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總會原秘書長、台灣著名作家、詩人楊渡出席由北京大學主辦、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合辦、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承辦、中評智庫基金會和中國評論通訊社等協辦的第四届中華文化論壇。在第二場大會主旨演講中，楊渡以“1949渡海傳燈人”爲題做主旨發言。他表示，中國有很好的教育的文化。無論時代怎樣變動，戰亂怎樣劇烈，很多知識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會選擇留下來把文化傳承下去。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時代的印記，每一個家族的記憶都是大曆史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孤立的個體，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遠比分歧多。 

　　楊渡從其學生時代一位畢業於北京大學的師長談起，回憶了他在學生時代所受到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他高中就讀台中一中，老師之中就有齊邦媛、齊治平、楊念慈（小説家）、楚卿（詩人）、蔡仁厚（新儒家）等。這些老師都是歷經抗戰、内戰的烽火，流離半生，渡海來台，在杏壇上，覓得一方净土，就那樣安静地生活下來，爲台灣，爲文化傳下燈火。 

　　楊渡説，他曾寫過《一九四九渡海傳燈人》一文（收在《暗夜傳燈人》一書中），刊登在報紙上，之後就接獲了許多朋友、老師、同學的電話，“仿佛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曾出現過那樣的老師，特别在中學的階段。”那是人生中最需要指引，最需要熱情，最有理想的年代，“我們何其有幸，遇見那被歷史的烽火所鍛煉出來的無數生命，他們歷經苦難而回歸平凡沉静，他們走入台灣社會的底層，尋找一方安静的教席。在艱難的歲月中，互相扶持，在民間深深播種，爲台灣傳承文化的血脈，文明的燈火。” 

　　他指出，一九四九的歷史變故，讓台灣負擔起中國近代史的苦難，一百二十萬流離失所的人、心靈與生存的重荷，它給台灣帶來戒嚴的時代，政治的壓抑，兩岸對峙的冷戰，但它也帶給台灣另一種苦難的力量，記憶的力量，和文化的燈火。一九四九年後，唐君毅曾寫下一文《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談到文明因内戰而毁滅，流離，文化不再能依靠一個穩定的大地空間來承載，而是要靠流浪的人“靈根自植”。而這些流浪的人，流離的人，果然傳承文化的燈火，讓中華民族没有花果飄零，而是落地生根，繁花盛開。

　　楊渡專門用一頁幻燈片列舉出了這些“渡海傳燈人”的名字，他們有南懷瑾、王攀元、李曼瑰、姚一芊、江兆申、殷海光、楊念慈、俞大綱、周德偉等。 

　　楊渡表示，中國有很好的教育的文化。無論時代怎樣變動，戰亂怎樣劇烈，很多知識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會選擇留下來把文化傳承下去。台灣從之前的“花果飄零”變成現在重回中華文化甚至可以有所創新的局面，要感念1949年渡海傳燈人世代，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藴塑造了今日的文化創新。 

　　他指出，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時代的印記，每一個家族的記憶都是大曆史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孤立的個體，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遠比分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