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喜歡喝汾酒。他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開始時，就曾以山西汾陽縣杏花村的汾酒來爲慶賀同盟會成立（1904）和“推翻帝制，振興中華”的目標而乾杯。孫中山亦喜歡喝葡萄酒，辛亥革命勝利後第二年（1912）他北上路經煙台參觀張裕葡萄酒廠時，又用葡萄酒爲“製造葡萄酒，其工業不亞於法國之大廠，將來必可獲利”而乾杯。有鑒於此。本文擬就山西省汾陽縣杏花村的汾酒和山東省煙台葡萄酒的歷史作一闡述，以求正於方家。

　　一、杏花村汾酒

　　山西是中國歷史經濟文化發祥地之一，釀酒業的歷史源遠流長。據考古學家在杏花村發掘出土的酒具證明，杏花村汾酒可能春秋時代已開始出現。見諸文字記載者，可從北齊時期（550-577）開始，史稱：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公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宫中，與武成（高湛）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晋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 〔1〕

　　這裏所記的“汾清”亦即汾酒。從北齊開始，以後經唐、宋、元、明、清至今，汾酒釀造生産亦有1400多的歷史了。唐代文學家、監察御史杜牧（803-852）的著名詩篇《清明》，説明此時汾酒已相當出名了，曰：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宋、元、明、清記載汾酒釀造者更不乏其人。如宋代朱翼中在《北山酒經》説：“唐時汾州有干釀。”

　　宋代竇革《酒譜》亦雲：“唐人言酒美者，有河東干和。”又雲：“釀酒愛干和，並汾間以爲貢品，名之曰干酢酒”。宋代張能臣《酒名記》載：“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元代宋伯仁《酒小史》載：“元代干和仍有名”。明代王世貞《酒品》載：“羊羔美酒出汾州孝義等縣，白色瑩澈如冰清，美饒風味遠出襄陵之上。”

　　由上資料可知，汾酒，在唐代稱爲干和，宋代稱爲甘露堂，元代稱干和，明代稱羊羔酒，到了清代才稱爲汾酒。史稱：

　　“燒酒之名，古無所考，始見白香山詩‘燒酒初開琥珀光’，則係赤色，非如今日之白酒也。元人謂之汗酒，……則今日之燒酒矣。……今各地皆有燒酒，而以高樑所釀爲最正，北方之……潞酒、汾酒皆高樑所爲”。 〔2〕

　　清干隆年間（1736-1795），汾陽著名詩人曹樹谷曾作《汾酒麯》，長詩雲：

　　“味徹中邊蜜樣甜，瓮頭青更色香兼。
　　長街恰副登瀛數，處處街頭揭翠簾。
　　甘露堂荒釀法疏，空勞春鳥勸提壺。
　　酒人好辦行春馬，曾到杏花深處無。
　　神品真成九醖漿，居然遷地弗能良。 
　　申明亭畔新淘井，水重依稀亞蟹黄。
　　沽道何妨托一廛，家家釀酒有薪傳。
　　當壚半屬盧生裔，頌酒情深懶學仙。
　　火候深時融辣味，酒花圓處寄遐情。
　　麯生元晏誰能作，千古隨園有定評。
　　瓊酥玉液漫夸奇，似此無慚姑射肌。
　　太白何嘗携客飲，醉中細校郭君碑。
　　玉瓶不讓谷溪春，和入青韶味倍純。
　　最是新年佳釀熟，蓬蓬鐵鼓賽郎神。
　　無限閑悉付醁，停杯坐對卜山青。
　　老夫記得高王語，兩字汾清補酒經。”〔3〕

　　上詩描述了汾酒釀造的發展歷史、釀酒過程和品質芳醇等。據説汾陽酒業興盛，唐代已有作坊七十有二，中經宋代式微，甘露酒“無深處”。但到清朝中期，杏花村的酒業又重振興，“家家釀酒有薪傳”，作坊增至220多處。且多爲盧姓者。而且由於使用申明亭畔的井水釀酒，水質之好猶如秦州“蠏黄”水。因此所釀汾酒勝於“瓊穌玉液”，飲完汾酒令人膚色勝似姑射山的仙女。

