激情”。在“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衝擊下，維持了三十年的“黨禁”“戒嚴”，最終只能宣佈解除，台灣走向“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取代了“一黨專政”，開啓了“政黨輪替”，人民成了選舉的主人……

　　但是21世紀伊始，解决了“階級身份”問題後，又出現了新的變化，比如難民和戰争。大量的難民涌到了美國，涌到了歐洲，使已經平衡的勞工與資本家的矛盾再次變得尖鋭，出現新的身份認同問題。國民要求保住自己基本利益和既有的優越地位，開始關注“政治身份”，所以又出現了民粹主義，破壞了民主協商機制，導致民主陷入癱痪，經濟受損，失業高漲。現在全球幾乎都在責備民主化，因爲民主幾乎都變得激進了，變成了民粹，變成了極端，隨之而來的是需要新的認同。跟19世紀、20世紀追求的認同不同，現在認同不是有飯吃、有土地、有自由，而是更講究要有尊嚴、要有平等。

　　得到民主權力的台灣民衆，從“出頭天”到“要自己當家做主”，再到“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再到台灣“國家意識”的形成，也出現了“台獨”意識以及“一邊一國”意識。正如福山所説的“群體開始關注‘政治身份’的認同問題”，也造成了“民粹主義和權威政治的崛起”。一部分追求“台獨”的人，開始對“認同中國人的人”施以民粹暴力，塑造了“藍緑”與“愛台賣台”的二分法，割裂社會、族群，製造“統獨對决”等等。這樣一來，這個“自由民主政治”也就没有自由與民主了。

　　台灣正是沿了這樣一條道路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們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到認同一個中國，慢慢變成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和不認同一個中國。這用“數典忘祖”和“不愛祖國”的批評是没有用的，正如福山所説“政治身份的認同的混亂”有其必然性。只有認識到這種演變的來歷，才不至於盲目以對。  

　　所以解决台灣問題，不是説我們經濟發展了就能解决，給予“惠台政策”是不够的，我們更多的應該給予“合情合理”的“政治身份”，給予更多的“尊嚴”，給予“平等”協商的地位，給予“共同締造”的權力。所以在給“台胞”國民待遇這問題上，在討論“台灣方案”時，在制定“和平協議”時，在參與“和平統一”時，我們特别要注意“五個充分”，體現出“平等”“尊嚴”，以理服人，避免簡單與粗暴，才能取得人心。靠一味教訓、謾駡、威脅，是不可取的。 

　　總的來講，兩岸關係一定會走向統一，這點不需要抱任何懷疑。但應該承認，現在可以説是黎明前的黑闇，是最困難的時期，畢竟是民進黨執政。去年台灣九合一選舉，顯示出蔡英文執政兩年都不到，已經完全走下坡路了，顯得力不從心。目前的關鍵是大陸缺乏統一的綱領跟法律政策，習近平主席今年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統一了新的論述，有理論、有高度、有情懷，字裏行間説不盡的是統一爲兩岸帶來的福祉，並表明我們始終堅持和平統一，不輕易動用戰争來解决。認同這論述的人就是我們的統派同盟軍。

　　我的鴿派導師汪道涵

　　在從事對台工作上，汪道涵對我的影響、幫助最大。十多年來，我有幸近距離地聆聽他的教誨、感受他的丰采、享受他的人格魅力，實在是一生之幸。從他擔任海協會的會長到他去世這15年，我幾乎是一直陪伴着他，包括東亞所、台研所，有人稱我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智囊，這確乎是太抬舉我了，我只是曾經跟隨他學習的一個小學生而已。

　　我與汪老熟識是始於1991年，是年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汪道涵出任會長，但他没有去北京辦公，大多時間仍在上海工作，一直找專家學者分析台灣形勢和討論國家大事。我當時是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秘書長，也開始涉及台灣問題，故常被汪會長找去討論台灣問題。1991年上海台灣研究會成立，我任秘書長，與汪會長接觸機會更多。1995年上海市台灣研究所成立，他推薦我擔任副所長，爲他服務的機會就更多了。

　　在他身邊工作，我們可以説是戰戰兢兢，因爲這個領導瞭解得比你多、比你全面，你永遠跟不上他。當時，一周開三四次會是常事，接二連三被批評也是常事，我們經常開夜車，兩三天無休工作是常態。大概有三五年的時間，我的工作是把每天台灣新近發生的事情搜集起來，每晚11點到12點給他匯報。如果這個時候電話鈴響了，不用想，肯定是汪老來詢問情况了。幾年下來，一般人肯定就受不了了，特别是冬天，深夜氣温驟降，握着聽筒的手都凍得通紅直哆嗦，還得接受汪老的“拷問”。但是這艱苦的幾年也是我受益最多，長進最快的時期。

