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150多本研究祖父的不同版本的書全部捐給了章太炎故居，這些是複本。”走進書房，章念馳指着書橱一角對我説。

　　“名門之後”往往是把雙刃劍。有祖輩的餘蔭可享，亦有如山的責任要擔。人生的選擇可能浸没於祖輩的光環與陰影裏。

　　對很多人來説，章太炎是寫進歷史教科書的人物，幾分曠遠、幾分敬畏；而對章念馳來説，這是融入血液裏的先人，家族使命伴着歷史責任，讓他成爲章太炎後代中唯一從事祖父研究的人。

　　“我一生只做過兩件事。一是研究我的祖父，完成了專著四部，編著七部；二是研究兩岸關係，形成了專著五部，及不少編著。”談及這兩件大事，老先生坦言，雖然不算宏富，不乏褒貶，但都是認認真真完成的，没有阿諛奉承，没有説違心話。

　　章念馳的住所裏滿眼是祖父的印記，書橱裏各種關於研究他的書籍，客廳上方懸掛着達摩畫像和一幅祖父的筆墨，字迹剛勁，别有古趣。

　　古籍專著外，橱窗裏還掛着一些繪畫，那是章念馳在文革期間的作品。“畫畫就是畫自己的心。後來就不畫了，因爲學術研究吸走了我所有精力，再没時間做其他事情。”

　　章念馳的夫人説，這麽多年來她都習慣了，以前家裏都是開着燈睡覺，燈光下，章念馳伏案於古籍故紙堆間；女兒也説，從來没有看到爸爸在夜裏兩點之前睡覺。“祖父的學問博大精深，我只有努力，一點點精進，才能走近他。”

　　房間裏顯眼處擺放着一台電視機，正在播出台灣方面的新聞。這正是章念馳從事的第二樁大事。“每天都要看最新信息，這也是我跟着汪道涵會長時期養成的習慣。如果一天不看材料，我連會都不敢去開。”

　　章念馳今年七十八歲，精神抖擻，目光如炬，依然奮戰在東亞研究所一綫，用他的話説，還没退休, 還不能享受每天都是星期天的愉快。

　　“我跟領導説，找個人接班，我不想做了。領導説，你的精力和學術决定了你不是退休不退休的問題，而是爲人民服務到底的問題，你需要繼續貢獻智慧。”

　　他没有推却，受之怡然。“我没有加入任何黨派，也没有做什麽官，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低調。我選的是做學問的路， 比起政治生命，學術生命更長。”

　　章念馳1979年進上海社科院，1983、1984年是選調幹部的高峰時期，他三次接到市委組織部的調令，但是他堅决不去。領導希望他擔任民主黨派幹部，給他準備好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學習機會，可他也放棄了。“這麽多年，我失去的機會不少，我也不在乎這些職位。對我來説，真才實學才是真的。”

　　他就數十年如一日埋首於他説的“兩件大事”中。這兩件事情，都近乎於“諫”，而自古以來，最難莫過於“諫”。“‘真'字説來容易做來難，其甘苦寂寞難爲世人所知。”章念馳説。

　　他曾向祖母湯國梨請教做人的座右銘，和祖父相濡以沫20多年的祖母不假思索地回答：“耐苦耐煩和寵辱不驚，足矣！”

　　祖父最大的追求，致力於構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上觀新聞：您説，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就是章太炎研究，您從什麽時候開始决定做祖父的研究。

　　章念馳：我過去很少講我的祖父，一是自謙，不以名人之後自詡。二是祖父生前身後受到的政治影響非常大，國民黨把他作爲中國最大的學問家，却千方百計把他從“革命史”中排擠出去，以維護“孫蔣”的正統。

　　我從不喜歡以他後裔自居，倒不是因爲這個“成分”讓我吃了這麽多苦頭，而是認爲不能生活在前人餘蔭之下而沾沾自喜，這是最没有出息的。祖父的功過應讓世人評説。

　　不過，後來我不這麽認爲了。章太炎作爲一個歷史人物已經被邊緣化，人們不想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一個艱深的歷史人物，何况連他的學生魯迅都説章太炎的文章“讀不懂,點不斷”，一般人更不知也不懂章太炎了。這反而讓我有了不得不爲祖父寫點文字的想法，爲搶救文化搶救歷史，應該將我知道的關於他的事情記録下來。