　　到了光緒元年（1875），汾陽縣南垣寨富翁紳士王協舒在杏花村東堡盧家街獨資開辦寶泉益酒坊，加之“德厚成”、“崇盛永”、“義順魁”等酒坊互相競争，使汾酒的質量進一步提高，名揚全國各地。光緒中年後，到處奔波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孫中山甚爲汾酒質量芳醇而喜歡飲喝。光緒三十年（1904），當孫中山由法國馬賽乘船東渡日本聯繫革命志士人仁時，當時旅居東京的黄興與革命志士在著名的中國餐館鳳樂園請孫中山喫飯，黄興點了幾味湘菜，再點“龍鳳呈祥”和“滿天飛”兩道粤菜，並特意點了孫中山喜歡喝的汾酒。席間，孫中山高舉杯藏汾酒，慷慨陳詞，雲：

　　“今天我們共飲祖國名酒，他日必推翻帝制，振興中華。”

　　幾天之後，孫中山、宋教仁、黄興等革命黨人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坡金彌宅舉行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推舉孫中山爲總理。在當晚舉行慶祝同盟會成立宴會時，孫中山再次飲汾酒慶祝，並重申爲“振興中華，建立共和”的志向和决心而乾杯。

　　1915年，美國爲慶祝巴拿馬運河開通，在舊金山召開“慶祝巴拿馬運河開航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應邀參加的有包括中國在内的41個國家和地區。這是中國第一次參加如此規模的大型國際盛會。爲組織好這次參會，展示中國的形象，北洋政府任命廣東張弼士爲團長、以民主人士黄炎培爲秘書與上海實業家聶其杰組織赴美商業報聘團，携中國名酒赴美參加展覽評選。2月20日中午12時正，籌備三年的賽會如期開幕，美國總統威爾遜致祝辭。前任總統羅斯福參觀中國館時，當一位中國工作人員請他品嚐汾酒後，連聲稱贊“good Liguor！ good Liguor！”5月，博覽會開始對各國參展酒品進行評審。大會成立由500人審查官組成的高級審查委員會（由美國人出任會長和副會長，書記分别由美國、澳大利亞、阿根廷、荷蘭、日本、古巴、烏拉圭以及中國代表出任）進行評選。8月，評審獲奬結果。按規定，獲奬等級分六等，甲等大奬章、乙等名譽奬章、丁等金牌奬章、戊等銀牌奬章、已等銅牌奬章和丙等奬詞（無奬牌）。汾酒獲丁等金牌奬金（即三等金牌奬章）。從此，汾酒名揚世界。爲紀念這一榮譽，王協卿與衆鄉友商定，請其老師申季莊撰寫《申明亭酒泉記》一文，勒石立於井旁，詳述紛酒雲：

　　“汾酒之名甲天下，而以申明亭爲最。北齊武成駐晋陽，手勅河南王孝瑜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鄴酌兩碗。唐宋延清詩雲，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皆謂此也。距郡城東北三十裏近卜山之麓有井泉焉，其味如醴，河東桑落不足比其甘馨，禄俗梨春不足方其清冽。相傳曾有仙人酣飲於此，遂得酒泉之目。自晋唐以來，開設酒肆歷有年所。大清光緒中，邑紳王姓因其故址軒敞其門楹輪囷，其亭館泉之左右焕然一新。曾幾何時井水猶是，而風簾屢更。歲乙卯，王東協卿慨然興起，獨力整頓，易其名曰義泉泳，延子久楊君，瑞符韓君，延輔曹君，爵軒張君，祥甫張君等法酒正五齊之式，用酒官六物之監，黍稷必豐，其材曲蘖必潔，其母佳釀之譽，宇内交馳。凡王公士庶，逢月夜花辰，莫不以争先一酌爲快。雖滎陽之士窟，富平之石樑，不足過也。越明年丙辰，巴拿馬賽會，航海七萬裏，而遥陳列其間，冠絶島國，得邀金牌之奬，於是汾酒之名，不惟漸彼於東西亞歐，并且既訖於南北美洲，遐爾朋好争艷羡之，題扁相贈者不一而足。丁已之春，耆老人士復相謀與，此鄉邦之名勝，不可以不志，協卿餘及門也，以其事來諗爰，叙其始末，刊諸貞珉，申明亭酒泉得與卓文君酒壚，李太白酒樓鼎立，而垂諸千古，豈不懿歟。”

