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國

　　談及土耳其共和國之建立，應歸功於凱末爾在軍事上的常勝以及在政治上他所創立的土耳其國民黨。這兩只手，使他得以領導土耳其，使他得以周旋於列强之間。1918年鄂圖曼帝國簽訂停戰協議《色維爾合約》（《色佛爾條約》）後，帝國處於被瓜分的危機當中，動摇了蘇丹哈裏發的政治形象與宗教權威，嚴酷的歷史事實似乎徹底埋葬了鄂圖曼主義了。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2、174頁。此後，凱末爾與42名將校被放逐到小亞細亞；(顧森千，1935：48) 凱末爾創立了土耳其國民黨。1919年，在那兒他打敗了希臘軍；土耳其國民黨在東部各省大選中遂大大地勝利而掌握了議會。

　　1920年1月11日國民議會召開，土耳其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議會，通過“土耳其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六條︰第1到第3條規定民族自决，第4條保護君士坦丁堡和馬爾摩拉海（Sea of Marmara）的安全，第5條保護少數民族，第6條是核心，規定“取消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顧森千，1935：61-63) 這與《色維爾合約》形成强烈對比。

　　1920年4月23日國民會議議定“組織法”23條，宣告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一切政權集於國民議會一身。(顧森千，1935：68) 1921年1月，再通過了《根本組織法》（臨時憲法），宣告行政權和立法權集中於大國民議會的手中（第二條），有權媾和與宣佈戰争狀態等（第七條）。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175頁。這個國民議會機制與中國國民黨的國民大會或共産黨的人民代表大會相似；並非權力分立式的政府體制。另外，關於《色維爾合約》，國民議會不予承認。這一决定最終導致英希結盟向土開戰。凱末爾及其國民黨則堅决應戰；最終在安卡拉附近，打了個艱苦的勝戰。有些版本，與本文的叙述略有差异。請參考〔英〕羅杰．克勞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陸大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14頁之頁下注；那個注解是翻譯者陸大鵬加上去的，並非作者本人的版本。

　　1922年11月2日，國民議會議定，回教教主仍由奥圖曼帝國王室世襲；但政治方面，土耳其則“完全成爲土耳其民衆的土耳其了。”(顧森千，1935：頁81-2) 不過，奥圖曼帝國皇帝(蘇丹)却棄土耳其而投英艦，最終喪失其作爲回教教主的可能性。(顧森千，1935：83) 此後，新政府與列强展開談判；經過漫長而艱苦的折衝，終於在1923年7月24日簽訂《洛桑（Lausanne）和約》洛桑（Lausanne）和約可以稱作是土耳其獨立宣言。(顧森千，1935：60)；近代的土耳其共和國在國際上終告成立。(顧森千，1935：87)應該附帶説明的是，土耳其一詞是西方國家人爲建構下的詞彚，總體上是貶義的；根據《牛津英語詞典》，到1536年，土耳其人這個詞在英語中已經有了〔行爲如同野蠻人或生蕃人〕的含義；至於在歐洲，土耳其人一詞與〔毫無信義和殘酷狠毒〕成了同義語。〔英〕羅杰．克勞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陸大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34頁。1923年奥圖曼人爲了建立共和國才從歐洲借用了這個詞；在此之前，奥圖曼人的身分認同，不是種族性的，而是宗教性的。〔英〕羅杰．克勞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陸大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3、52頁。

　　緊接着，擺在眼前的首要之事是，首都是否遷往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是穆汗默德二世在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後爲那個城市所取的新名；伊斯坦堡這個詞在土耳其語中是一個雙關語，意思是〔遍佈伊斯蘭〕。參考〔英〕羅杰．克勞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陸大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26頁。最終，爲了三個原因，土耳其國民黨及凱末爾决定以安卡拉爲新都，而放棄了伊斯坦堡：(顧森千，1935：90-91)其一，伊斯坦堡，雖是歷史名城，但歷史沉痾難治，本質不適當；其二，伊斯坦堡，對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而言，位置也不適中；其三，伊斯坦堡，受《洛桑（Lausanne）和約》的限制，在兩個海峽地帶解除軍備，各國軍艦可以自由航行，已經不利於國防上的防守了。直到1936年簽訂《蒙特魯條約》，土耳其政府對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内爾海峽的外國軍艦予以限制；凡艦只噸位超過一萬噸砲口口徑超過8吋的軍艦，均不得通過此二海峽。但自1968年以後，該條約的限制力似又喪失。參考蕭樾：《世界政治地理學基礎》，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4（1975）年，第159頁。爲了這些理由，凱末爾决定以安卡拉爲新都；這一决定爲嶄新的土耳其共和國抖掉了伊斯坦堡的政治包袱，同時保留了伊斯坦堡的經貿中心的地位。