　　1979年，國家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這了結了我祖母四十餘年來的一個最大心願，她盡到了對祖父的後死之責，多年來她爲了保全祖父的遺稿、手迹、書籍、文物，不知花費多少心血。“文革”結束時我已近不惑之年。當時，好幾個工作都在歡迎我，包括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從事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但這是一項無比艱難的工作。而我母親認爲，家裏没有一個人從事祖父學説的研究，我應該去彌補這個遺憾，鼓勵我從事這項工作。   

　　上觀新聞：《章太炎全集》的編撰工作花了您很長時間吧。

　　章念馳：是的。這套全集就是一座大山，編纂就是登山的過程。它的出版提供了大家翻山的機會，以後研究章太炎就有内容和方向了。

　　當初全國有30人參與編輯《章太炎全集》，其中24位是他的弟子，6位專家學者。而能够堅持研究的人不多。去年北京召開《章太炎全集》發佈會，我是當初30人中唯一出席活動的人。

　　這套全集一共20册，其中4册是我參與編撰的，爲此我獲得了全國古籍整理一等奬。對我來説，這是一份沉甸甸的奬，是對我40年從事章太炎研究的一個肯定。

　　 上觀新聞：爲什麽特别在乎這個奬？

　　章念馳：我没讀過一天大學，我搞章太炎研究以及兩岸關係研究都是自學的。當年在社科院從事古籍研究很苦，爲什麽？因爲那時古籍不值錢，也不算成績。考核不看你點校了什麽，而是看你寫了多少論文。所以40年後得到的這個奬和這份認可，讓我感到很欣慰。

　　上觀新聞：章太炎學問涉及領域頗多。在《章太炎全集》中，你負責“醫論”部分的搜集、編撰，爲什麽會選擇這一領域？

　　章念馳：章太炎的學問涉及很多方面，但他最愛的是醫學，這是他的家庭與出身决定的，我們家是三代醫學世家。

　　祖父生前有人問他，你的學術涉及很多方面，你認爲哪個部分你最精通，他不假思索地説，“我醫學第一，小學第二。”這是他真心話，醫學是他第一的愛好。如果不是國家有個救亡使命，他也許也是個醫生。祖父學術中最鍾愛的就是醫學，如果不知此，就太不了解章太炎了。

　　上觀新聞：您祖父的醫學研究達到什麽水平？

　　章念馳：業界曾有評價，認爲祖父醫學成就中以研究《傷寒論》爲最，“文獻之廣闊，考證之精詳，方法之純熟，資料之豐贍，語語精彩，字字珠璣，啓悟無窮，開示多多，至今鮮有出其右者。”

　　祖父不僅喜歡研究醫理，也鑽研醫術，他愛爲人開方治療，據記載，他爲鄒容和孫中山都開過處方，他爲其他親戚朋友也治過病，開藥方從不超過八味。

　　他的醫學著作散落在各種有關的報紙雜誌中，這些報紙雜誌又散落在各地院校圖書館中。我沿着他的生平按圖索驥，走訪了諸多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紀念館，歷經六個寒暑，搜集到一百三十多篇他的醫論，一一作了注釋，其中有三十多篇是家藏的未刊稿，終於在1988年編就了《章太炎醫論集》，又作了一篇三萬多字的序言。

　　 上觀新聞：醫學之外，您認爲他成就最大的領域是什麽？

　　章念馳：成就最大的要算“小學”。他的學問首先來自音韵學的深厚功底。讀書要瞭解文字、音韵訓話，古人把音韵、文字、訓詁之學統稱之爲“小學”，這是治學的基礎。祖父將“小學”稱作“語言文字學”。只有懂得了每個字的音、形、義,才能讀懂群經。

　　現在已經不大講究音韵文字學了。祖父的學問爲啥比别人高，因爲他認識更多字，同樣讀一篇文章，他能讀出更多涵義。像天書一樣的東西，别人不識，祖父懂。祖父在“小學”領域的厚實底藴，爲他在其他領域取得的深刻造詣打下基礎。