　　汾酒獲金奬之後，名聲大振。銷售大增，獲利甚巨。於是閻錫山打着“振興實業”的旗號，派其副官張汝蘋、連天祥邀請義泉泳酒坊經理楊德齡到太原共商合伙經營之事，因雙方意見分歧未果。1919年，遂由張汝蘋提議由私人集股辦公司，得到武振鐸（孝義人，山西農林學校教員）的支持，又約田作霖（汾陽人，省議會議員）、吕連科（汾陽人，商業專門學校教員），及李銘山（教義人）等與義泉泳經理楊德齡協商，决定由張汝蘋等五人各認股500元，計2500元（銀元），義泉泳以酒入股，作價2500元，並公開向社會募股，組建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全公司計有股東武振鐸、田作霖、吕連科、吴藴中、連天祥、田國琛、郭永華、楊象銘、楊德齡、許成亮、董吉祥、傅鑒西、郝毓珍、王德慶、張炬、連文淑、武申言、史郭五、華蘭齋、趙協中等55人。推選張汝蘋、王庭獻、吕連科等五人組成董事會，董事長由張汝蘋之父張文福擔任。經理爲楊德齡，副經理爲許成亮，董吉祥。55個股東共集股金50500元。

　　晋裕公司開張後，一直由義泉泳供酒，每斤出廠價一角五分，年提供1-1.5萬公斤。至民國15年（1926），公司外銷價漲到五角五分，而義泉泳的出廠價仍爲一角五分。義泉泳多次要求提價均遭拒絶，引起義泉泳上下員工不滿，加之義泉泳内部不團結，互相排斥，結果，東家辭退了楊德齡，並决定不再供酒給晋裕公司。

　　合作破裂後，楊帶走了義泉泳的部分員工，專任晋裕公司經理。爲瞭解决汾酒貨源，公司與德厚成酒坊達成協議，晋裕公司包銷德厚成全年所産汾酒的一半。時隔不久，晋裕公司在義泉泳隔壁購得一處民宅，建起自己的酒坊，生産規模與義泉泳差不多，由韓瑞符任大經理，自産自銷。 

　　民國21年（1932），晋裕公司收購義泉泳的全部資産。1937年11月，太原淪陷，日軍侵佔太原市，晋裕公司被搶掠一空，被迫關閉。至1939年才重振舊業，但日産汾酒僅200市斤左右。1947年，由於山西省政府對酒類管制名目太多，捐税太重，使汾酒生産買不到原料而又被迫停産。

　　1948年6月汾陽縣解放，才由晋中專署提供高樑200石，在義泉泳舊廠址恢復生産。1949年5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以1.76萬元購買晋裕公司，並將義泉泳和晋裕公司合併，於6月1日成立國營杏花村汾酒廠。1984年，汾酒廠改組爲山西杏花村汾酒總公司，進入大發展時期。1990年底，全公司職工達到5780人。1985年出品汾酒達到1325萬噸，創匯240萬美元，遠銷美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日本、波蘭、越南、馬來西亞等60多個國家。

　　這就是孫中山贊譽的並獲國際金奬的汾酒生産發展歷史進程。

　　無獨有偶，與汾酒同時獲得金奬的山東煙台葡萄酒的張裕葡萄酒廠，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創立起來，生産葡萄酒。

