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黄啓臣教授長期服務於廣州中山大學，不僅與國學大師陳寅恪有地緣之親及師生之誼，且以黄教授卓越的歷史研究背景來談陳寅恪格外深入。本期特刊黄教授大作以饗讀者。

　　一、本文題目之因緣

　　1996年，我到澳門參加“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看到國學大師季羡林、任繼愈教授也來了，而且剛好住在我的隔壁房。

　　季老，我是早就認識了；任繼愈教授，由於他是中國哲學史教授，以前從來未有一起開過會，此次才謀面。有一天晚上，會議没有安排節目，我就到隔壁房找季老問學求教。談話間，因爲陳寅恪教授在中山大學歷史係工作十七年，自然談到他。季老謙虚地説：

　　“你我都是陳寅恪的學生，我們的話題自然多了。”

　　“季老，按理你不應是他的學生呀。你也是在德國留學回來的”。我説。

　　季老回答：

　　“我比他小21歲。我回國時，陳已經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了，而且是年輕的導師。當時，我不是在清華教書，所以我知道他何時上課，就與馮友蘭、朱自清等從北大跑過去旁聽。陳先生精通梵文，我在德國也學過。所以經常請教他。特别聽他講《佛經翻譯文學》，獲益匪淺，終生難忘。”

　　季老，説來慚愧，我在中大曆史係讀書11年，同陳老師一個係，當然是師生。但陳老師自1959年起就不開課了，也不招研究生，聽説他要毛主席、劉主席或周總理給他寫書面保证不出他的大字報，他才教書。所以，我從未聽過他講課。就是説，他從未教過我。現在我根本不敢説自己是陳老師的學生。如果硬要説是他的學生，那只能是名義上和輩分上的學生。

　　後來，我們又談到近年來史學界掀起向陳寅恪教授學習熱的問題，季老倒認真和嚴肅起來，説：

　　“現在大家都説向陳寅恪學習，但據我與他交往10多年和聽過他上課以及讀過他的著作而言，我們根本無法學得到他的學問和做學問的精神。因爲他的學問實在太深奥了，而且涉及歷史學、語言學、詩詞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校勘學、考據學等領域；他做學問的精神實在太獨特了”。

　　於是我説：“我完全同意季老的説法。我讀過陳老師的《元白詩箋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柳如是别傳》。我是硬着頭皮讀完，但讀不懂。後來，我索性不敢再讀他的其它著作了，反正讀不懂。至於他做學問的精神，我（包括其他人）根本不能也不敢學。

　　光陰荏苒。我當年向季老“問學求教”。現在回憶起來，就借季老“我們無法學得到他的學問和做學問的精神”這句話作題目，寫下這篇短文，作爲敬仰陳寅恪老師的一個意見，以求正於方家。

　　二、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十七年

　　1957年秋天，我考入中山大學歷史係讀書。在歷史係新生入學典禮會上，係主任楊榮國教授致歡迎辭。他除了表示熱烈歡迎新生入學讀書外，着重介紹歷史係有雄厚的師資隊伍爲我們上課，説：

　　“同學們，我係有許多很好的老師給你們上課，計有國家一級教授陳寅恪、陳序經先生、二級教授劉節、岑仲勉、樑仲方先生和我；三級教授戴裔煊、董家遵等五位先生；和10多位副教授、講師以及10多位助教。希望你們好好向老師學習，學出好成績”。

　　確實如此。我讀本科四年，上述的教授絶大多數都給我們上課。唯獨陳寅恪教授没有上過我們的課。但是，我們經常路過他住的東南區一號樓時，好多時候看見陳老師和夫人唐篔在樓下門前的那條白水泥路上來回散步。陳老師因爲雙目失明多年等原因，從1959年至1969年，就不再講課了。所以，我們一直都没有機會聆聽過他講課。真是只見其人却無緣聽其聲，實在是莫大的損失。雖然如此，但陳老師畢竟是歷史係的一級教授。所以我們還是經常聽到關於他的神深博大學問和做學問的獨特精神的故事，從而深深地敬仰他。

　　蜚聲國内外的國學大師陳寅恪教授，1926-1947年任教於清華學校（大學）國學研究院，是與樑啓超、王國維、趙元任齊名的“四大導師”。1948年3月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12月南下廣州受聘爲嶺南大學教授。解放後，1952年進行高等學校“院係調整”，撤銷嶺南大學，主體並入中山大學，並以原嶺南大學校址爲新校址，陳寅恪隨之受聘爲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一直工作至1969年逝世，享年79歲。1955-1964年，中山大學有三個一級教授，數學係的薑立夫、歷史係的陳寅恪和陳序經。今天的中山大學文科没有一級教授（全國各大學也如此）。