　　上觀新聞：何以看出他的“小學”功底？

　　章念馳：1932年後，日本加緊侵華步伐，東北淪陷，華北告急，祖父憤而大書“吴其爲沼乎”！當時他以最擅長的書體寫了四千册小篆《千字文》。小篆是秦朝法定文字，歷經千年演變變得不正宗了，所以他要加以厘正，讓孩子不忘國家的文字和歷史。

　　1986年，我將這四册小篆送了周谷城先生一册。他獲書後很亢奮。幾天後他跑來跟我説，“看了章太炎篆書千字文後，發現我們平時寫的篆書，與太炎先生有十七八處不同，究竟我們錯了，還是太炎先生錯了？經過我一處處查究，最後發現是太炎先生寫得全是對的，他是真正的小學大師啊。”

　　上觀新聞：侯外廬先生曾説過,章太炎是中國近世“第一個博學深思的人”，成爲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極爲鮮明的“人格性的創造”的寥寥可數的幾位巨匠之一。

　　章念馳：學問到了一定境界，就會想搆築體系。很多人一生從事注經研究，只見樹不見林，要見林，這需要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藴和學術野心。

　　祖父是有文化使命感的。他最大的追求，或者説治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致力於構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怎麽構建中國文化的框架，在他之前、之後都是空白。或許人們在某一個領域有很深的造詣研究，但能把這麽多領域、這麽多學科打通、整合變成一個文化主體，是前所未有的，有這樣歷史使命的人不多。

　　祖父一直認爲“不造出一種輿論，到底不能拯救世人”,於是他借用中國傳統的儒、佛、道來搆築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將自己多年對儒家學説的研究以及對佛學思想的研究，去與莊子哲學結合，完成了對莊子名著《齊物論》的解釋，寫了《齊物論釋》。對此他甚爲自傲，謂“千載之秘，睹於一曙”，使莊子五千言,字字可解。

　　戰鬥的文章是太炎先生最大最久的業績

　　上觀新聞：很多人對章太炎不了解，印象裏可能還停留在迂腐的老學者。

　　章念馳：確實到現在，還有人把章太炎看作是一位迂腐、邋遢，出門不認路，不知錢的價值的老朽。

　　但完全不是這樣，考祖父一生，他痴、他癲、他狂、他執，執着愛國赤心，堅定革命，治學不凡。當時，那麽多俊才師從於他，祖父的文章一發表出來，大家都搶着看，爲什麽？因爲他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先進。

　　上觀新聞：魯迅、錢玄同、黄侃等都曾做過章太炎的學生，上過他的課。

　　章念馳：對，那時祖父在很多地方開課，少則五六十，多則一百多。他在《民報》社内一間陋室開過8個人的“小班”。魯迅、錢玄同、許壽裳等都在這個班上。當時師生環繞一個小茶幾席地而坐，章太炎按《説文》部首逐字講解，滔滔不絶，從早上8點講到正午，四小時間没有休息。

　　祖父對青年學生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點泥鰍胡鬚笑嘻嘻地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一尊廟裏的哈喇菩薩。

　　據説，魯迅聽講很認真，用功地作筆記，很少發言，總是默然聽記，僅有一次爲文學定義，他向太炎先生闡述了自己的見解。講學時，錢玄同“發問和辯論最多”，又喜歡在席間爬來爬去，魯迅曾風趣地給他一個綽號，叫他“爬來爬去”，至老還戲稱他爲“爬翁”。聽完課，他們又聚在一起核對筆記，學習態度很嚴肅。

　　我曾親睹魯迅及錢玄同、朱希祖的聽課筆記。從筆記來看，魯迅記得最簡，也最爲嚴整恭正。錢玄同記得最全，朱希祖正如許壽裳所説“記得最勤”。

　　上觀新聞：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治學態度，對魯迅影響不小吧。

　　章念馳：是的。魯迅十分珍視這段師生因緣。這一段學習生活也令魯迅終身難忘，二十八年後，他回憶起這段聽講情景説：“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他記得祖父説完《説文》後,似乎還講過《莊子》。而從錢玄同的記録,以及朱希祖的日記可以證實，魯迅不僅聽過《説文》，還聽過《莊子》《漢書》《文心雕龍》等。