　　二、改革︰東西文明對話的産物

　　改革是劇烈的。廢止回教教主哈裏發（意思是繼承者這是伊斯蘭教遜尼派區别於什葉派的最重要觀點。所謂繼承者，是指哈裏發繼承了穆汗默德在世俗和精神兩個方面的權威，因此哈裏發既是此世（世俗）的領袖，也是未來世的領袖。參考林良光：《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0頁。），實行政教分離。(顧森千，1935：95) 也就是放棄神權統治，成立世俗的文官政府以進行統治。1926年，取消回教舊曆，改採西式新歷；(顧森千，1934：99) 1931年采用國際通用的度量衡制；1934年通過姓氏法，每個土耳其人在其本人名字之後必須添加姓氏；土耳其人，原先只有名，没有姓；凱末爾是他的名字；Ataturk是凱末爾給自己所加的姓，意謂“土耳其人的父親”；凱末爾同時呼吁土耳其人傚法西方人，爲自己加上姓氏。建立固定的姓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各國官方爲了强化統治所需的清晰性項目。這些姓氏在那些早熟國家的社會最早出現，如中國秦朝爲了税收、勞動等給多數人口冠以姓名，這可能是老百姓一詞的來源；到14世紀大多數歐洲國家没有固定的父系姓氏，他出生後取的名字，再加上第二個名稱作爲姓氏，例如鐵匠(smith)、麵包師(barber) 以表明他的職業，或以他的居住地作爲姓氏亦有之。近代以來，創造固定姓氏的過程一直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部落邊疆進行，姓名是創造正式清晰的個體公民的關鍵第一步。參考〔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王曉毅譯:《國家的視角》（修定版）〔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76-88頁。1935年將周休日從星期五改爲星期日。1937年再次修改憲法把凱末爾主義的原則納入憲法之中。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178頁。

　　1924年3月，通過三個法令把世俗化推向一個高峰︰第429號法令宣佈撤銷教法（沙裏亞法伊斯蘭法以經、訓爲泉源。經，指古蘭經；訓，指聖訓，即穆汗默德的訓示。整部可蘭經，共約6000節；其中，與律例有關的，大約200節，約1／30；假如經訓中没有明文規定時，大教法學家可以依據經、訓原則進行創制，以適應新時代新環境的需要。參考林良光：《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6－17頁。）和教産基金部，成立直接隸屬於總理府的宗教事務局；第430號法令規定全國教育機構統一隸屬於教育部，關閉宗教學校；第431號法令宣佈廢除哈裏發職位，並立即將鄂圖曼皇室全體成員驅逐出境。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177頁。1925年，取締傳統教團；1926年新刑法第163條規定不得組織以宗教或宗教感情伊斯蘭教先知穆汗默德爲政治基礎的社團；1928年，更進一步修改憲法，删除了伊斯蘭教是國家宗教的規定（第二條），同時規定必須使用土語進行講經與祈禱。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178、182頁。

　　議會又頒布新憲，國政大權完全歸於議會；(顧森千，1935：100) 改回教赤帽(Fez)又稱紅氈帽（tarboosh），即土耳其的費志帽，形似倒置的茶杯，無帽沿，頂端有一縷黑穗，十九世紀流行於地中海東部。參見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0頁之頁下注1。爲西式禮帽(hat)；(顧森千，1935：102-104) 提高穆斯蘭女性地位，如撤面幕、廢除電車以及其他公共場所男女分席等的規定；(顧森千，1935：104-105) 又如廢除一夫多妻制度，確立離婚制度，並賦予女性選舉權等。

　　此外，凱末爾還進行文字改革，以提昇人民的識字率；那就是用羅馬字母代替96個阿拉伯字母(按：阿拉伯字母32個，每個字母在每個字的頭部、中間或尾部各有一種寫法，等於共有96個字母。) ( 顧森千，1935：107-108) 簡言之，就是以土耳其的民族主義取代鄂圖曼的回教主義；(顧森千，1935：107) 凱末爾自己就説：“傳統波斯的臉向東，但新興土耳其的臉向西。”(顧森千，1935：107)