　　二、煙台葡萄酒

　　煙台張裕葡萄酒廠是廣東省大埔縣一名華僑商人張弼士親手創辦的。張弼士（1841-1916）原名肇夑，别名振勛，大埔縣西河鎮東龍坪村人。少年時跟其當私熟老師的父親張蘭軒讀過三年私熟，算是具有小學文化。咸豐九年（1859），大埔縣遭受嚴重灾荒，剛滿18歲的張弼士爲逃荒離開父母和新婚妻子，涉海南下到印度尼西亞巴城（今雅加達）謀生，開始時在一位温姓老闆的商鋪做伙計。因爲他努力工作，深得温老闆賞識，讓他管理帳房工作。温老闆看到他爲人誠實、正直、可靠，便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他。若干年後，温老闆病逝，張弼士夫婦得以繼承全部財産。於是張弼士與妻子商量，决定將一半財産開辦一間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做買賣酒業生意。同時承辦當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當税，經營成功後，又承包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另外一些島嶼的煙税，於是逐步走上富商的道路。

　　同治五年（1866），張弼士將積累起來的商業資本，在荷屬葛羅巴埠，大量投資殖墾業，創辦裕和墾殖公司，招募民工，大規模開墾荒地，種植橡膠、胡椒、咖啡、椰子和茶葉等熱帶作物，並間種雜糧，獲得很好的經濟效益。光緒六年（1875），張弼士又在蘇門答臘的亞齊創辦另一間墾殖公司，繼續發展種植業，開墾土地面積比前一間墾殖公司大一倍。到了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他又在荷屬怡厘創辦裕業墾殖公司和爪哇日裏笠旺墾殖公司，雇用約1萬多民工經營橡膠園8處。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弼士又把部分商業資本投向採礦業，在英屬馬來西亞彭州文東埠開辦東興公司開採钖礦，賺利甚豐。不久，他又與梅縣華僑商人張煜南、張鴻南兄弟合資在巴城、亞齊創辦裕昌、廣福遠洋航運輪船公司，經營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香港、上海間的遠洋運輸業務，生意越做越大。此後，張弼士又在日裏開辦日裏銀行，專門辦理華僑儲兑信貸及僑匯業務，爲當地華僑存款及匯款提供方便，深受廣大華僑的歡迎和讚揚。

　　與此同時，張弼士還在棉蘭老檳榔嶼經營房地産業，興建大批中西合璧的住宅出售。同時，他又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廣州等地開設藥店，溝通國内外的藥材市場，將海外名貴西藥運回中國推銷，又將中國名貴中藥材推銷海外各國。在華僑集中居住的外國城市，如泰國曼谷，越南河内、東京，美國舊金山、檀香山，菲律賓等的中藥行，均經張氏藥店訂貨，形成了一個國際藥材批發網絡。

　　經過張弼士30多年的商業、墾殖業、採礦業、金融業和運輸業等亦商亦農亦工的苦心經營，賺得了巨大的驚人利潤，據統計，在全盛時期，其資産達到7000-8000萬盾（印尼貨幣名）和大量不動産，成爲東南亞華僑的首富，被美國人稱爲“中國的洛克菲勒”。

　　張弼士發達後，鑒於他在華僑華人中享有崇高威望，荷、英殖民當局企圖利用他來統治華人，曾幾次給他封賜官爵，但他却一一拒絶了。他説：“吾華人當爲祖國效力也。”

　　張弼士確實是一位愛國商人，他説到做到。當清朝政府駐英國公使龔照瑗於光緒八年（1882），經印度尼西亞赴歐美考察時，張弼士前往拜訪，龔氏詢問張弼士發財致富有何秘訣，張坦然回答説：

　　“吾於荷屬，則法李克（悝），務盡地利。吾於英屬，則法白圭，樂觀事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征貴販賤，操奇致贏，力行則勤，擇人任時，能發能收，亦如吕尚之謀，孫吴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决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終不足以學斯術。吾服膺斯言，本此爲務，遂至饒裕，非有异術新法也。” 〔4〕

　　龔照瑗聽後大爲讚揚和欣佩，臨别握手時稱贊説：“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何不歸救國家呢？”。龔氏回國後，極力向清政府舉薦張弼士之才能，使張氏從此走上亦商亦官的道路。