　　197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結束。自1980年代起，中國史學界等掀起“陳寅恪熱”，各大學和各文科學術機構不斷召開陳寅恪學術研討會；出版社争相出版或者再版陳寅恪的著作；研究陳寅恪的相關著作也層出不窮。王永興教授贊稱之爲“義寧之學熱”。

　　作爲陳寅恪工作過十七年的中山大學當然不甘示弱，1998年舉辦國内第一次“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1994和1999年又召開了“《柳如是别傳》與國學研究研討會”及“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均出版論文集。1988年5月學校在圖書館建立一個“陳寅恪紀念室”，陳列他的著作和藏書等，並鑄造一尊半身銅像於室内，又在陳寅恪故居東南區1號的東草坪路旁竪立一個紅石柱，刻介陳寅恪生平。接着是歷史係鑄造一尊大一點的陳寅恪半身銅像，置於永芳堂辦公室一樓大堂門口處，讓師生瞻仰。2012年3月，又在陳寅恪故居一樓北草坪處，鑄造一尊陳寅恪坐藤椅式的全身銅像(見下圖），同時開放陳寅恪故居，供中外人士參觀瞻仰。而另外兩位一級教授薑立夫和陳序却没有獲此殊榮。

　　學校的這些舉措，我猜想主旨不外是兩個：第一，是紀念和充分肯定陳寅恪教授的高深學術地位；第二，是讓學校内的一代代莘莘學子向陳寅恪學習，以培育一代代新人。但是，就我於1957-1968年在中山大學歷史係讀書（本科、研究生）及以後在校工作數十年的長時間對陳寅恪教授的感性瞭解，和讀過他的一部分著作的粗淺認識，我認爲，我們這一代以至下一代的歷史學者和其他人文科學的學人，是無法學得到陳寅恪的淵博精深學問和做學問的精神的。因爲：

　　“他的學問實在太深奥了，他做學問的精神實在太獨特了”（季羡林語）。

　　“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個人而已”（傅斯年語）。

　　“寅恪治史，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之人”（胡適語）。

　　“陳先生的學識恐怕没有什麽人能學，我更不敢説懂得其中一成”（陳寅恪助手黄萱語）。

　　三、我們無法學得到陳寅恪的事實

　　第一個無法學得到，是他驚人超强的記憶力。

　　陳寅恪的驚人超强記憶力是天賦的。我讀大學和研究生期間，在校園内經常聽聞流傳他的超强記憶力，説他雖然雙目失明多年，但他以前讀過的歷史書資料，那一段，那一句出自那一部（本）書的第幾頁，記得一清二楚。連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都這樣説：

　　“我與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學家，有點怪，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後”。

　　“陳寅恪雖目已失明，但記憶奇好，助教問答問題時，可以指出某書、某卷、某頁雲。”［1］

　　陳寅恪就憑此指導助手黄萱先生爲他收集有關課題相關資料，然後口授並指導黄萱筆録撰寫論文和專著。特别是1954年開始，他自己口授、黄萱筆録撰寫經十年磨一劍的功夫，於1964年完成了《柳如是别傳》巨著。全書洋洋80萬字，旁征博引用和考證各種典籍詩文資料1000多種，占全書的50%左右。該書出版後，中外歷史和文化學者高度評價爲不朽的史學巨著。

　　你説，在當代或下一代的歷史學者，有誰能以雙目失明20年的七旬老翁能寫出這樣的巨著，我斗膽説：無。

　　第二個無法學得到，是他通曉和會看中外古今多種語言文字。

　　與上述超强記憶力相關，他出國留學讀書學習外國今古語言文字，學一種牢記一種，掌握一種。1902年，他東渡日本留學，通曉日本語。1910年始，他先後到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和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留學，學會法、德語。1918年，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除了學會英語外，還學會了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他轉回德國柏林大學留學，專攻中亞國家的古文字，學會閲讀蒙文、滿文、藏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回紇文、吐火羅文、依盧文和希伯來文。所以陳寅恪掌握和會看的中外古今語言文字達14種之多。他就憑此搜集中亞國家大量的古文字歷史資料帶回國内，然後結合中文資料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歷史和少數民族文化史，撰寫有關論文和專著，得心應手，見解深邃，成果纍累。  