　　魯迅與祖父除了教學關係外，還有不少美好交往。一九一五年，祖父在被袁世凱羈禁的生死未卜的歲月裏，魯迅不顧個人安危，多次看望囚禁的老師，勸絶食中的老師進食。爲了寬慰魯迅，祖父特地寫了一幅條幅贈給他，條幅内容正是取《莊子·天運》篇上的一段話，即“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涂郤守神,以物爲量”。上款爲“書贈豫材”,下款爲“章炳麟”。魯迅和夫人許廣平非常珍愛這條幅，一直夾於行篋之中，終身隨伴未離。

　　魯迅曾説，“戰鬥的文章是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他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上觀新聞：在宣傳革命中，章太炎也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著作。

　　章念馳：祖父三次流亡日本，如饑似渴閲讀了他能讀到的一切西方先進的科學成果，並將有些學説介紹到中國，又將日文翻譯過西方斯賓塞的學科翻譯到中國，取名《社會學》，這是中國最早介紹“社會學”的著作，社會學一詞也是由他命名的。希臘神話史也是他最早翻譯過來的。

　　章太炎寫的《訄書》對當時的中國革命影響很大，發出了動員號召，這本書引用了日本當時最新出版的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30多本，吸收了很多西方新的理論。日本有位學者叫林少陽，他把章太炎當時讀過的30多書一本本找出來，把章太炎引用的西方著作一條條梳理出來。

　　上觀新聞：爲了研究章太炎，您下了哪些功夫？

　　章念馳：這些都是坐冷板凳的功夫。爲了編寫《章太炎演講集》我花了十幾年時間從各大圖書館翻閲了當年資料，把當時的報紙一張張讀過來，通過常年累月的搜集，一共收集134篇祖父的演講，在出版後十幾年的時間裏，没有人再增加一篇。

　　在收集材料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比如錢玄同的大公子錢秉雄夫婦聽了我的請求，二話没説，就把錢玄同十五册聽課筆記交給了我，還再三歉意説：“抄家發還時少了一册，請編入全集吧。”他們什麽要求也没提，收條也没有要，以極信任的眼光將這堆材料交給了我。

　　没有人那麽深地介入兩岸關係研究，我算一個

　　上觀新聞：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從事“兩岸關係”研究。

　　章念馳：對，我前後從事兩岸關係研究有30年。兩岸關係真正有往來也就30年。1987年蔣經國放開兩岸探親，兩岸開始有了交流交往，讓許多人看到了統一的新希望。許多促進兩岸統一的學術團體應運而生，其中有上海成立的“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我那時是秘書長。

　　上觀新聞：您的起點很高，爲什麽會想到參與這個研究？

　　章念馳：一方面，我的家族很多人都在海外，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也是搞歷史研究的。1988年，“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成立，一共八九十人，從事非常廣泛的研究，其中包括兩岸關係研究。

　　“促進會”會長是王元化，喬林是常務副會長。名譽會長是巴金。顧問有十九人,包括汪道涵、李儲文、方行、柯靈、胡道静、施蟄存、徐鑄成、王辛笛、馮契、賀緑汀、陳從周、謝稚柳、譚其驤、顧廷龍、鄭勵志等。副會長有九人，包括馬達、夏禹龍、薑義華、郭炤烈、馮英子、鄧偉志等。這些人都是同意掛名的，是非常不易的支持，而且不少人還親自參加我們的活動。促進會真是囊括了上海學術界所有知名人士，個個都是人物。可以説網羅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所有精英，這些人在當時乃至今日仍是國家棟樑，在各領域作出了極大貢獻。

　　上觀新聞：除了促進會，您還在台灣研究會擔任職務。

　　章念馳：是的，對中國人來説，兩岸統一是很神聖的事，大家都很重視。1988年還成立了上海台研會，我當時擔任秘書長，一口氣做了15年。後來成立台灣研究所，所長是曹建明，我是副所長。

　　台研會成立不久,“海協會”也應運而生。會長汪道涵認爲，兩岸關係往前走一步就是法律關係，單純就台灣問題談台灣問題已經不能解决問題了，兩岸關係背後是中美關係，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民間研究所，即東亞研究所，把台灣問題放在世界格局中研究。我擔任所長，一直做到現在。