　　光緒十八年（1892），清政府委派張弼士爲檳榔嶼首任領事。二十年（1894），昇任新加坡總領事。他在任内組織中華總商會，團結僑胞，維護華僑利益，宣傳灌輸熱愛祖國的民族傳統思想。

　　光緒二十三年（1987），又經李鴻章大力舉薦，張弼士得以參加籌辦中國通商銀行，並出任總董。該銀行註册定額資本爲500萬兩，張氏投資10萬兩。第二年，李電召張返國，擔任粤漢鐵路幫辦。

　　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99-1902），清政府先後任命張弼士爲粤漢鐵路總辦、廣東佛山鐵路總辦和粤漢鐵路督辦。於是他爲修建鐵路出謀劃策。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他策動下，張煜南、張鴻南兄弟投資建成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條華僑自辦的潮汕鐵路。

　　光緒二十九年（1903），光緒帝兩次召見張弼士，賜侍郎銜。第二年十月，他上書提出興辦農業、水利、路礦等12條建議，得到清廷接納，並賜給他頭品頂戴、光禄大夫、補授太僕寺卿，又任命其爲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并兼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光緒三十三年（1907），被任命爲督辦鐵路大臣。

　　張弼士雖然做了清朝的官吏，但他却念念不忘經營自己的商業和工業。光緒十七年（1891），張弼士應盛宣懷之邀到煙台商討興辦鐵路、開發礦山事宜。張在煙台作了實地考察後，瞭解到當地盛産葡萄，於是决定在煙台開辦葡萄酒廠。

　　張弼士在煙台辦葡萄釀酒公司構想，源於1871年的一次宴會上。當年，張弼士應邀參加在雅加達法國領事館的一個酒會，法國領事以法國上流社會的禮儀待客，席間自然少不了法蘭西上等葡萄酒。張弼士品其味，極感芳香。後據法國領事介紹，中國北方的天津、煙台等地，漫山遍野生長野生葡萄，亦可釀葡萄酒。説者無意，聽者有心，自此，在煙台開辦葡萄酒公司的念頭，便在張弼士的腦海里産生了。

　　1891年，時任登萊青道尹兼東海關（均設在煙台）監督的盛宣懷，電邀張弼士來煙商談興辦實業一事，張弼士欣然前往。但二人心思各有不同。盛宣懷想在煙台興辦鐵路、開發礦山，他看中了張弼士囊中大量的銀元；張弼士則相中了盛宣懷在煙台不可一世的權力。於是，二人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立志在煙台大干一番。

　　1892年，正當張弼士準備大興投資時，盛宣懷却又調任天津衛道尹兼海關監督了，但這並不影響張弼士的投資計劃，反而更加方便了。因爲當時，統領洋務運動的直隸總督府即設在天津，盛宣懷又與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督部堂王文韶有着特殊的關係。於是，張弼士瞅準機會，通過盛宣懷的關係，一邊上報呈批公司，一邊在煙台置地造園建廠。

　　1894年，張裕釀酒公司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府批準。1895年，公司呈文再由清廷專折奏準。於是張裕葡萄釀酒廠於1896年，由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出任總董（總經理），同時兼任土木工程師、翻譯等數職而創建。張弼士擁有資金300萬元，葡萄園地700多畝。

　　爲了辦好葡萄釀酒廠，張弼士在找不到中國釀造葡萄酒技術的情况下，他幾經周折，前後找了三位外國酒師，才能進行葡萄酒釀造生産。

　　第一位是英國的卧林。卧氏原想從南洋到煙台大干一番，搞出點名堂，來煙時，帶着小型制酒機和妻子兒女，可惜在上海因拔牙感染而喪命。第二位是荷蘭的雷德勿。但雷氏並不精通釀酒技術，所釀葡萄酒根本不合格，屬於技術騙子之類。第三位是巴鮑。他是出身釀酒世家，時任奥匈帝國駐煙台副領事。1896年，他毛遂自薦到張裕葡萄釀酒廠擔任酒師，並得到奥匈政府的正式推薦書。