　　這一條，當今有那位史學家學得到。恕我孤陋寡聞，在上世紀，中國識梵文的學者已寥寥無幾。到我們這一代的歷史學者，根本無一人學過梵文。至於什麽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回紇文、西夏文……，更無人學過識得了。正因如此，他掌握的外國特别是中亞國家的史料十分豐富。所以在1958年大躍進時代，中國科學院長郭沫若發表文章，號召全中國史學界也要研究大躍進時，只好承認陳寅恪掌握史料最豐富的地位，要求史學界“在不太長的時期内，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當仁不讓於師。’”［2］。但還承認陳是老師，即承認超不過他。

　　第三個無法學得到，是他始終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研究學術。

　　如何研究學術？怎樣做學問？陳寅恪於1929年6月作《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時就提出要具有“自由之意志和獨立的精神”。1953年12月，他對從北京來曾經當過自己助手的汪篯再次强調要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研究學術，説：

　　“我認爲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3］

　　陳寅恪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研究學術最集中突顯在他於1953年給中國科學院任命他當中古史研究所長的答復信上。1953年，中國科學院决定設立研究歷史的遠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並任命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分别擔任所長。委任狀發出後，在北京的郭沫若和範文瀾馬上赴任工作，在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則未能按時赴任。於是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各寫一親筆信，請北京大學歷史係汪篯副教授親自到中山大學面交給陳寅恪，並以曾經是陳的助手身份力勸老師到北京赴任。

　　陳寅恪聽汪篯讀了信之後，自己口授、其夫人唐筼筆録代寫“對中國科學院的答復信”，表示可以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但提出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準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4］

　　當時在陳家的助手黄萱及中文系冼玉清教授見狀，勸説陳寅恪教授不必如此寫答復信，但陳對他們説：

　　“我對共産黨不必説假話”。

　　黄萱又説：“如果答應你的條件你又怎麽辦”？陳寅恪認真地説：

　　“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

　　洗玉清再次勸陳不必這樣答復，陳仍然堅定地説：

　　“我要爲學術争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5］

　　汪篯將陳寅恪的答復信帶回北京交給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看後感到不好處理，只好去向周總理請示，周總理説：

　　“可以答應陳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來”。［6］

　　所以，在1954年1月，科學院常務會議上，只任命中古史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長爲向達、第二副所長爲候外廬。説明科學院還是預留陳寅恪任所長的位置期待。但因陳寅恪提出的第二個條件要請示毛主席和劉少奇。此事無下文而不了了之。

　　上述陳寅恪拒絶馬列主義指導研究歷史而挑戰我黨的底綫和調侃毛主席和劉少奇這一條，在當代甚至下一代的學者是没有人學得到的。

　　而且陳寅恪也並不因此影響他以“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研究歷史和他的前程。在1954年，中國科學院評定學部委員（今院士）時，經毛主席批示而被選爲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學部委員；1955年全國高校評定教師職稱時被 評爲一級教授；1956年被任爲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籌備委員會副主任、還被聘任爲《歷史研究》雜誌社編輯委員會委員；1954年又被選爲全國政協委員、1959-1964年被選爲第三、四届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並被任命爲國務院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副部長級）。同時，北京中央的和省的政治要人如林伯渠、胡喬木、陳毅、周揚、章士釗、郭沫若、吴晗、陶鑄、杜國庠等都曾到中山大學東南區1號登門造訪陳寅恪教授。直到1969年10月7日逝世，還在周總理關懷和過問下，於17日的《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刊發了他逝世的消息，並於當天由廣東省政協舉行了向陳寅恪教授告别儀式。

　　第四個無法學得到，是他通讀《資本論》德文版，既稱贊又質疑馬克恩、恩格斯的學説，突顯學者追求真理的風骨。

　　抗日戰争爆發後，陳寅恪隨清華大學西遷昆明，任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成立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後又受聘在成都的燕京大學教授。1944年，他因左眼視網膜剥離嚴重而入住存仁醫院住院治療，研究生石泉（解放後任武漢大學歷史係教授）去醫院看望慰問老師。他在病房同石泉談論起馬克思、恩格思的經濟思想，説：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瑞士蘇黎世大學讀書，在外國報紙上，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勝利消息。因爲講革命，往往與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的共産主義思想有關，於是我跑去學校圖書館借回《資本論》德文版，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當時我的感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工人階級。馬克思的岳父是大貴族，他的小舅子當過德國政府部長，他的姨媽索菲爾、姨夫利奥·菲利普是菲利普公司的老闆。馬克思在英國的生活費每年達400英鎊，很高了。恩格斯家裏是工廠主。然而他們著《資本論》從商品寫起，最後創立了“剩餘價值説”是有道理的、可取的。但他們由此推理，當工人階級起來推翻資本家階級並没收他們的財産而建立的共産主義社會，就是人類最美好的終極社會了。這種社會理想學説，是不能成立的。因爲人類社會發展是不會走到終點的。其實馬、恩也不知道什麽是共産主義社會。如果把共産主義社會作爲人類社會的終點，怎麽能符合宇宙萬物萬事永遠處於不斷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事實呢？”［7］