　　汪老認爲，對台工作第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台灣的感情是什麽？把它當敵人，還是當兄弟姐妹？汪道涵對台灣同胞寄予深切的愛，理解台灣近代以來遭到的委屈。對待台灣，他就像父親對待一個失散的孩子一樣。一個曾經跟你鬧不愉快的孩子出走了，他最後想通了，要回來，兄弟姐妹們也許不原諒他，但是父親可以原諒他、歡迎他。我們説和平統一，但直到今天，大部分人想解决台灣問題，不是想怎麽和平統一，結束過去的歷史的争議，想來想去還是怎麽用武力征服他們，鷹派很值錢，鴿派不值錢，這其實與我們的政策内涵背道而馳。汪老首先教給我們的，就是在對台工作中傾注感情。

　　汪道涵是國内最早把台灣問題放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當中去思考的人，而絶不是就台灣問題論台灣問題，他的起點和立點站得很高。汪老心中始終裝着整個國家的大局，懷着對祖國的忠誠與深切的愛，他時時刻刻關心全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領域的發展，他的一個中國觀念，即是將台灣放在整個中國發展與崛起的大格局中去考慮的。從汪老那裏吸收營養，後來我寫文章也把台灣問題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中去考慮，題目是《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艱巨而偉大的過程》。2002年，王毅進入外交部擔任常務副部長，第一件事情就是對我這篇文章做了批示，讓《大公報》跟《文匯報》以特刊整版報導，把這篇文章作爲對台工作的思路，我感到不勝榮幸。

　　汪道涵還提出瞭解决兩岸問題的基本理論——“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統一是共議統一，雙方共同來締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統一不是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們都是主人，統一的方式是平等協商，不是我强加給你，也不是你强加給我，這就叫和平統一。

　　他積累了很多台灣朋友，雖然統獨立場不盡相同，他總是認真傾聽他們的心聲，聽三個鐘頭，四個鐘頭都會聽過去。耐心地聽完最後一句話，和顔悦色地做他們的工作，喻情喻理喻利，用祖國親人的寬闊胸懷去感召對方。他堅持一個中國，但他從不用機械教條的方式去宣傳，而是喻一個中國在一切之中，讓凡與他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的巨大人格魅力所傾倒，使台灣各界人士都願意對他傾訴衷腸。

　　汪老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去台灣看一看，希望以親人的身份，看望台灣同胞。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辜振甫的盛情邀請下，汪道涵曾一度計劃赴台參訪，但受到台灣當局阻撓没有成行。

　　搭建滬台研討的橋樑

　　20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逐步加快，參事室加强對外交流的要求十分迫切。恰巧我當時還没有離任，仍是參事，手上兩岸交流的資源又很多，所以我把台灣《旺報》社介紹給上海市政府參事室結成對子，每年由他們共同主辦滬台研討會。《旺報》是台灣最大的戰争統一的喉舌，在台灣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參事室則代表了整個上海，服務面廣，影響廣。不曾想，這樣一個多元對話的渠道最後變成了上海的品牌，辦得很好，從2011年一直堅持至今。歷届研討會以經貿文化交流爲紐帶，以反獨促統、統戰聯誼爲原則，凝聚各方智慧，爲促進滬台城市間合作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爲什麽選擇媒體界的《旺報》作爲合作對象？在台灣，現在影響最大的是媒體，而不是一個工業總會或者農業總會，行業總會的影響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旺報》又是台灣媒體中最理性的，具有明顯支持兩岸統一的態度，所以它在台灣有很大的號召力，有能力組織台灣一些正面人物、頭面人物到大陸來交流。所以，《旺報》扮演了大陸跟台灣之間交流的橋樑角色，每年堅持開研討會，均達到一定的規模，每届都有一百多接近兩百人參與進來。《旺報》跟參事室舉行研討會選擇的題目都非常好，富有深度，深入到經貿、文化、養老，什麽都有，而不局限在談政治，談兩岸關係或者談選舉，例如2019年的主題是“提昇城市能級：創新、人文、生態”。

　　我有幸追隨汪道涵等領導工作，有幸深入地參與和見证了兩岸關係巨變，經歷了兩岸的驟風暴雨，至今還擔任着上海市政府參事，依然工作在兩岸關係的風口浪尖。心無旁騖，一生只挖一口井，直到清泉源源涌出，這成了我無怨無悔的選擇。

　　我對統一的前景是充滿信心的，雖然眼前台灣是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動盪不安，這只是最終統一前的徒勞挣扎！三十年前的台灣，與今天的台灣己衰弱得不可同日而語了，而經歷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祖國大陸，成了台獨不可逾越的五指山！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與定力。我依然保持着“鴿派”的自信！

　　國務院參事室國慶七十週年專輯

　　載2019年12月《國是諮詢》特刊

　　吴睿娜、周思宇采訪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