　　巴鮑就任張裕酒師後，先從其本國引進了一批無根葡萄品種，但這些葡萄品種一年後僅成活了三成，而且即使活過來的株苗也十分柔弱。第二年，他又從本國引進大量的有根葡萄苗，一年後，葡萄株苗又重蹈覆轍。遭受重挫的巴鮑猛然想到生長在煙台本地的大量野生葡萄。於是，他開始試着用野生葡萄做接株苗，經過8個春秋，野生葡萄與洋葡萄終於喜結連理，長出了耐寒、抗蟲、色素好、糖度高、出汁多的“中西混血兒”葡萄。此後張裕葡萄園的規模越來越大，到1906年，已發展成爲占地1215畝，嫁接有24萬餘株、124個品種的世界三大葡萄園之一。於是巴鮑用在煙台種植的葡萄進行釀酒。巴鮑不負重望，一下子推出15個酒種，有高月白蘭地、夜光杯、瓊瑶漿等，而且每個酒都有每個酒的工藝、風味。到1908年，公司酒窖内已貯藏葡萄紅、白酒20餘種，紅酒約20萬公斤，白酒約15萬公斤。

　　張弼士的張裕葡萄釀酒廠辦起來之後，大受孫中山的關注和支持。1912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由上海沿水路北上，途經煙台稍作停留，應邀參觀張裕葡萄釀酒廠，由外交部次長魏震組代表孫中山宣講民國要旨講話時，大力表彰該廠，説：

　　“中國商業失敗，不止煙台一埠，凡屬通商口岸，利權外溢，到處皆然。如今之計，欲商業興旺，必從製造業下手，如本埠之張裕公司，設一大造酒廠，製造葡萄酒，其工業不亞於法國之廠大，將來必可獲利，又如玻璃公司亦然。張君（弼士）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偉業，可謂中國製造業之進步。”〔5〕

　　孫中山在參觀了張裕公司和品嚐了葡萄酒之後，即揮筆題辭：“品重醴泉”四個大字，以資鼓勵。

　　1915年，在舊金山舉辦慶祝巴拿馬運河開航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煙台葡萄酒獲得金質最優等奬。從此，可雅白蘭地被命名曰“金奬白蘭地（Brandy）”而聞名世界，成爲國際市場的暢銷名酒。從此以後，又釀造出新葡萄酒8種，其中包括COG等三種白蘭地，R、S等五種紅、白葡萄酒（含中藥酒）。以1921年計，新老共16種酒，巴鮑留下的8種老酒産量累計占總産17.7%。新釀的8種酒産量累計占總産82.3%。其中1919-1921年連續三年大幅度增産，以1920年計，此四種名酒榮獲世界金奬的1915年增産三倍多。

　　遺憾的是，正當張裕葡萄酒公司蒸蒸日上的時候，1916年，他因長期過度勞累而突發心肌梗塞病，經搶救無效，死於荷蘭皇家醫院，享年76歲。當他的靈樞由雅加達護送回廣東大埔時，南洋的英荷政府均下半期致哀。另外在廣州、上海、汕頭、潮州等城市從官府到民間都組織召開追悼會，送上無數挽聯，其中有與葡萄酒相關的挽聯曰：

　　“美酒榮獲金奬，飄香萬國。
　　怪杰贏得人心，流芳千古。”〔6〕 

　　注釋：

　　〔1〕李百藥：《北齊書》卷11，《文襄六王傳》。

　　〔2〕樑章鉅：《浪迹續談》卷4，《燒酒》。

　　〔3〕《光緒汾陽縣誌》卷18，《藝文》。

　　〔4〕《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轉引李鬆庵：《華僑實業家張弼士史料》，載《廣州文史資料》1962年第4期。

　　〔5〕李清漢：《張弼士百年與張裕》，戴《百年潮》2001年第6期。

　　〔6〕李清漢：《張弼士百年與張裕》，戴《百年潮》2001年第6期。

　　（原載《晋商與汾酒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