　　凱末爾還收回教育主權，規定管理全國學校的章程，編訂教材，不許意、法等國外國人自辦學校。(顧森千，1935：117) 又籌設新法典，民法取法瑞士，刑法取法意大利，商法取法法蘭西；(顧森千，1935：121) 又建設鐵路；發展農工商業等。(顧森千，1935：123-125)簡言之︰他打破了泛突厥(波斯)主義，也打破泛伊斯蘭(回教)主義。

　　三、凱末爾與孫中山的比較

　　凱末爾所處的時空環境，與孫中山先生相當。可以參考拙著：《孫中山學説的再評價：國家性處方》，【第一届孫中山思想及行誼研討會論文集】，第34－45頁，2018年9月16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前者面對的是近東病夫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後者面對的是遠東病夫的滿清中國；前者所處的年代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後者所處的年代約略相當；前者的目標是土耳其現代化，後者的目標則是中國的現代化。此外，前者被稱爲近代土耳其之父，後者被稱爲近代中國之父；前者創立了土耳其國民黨，後者創立了中國國民黨，他們兩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且他們兩人又都是近代印度尼西亞之父蘇卡諾所師法的對象1945年印度尼西亞憲法規定了五項建國基本原則（簡稱潘查希拉），包括信仰神道、人道主義、民族主義、民主和社會公正。信仰神道、人道主義這兩項原則其實就是伊斯蘭教的世俗化，其實很近似凱末爾所推動的宗教世俗化；民族主義、民主和社會公正這三項原則，其實就是印度尼西亞版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很近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關於潘查希拉，可以參閲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1999年，第267－268頁。。一句話，他們具有可比較性，他們都處在東西文明交會的衝擊之下。

　　除了上述這些相似點外，他們之間的相异處更具有啓發性。凱末爾的改革大體是成功的，而孫中山的改革大體上則是失敗的；凱末爾掌握了軍隊，並打敗了列强，孫中山並未建設軍隊，也没有打敗列强；凱末爾與列强重新簽訂和約，孫中山未能與列强重議不平等條約；凱末爾及其國民黨贏得大選，並主導國會，孫中山及其國民黨則未能主導國會，宋教仁甚至被刺殺；凱末爾改革的障礙主要是回教教義，孫中山改革的障礙主要則是軍閥割據；凱末爾有能力采取激烈手段推動改革，孫中山則完全没有條件那樣做。

　　比較到這裏，且讓筆者用兩句話作一個小結：凱末爾是時勢造就下的英雄，孫中山亦然；凱末爾成功地推動了現代化，孫中山不然。

　　四、結語

　　在文明交匯的過程中，凱末爾推動的土耳其現代化方案是劇烈的，是全面的，以男士的帽子，從Fez(赤帽)到Hat(禮帽)及女性的地位，從後房到前堂最具象徵性。那一系列的世俗化的現代化改革，把土耳其從傳統的波斯與回教推向現代化的西方。百年後的現在，回頭檢視阿拉伯世界的國家發展，土耳其之所以迥异於其他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不能不歸功於她的肇始者凱末爾(Kemal Ataturk)。

　　他的姓氏是土耳其的父親，他的妻子是土耳其共和國。盡管如此，凱末爾並不反對傳統的伊斯蘭教；這一點，也是他與孫中山所不同的地方。因此，在本文的結束之際，整理一下凱末爾關於伊斯蘭教的基本觀點是恰當而且必要的；歸納而言，他認爲：1、宗教是必要的機構，一個民族没有宗教就不可能繼續存在；2、伊斯蘭教是最合理的宗教，完全理性邏輯又真實，因而是最完善的宗教，是人類最後的宗教；3、土耳其民族應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虔誠信仰宗教；4、宗教是個人信仰問題，他反對的只是利用宗教攫取物質利益的卑鄙小人。參考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3頁。當然，就像前言所述，他也看到了本文所指出的伊斯蘭教應該進行改革的必要性。

　　難怪有人評價説，在文明交匯的過程中，“世俗的國家與信教的民族”這對相互矛盾對立的概念，似乎就在土耳其共和國的身上得到了統一。參考楊灝城／朱克柔主編：《當代中東熱點問題的歷史探索－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1頁。那過程既是文明衝突的過程，也是文明融合的過程。其實，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所推動的中國現代化過程同樣地既是文明衝突的過程，也是文明融合的過程。

　　李炳南：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政治係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