　　這一條，也是無人學得到的。試問1911年中國有誰讀過《資本論》德文版，陳寅恪是第一人。而且他當即指出馬、恩《資本論》的是非，質疑馬、恩的共産主義社會理想假設。今天，中國又有誰再去讀《資本論》德文版？就算有人讀，又有誰去質疑馬、恩？我説：無。

　　第五個無法學得到，是他没有學位和著作，且正在外國留學却可以被聘爲清華教授和研究院導師。

　　1912年5月，清華學堂易名爲清華學校，改組成大學部、留美預備部及研究院。1919年“五四運動”後，白話文之父的胡適，鼓吹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時任清華學校校長的曹雲祥當即請胡適入清華任國學研究院導師兼院長。但胡適却謙虚推辭，説自己並非一流學者，不配此任。然後極力推薦樑啓超、王國維和趙元任三個文化巨匠擔任導師。1925年2月，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吴密向校長曹雲祥推薦聘請在德國留學的陳寅恪爲教授兼研究院導師。曹問吴:“陳是那一國博士？吴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那他有何著作”?吴答：“没有著作，只有一篇幾百字的文章”。曹説：“他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就難辦了”。吴密仍堅持聘請陳寅恪，説：

　　“陳先生前後留學十八年，他人不過四五年。陳先生學問淵博，能與外國教授上下其議論，堪稱學侣。雖無正式著作發表，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學衡》雜誌第二十期所節録的《與妹書》，寥寥數百字，已足見其學問廣而深，識解之高而遠”。［8］

　　終於曹校長批準吴密聘請陳寅恪爲教授兼研究院導師。這就是1926——1948年聞名全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樑啓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四大導師”，爲中國培養了無數國學人才。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爲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榮譽稱號。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香港赴英就任受阻而暫居香港，他又被香港大學聘爲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陳寅恪只求學問不求學位，但他以無學位、無著作且在德國留學未歸的學生而被聘爲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授和導師。這也是我們無法學得到的。試問今天或今後，有那一位出國留學的文科學生，既没有取得任何學位也没有著作還在外國留學，就被清華大學研究生院聘爲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指導教師。我斗膽説：無。

　　第六個無法學得到，是他上課能做到“三個基本不講”

　　陳寅恪於1926—1948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長期給研究生上課，他聲明自己上課的“三個基本不講”教學原則：

　　“書上有的基本不講；……别人講過的話基本不講，不拾人牙慧；自己講過的也基本不講”。［9］

　　所以他每次講課均有新史科、新發現，新見解，深受學生歡迎。

　　這一條，也是我們無法學得到的。試問現在那位教授做得到自己上課知識是前無古書、古人和昨天的自我的全新内容呢。

　　以上就是我們無法學得到陳寅恪教授的六個方面事實。既然我們無法學得到他的六條，那麽就是説，陳寅恪的高深學問和做學問的精神，是我們當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無法學得到的。所以著名史學家傅斯年又説：

　　“中國只有一個陳寅恪”。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劍橋中國隋唐史》主編崔瑞德(Denis Twitechett)也感嘆，尊稱陳寅恪爲：

　　“偉大的中國史學家”。

　　因此，今天或以後，我們只能把陳寅恪的博大精深學問和做學問的精神，當作1910年-1960年代的中國人文科學的學術史來讀好了。

　　注釋：

　　［1］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1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竺可楨全集·日記（1955年1月1日）》（十四），第13頁，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2］郭沫若：《關於厚今薄古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係師生的一封信》，《光明日報》1958年6月10日。

　　［3］［4］轉引陸建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第106-107頁，三聯書店2013年版。

　　［5］［6］同上書第97頁，又見吴定宇：《守望》第263-26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但有幾個字不同。

　　［7］1965年12月，筆者陪導師樑方仲教授去武漢大學講學，講題是《十三種“食貨志” 箋证及其價值》，聽衆爲歷史係和經濟係三、四年級學生和研究生。有一天晚上，石泉教授來探訪樑方仲。追憶他們當年讀研究生往事，石泉説陳寅恪於1913年考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讀書時，曾系統學習過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所以，抗戰時我去醫院探望慰問他時，他跟我説起自已讀《資本論》德文版一事。筆者當時在場坐聽，現憶録於此，供讀者參考。

　　［8］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89頁，中華書局2010年版。

　　［9］吴定宇：《守望》第95-9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

　　（原載加拿大《看中國》（週報），2016年6月13日，C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