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謂之普世價值，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喜歡將“民主”與“人權”，視爲普世價值並將之輸往非西方文化的地區，作爲改變當地政體或推動其革命的意識形態。然而，“民主”與“人權”到底是一個理想或價值？抑或只是一種實踐理想的方式與手段？如果那只是一種實踐方式與手段，並在落實的過程中需順應各種政治現實，那麽它就不能稱之爲普世價值。就以“民主”之實踐爲例，在落實目標的過程中，爲因應本土習俗、觀念與宗教信仰的挑戰，不同的國家與文化區域，無論在體制建構、選舉運作、權力分享或公民教育等各個領域，其差异性與個别性已然清晰可見。换句話説，“民主”作爲一種價值的體現，其實是建立在不同國家在其自身文化傳統上，所進行的創造性的轉化與實踐，故其意義在於獨特性與個别性的展現，而非在其普世的價值與意義。况且，若自政體的角度而論，民主政體不但夾雜並呈現了個别與地方性的特色，往往也不因實踐民主政治，就必定會得出善政與善治，其中民粹主義的涌現，尤其展現了中道力量的衰頽。

　　近幾年來在全球治理中，借由“一帶一路”的倡議，習近平總書記更進一步提出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好讓沿綫參與的國家都能互利共贏。

　　在面對大自然環境的惡化、地球資源愈趨稀少的狀態下，人類將如何和平共處，已然成爲21世紀人們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因此，將人之禍福與共融爲一體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正代表了一種人類共同且具普世的理想與價值；至於“一帶一路”的倡議，正是實踐該理想的最佳方式。不過，這發自由衷的美好願望與高瞻遠矚，却遭到了西方學者的歪曲與誤導。美國學者在《外交季刊》上發文聲稱：中國的此主張，旨在恢復過去的“朝貢體系”，并力圖借着經濟發展與“一帶一路”倡議，視參與國爲藩屬等言論；不但嚴重歪曲了中國要與全人類共創美好未來的用心，也反映了對中國歷史傳承變遷認知的不足。

　　一、朝貢體系的歷史發展及其内涵

　　何謂朝貢體系？這是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期，存在於東亞、東南亞和中亞地區，以中原王朝爲主要核心的國際關係體系。初期形成時以河南爲中心，包括陝西、部分山東、河北地區；自漢武帝打敗匈奴後，漢朝版圖延伸至河西走廊，爲了籠絡匈奴降衆，武帝采取較爲完善的安置屬國的羈縻策略，至此，確立了朝貢體系。

　　其内涵爲中原帝國以天朝自居，通過羈縻、册封的方式，結合儒家思想，以推拓中原王朝的版圖。在政治名義上，由於周邊藩屬國對之稱臣，故而形成了以中原帝國爲核心的等級狀的政治體系。

　　在朝貢體系中，雖然規劃出了上國與藩國的主屬問題，也訂定了名分秩序與主從關係；但此體制究其實質内涵，實爲一個免税的貿易體制。就雙方相處的關係而言，政治上主國一方的中國，既不干涉藩屬國的内政，也不對其天下體系中的其他屬國進行支配。經濟上更不會極盡剥削掠奪爲能是，主國對於屬國朝貢態度乃建立在“厚往薄來”的基礎上；主國不僅提供朝貢國免税的貿易，而且還會給予豐厚的回賜，嘉惠來中國的外邦各國，這也是朝貢體制得以長久維持的原因之一。

　　二、近代西方主權國家及其作爲

　　不同於古代中國與屬國的朝貢體系，近代西方國際體系的運作，主要建立在1648年《西發裏亞條約》主權國家理論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在一國之内，主權具有最高、絶對、唯一且不可分割的特色；在國際關係上，各個國家的主權於理論上是彼此平等的。然而，從近代西方主權國家的興起至今，在國際間對國家關係的處理和運作中，無論是新現實主義理論、新制度主義理論、建構主義理論抑或馬克思主義列寧理論，都擺脱不了只認定强權政治、超級大國，才是支配全球國際關係發展的宿命與認識。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主權國家不斷向外擴張殖民，各國對其殖民地進行征兵、征税、設官治理。政治上，在中央設置總督、在地方設置警察，對當地住民實行殘酷鎮壓統治；經濟上，遂行掠奪剥削的政策。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雖然紛紛建立起所謂獨立自主的國家，但在國際關係體系中，强霸的國家依然當道。他們或以武力恐嚇、裹脅甚至傾覆其他國家，或借金融、石油與制裁等手段，不當掠奪並遏制他國的經濟發展；其弱肉强食的局面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所謂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只是更突顯了以西方爲中心、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核心，就是對個别主權國家的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以及壟斷國家與集團利益的獨佔性和排他性。强權國家利用軍事、金融和話語優勢，不斷重復着損人利己、巧取豪奪且唯利是圖的作爲。而這一切真實的反证了所謂主權國家的“平等”，在西方政治的觀念與運作裏，只不過是一個笑話而已！

　　三、如何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以西方爲中心的全球化就不斷發展；1970年代以後，隨着美國實力的增强，配合跨國公司的營運與計算機科技的日新月异，人類的經濟發展更邁向了全球協作的模式，遂使全球化成爲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趨勢。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的背景