　　上觀新聞：您在汪道涵身旁工作了很多年。

　　章念馳：我在汪老身邊工作整整15年。這份工作最大的幸福，就是被人信任，這個榮譽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就是你肯低調，肯舍棄，讓他絶對信任你，我向他學了很多。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晚上他總會來電話，一般是在夜裏十一點半到十二點之間，他會詳細詢問一大内兩岸發生的變化情况,並問我的建議，也會瞭解别人的看法。如果平穩，還好，如果有突發事件，就問我建議是什麽，對策是什麽。他還要我每天送剪報,所以養成了每天早上廣泛閲讀港台資料習慣，當時還没有普及電腦與網絡，收集資料工作十分原始。

　　汪老經常與我們開會研究台情，遇到重大情况，他會布置我們立即寫成報告或文章，通宵達旦是經常的事，熬夜是基本功。汪老自己也是如此,我們交給他的文章,他第二天一早便批閲完畢。

　　上觀新聞：2006年，您還被聘爲上海市政府參事。

　　章念馳：是的，擔任參事後，我也希望發揮自己的特長，爲上海的發展盡一份力。2010年末，面對十二五規劃即將出台，經過深思熟慮，我撰寫了《十二五規劃與滬台經濟》的參事專報，提出上海“十二五”期間發展不能忽視台灣，需共同建設家園、培植共同記憶、共建核心價值的意見，受到市委領導的重視。

　　當時，市政府參事室正積極開拓參事對外交流的渠道。同時，以向台灣民衆傳播大陸及兩岸關係資訊爲主的台灣《旺報》社有意尋求與上海方面的合作。爲此，我熱心做起媒來，牽綫搭橋，促成了雙方的合作。2011年4月，由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和台灣《旺報》社共同舉辦“十二五規劃與滬台經貿發展”研討會在上海成功召開。台灣旺報對此發表社評：“這次研討會適逢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兩岸合作邁入新階段的重要起點，因而格外受到重視。”至今， 滬台研討會已連續成功舉辦了九届，成爲了上海對台交流的品牌項目。

　　上觀新聞：這也是發揮了您在兩岸交流中的獨特作用，您所帶領的東亞研究所在兩岸關係研究中是什麽樣的角色？

　　章念馳：我們是民間智庫，可以扮演“第三個眼睛”，能够更加獨立、公正地看問題。

　　研究所的宗旨是三句話:“出思想,出對策,出戰略”。“出思想”首先要掌握情况，不能僅僅滿足“探明情况”，只是一個偵察兵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出思想”，想國家之想。在“出思想”基礎上，還要“出對策”，要拿得出建議與對策，這是很不容易的。最後就是要“出戰略”，不光滿足於戰略戰術的研究，更要有“大戰略”思考。

　　 上觀新聞：研究所這些科研成果有什麽渠道上報？

　　章念馳：我們建立了專門的制度,將科研成果向有關部門遞送,爲他們提供諮詢與研究成果，這些部門又會將他們認爲重要的信息向更高部門遞送。我們報送的材料比較有新意,領導喜歡看。而我們的隊伍精悍、高效，研究人員僅二十人左右，這也體現了民間智庫的優越性。目前兩岸關係研究到了關鍵時候，這項工作佔據我的時間比章太炎研究多得多。對我做出的兩岸關係研究，國台辦、市台辦給我頒發了特别奉獻奬，我也感到挺欣慰。

　　上觀新聞：您做兩岸關係研究時，秉持什麽原則。

　　章念馳：必須研究每天的變化,必須改變“以不變應萬變”的心態,必須不斷改變我們對策與策略,去取得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如果一周不看相關的書籍與報刊，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麽，會都不敢去開。

　　更重要的是，站在我這個崗位上絶不説假話。一方面是職業養成的習慣，一方面不能不承認，祖父對我的影響，就是做一個正直的人，做一個不説謊的人。

　　祖父説真話是出了名的。馬相伯在我祖父去世後，給他寫過一個挽聯：爲黨國説正經話，爲人民説公道話，世上無第二人。説公道話，説正經話，做一個對國家負責任的人，也正是祖父給我的教誨。

　　本文原載《我和我的祖國——申城智囊與新中國70年》

　　采訪撰文爲上觀新聞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