　　1. 主權平等下的剥削。在國際經濟的環節上，全球化使世界上的貿易、資本、金融、勞務、技術與生産等要素，以空前的規模與速度，在全球的範圍内流動，從而導致國内市場與國際市場緊密的結合。爲此，在生産上也形成了一個跨越國際、上下游垂直整合生産的分工模式。已開發國家掌握着新高科技的研發權，而將生産由資本技術不足的開發中國家承擔分包；前者並掌握着産品幾乎近90%以上的利潤。這真是一場没有煙硝、深刻見骨的剥削戰争，少數國家特别是以美國爲核心的七大工業國，他們掌握技術的創新、開發與傳播，支配全球絶大部分的資金、資源與財富，也使第三世界的國家愈發貧困。

　　2. 全球化逆反之聲的出現。中國是在這一波以美元、科技、資本與金融一體一元化框架發展下，唯一脱困而出的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勤勞與精湛的加工技術使中國成爲全世界的工廠，中國的經濟也以每年10-12%的速度，以血汗的代價持續增長了近20餘年，爲國家累積了雄厚的資本，並耀眼地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近幾年因應國際經濟發展速度的趨緩，中國着力於自身體制的改革與自主研發，在通訊、航天、金屬、高鐵、生物與電子等科技方面與日俱進，相關産品已具備一流的競争實力。

　　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輿論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美國有了針對中國的“重返亞太”的戰略新布局。另一方面，鑒於中國經濟的强大深深受惠全球化發展，貿易保護主義與應廢除WTO自由貿易之聲，也相繼出現。 

　　3. 20國集團組織作用的提昇。1999年12月16日，20國集團組織在德國柏林成立，其目的在相關國家間非正式的對話，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演，以利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 該組織也有協助第三世界發展經濟的初衷，但長期以來美國和其盟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具有主導地位，操控話語權與决策權，並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各類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遂行其國家利益與目標，故而這番美意總是形同具文。一直到2008年美國爆發衍生性金融危機後，少數幾個發展國家因已無力應對全球性的金融灾難，才促使上述被扭曲的狀况稍見緩解。

　　2009年9月，20國集團第三次峰會在美國匹兹堡舉行，會議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與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與會領導人同意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大機構的份額，向發展中國家分别轉移5%和3%，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此後，該組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也成爲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對話的重要平台。

　　2015年11月，20國集團領導人以“共同行動以實現包容和穩健增長”爲主題，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第10次峰會，習近平出席并發表《創新增長路徑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講話。2016年9月4-5日，20國集團組織領導人第11届峰會在杭州開幕，中國進一步提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的觀念，作爲進一步推動全球化的脚注與推手。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藴含的特質

　　1.主權國家的平等觀。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跳脱了傳統上以中國爲中心，以名分秩序、厚往薄來爲規範，來遂行國與國間政治與貿易交往的機制；更不再是以羈縻、册封的方式，來成就共主的霸業。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爲因應全球化偏差發展、逆全球化策略，而提出的治理理想，故而在國際關係中，不但承續了主權國家的平等理念，關照了各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發展的差异性，也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召唤了榮辱與共的人類命運；堪稱真正具有普世價值的理想範式。

　　2.經濟發展的互利觀。跨國投資與貿易應是雙方互利的事，不應只站在本位主義的立場，而不思統觀全球的共存共榮。正是基於這份用心，在杭州峰會上，中國提出了具有創新與全球性貿易增長戰略、投資指導原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實踐性原則，作爲加强發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溝通平台，藉以降低貿易壁壘、維係全球貿易自由化，以提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經濟上除打造平等互利的“利益共同體”，發展休慼與共具世界性意義的“命運共同體”外，還有助於打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壓貧的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

　　3.借着“一帶一路”的羽翼。這個由中國所提出來的倡議，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變爲可能。“一帶一路”的戰略統籌了陸海兩大方向，聯通歐亞非三個大陸，打通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運輸大通道，實現各國間戰略對接與戰略協作，實現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進一步推動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並使歐、亞、非三洲的經濟得以融合。“一帶一路”的參與是以自願爲原則，不論國家政治體制爲何，不以意識形態劃地自限；不搞小圈子、不搞貿易保護主義、不搞經濟封鎖，不以控制他國經濟命脈、改變他國政治制度爲條件。它體現的是各國政治上的相互平等與相互尊重，是各種經濟體之間的互補互利互惠；這裏没有勢力範圍之争、没有主導權之争、没有凌駕他人之上的特殊利益，只有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

　　四、大道之行也

　　美國自川普上任總統以來，奉行“白人優先、美國第一”的保護主義政策；發動貿易戰争企圖制壓不同地區與國家的經濟，進而重建一個完全由美國操控的世界新秩序。近代西方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霸道與擴張的信念就始終長相依存，自然也就没有接受與其他國家或民族，共創包容、合作、互利、雙贏並共享繁榮的思維；“美國至上論”其實正反映並繼承了西方文化的這個傳統。

　　以“民”爲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尚書·五子之歌》，《孟子·盡心篇 下 第14章》。 這是一種雖非民主却重民心的治理理念，在這個基礎與前提上，也形成了中國强調選賢與能的善治傳統。因此，儒家往往是以“庶、富、教”作爲治國之理序，“倉禀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是最好的説明。“仁”更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顔淵第十二》：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第十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這是指對上級、同僚、老百姓以及外族的互動中，都要心存謹慎、恭敬與忠貞之心；爲此，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本就有大國不稱霸而行仁道的傳統。

　　上個世紀中葉西方史學大家湯因比，就曾以他深邃的洞識指出，中國“以人爲本”的世界主義傳統，將是引領人類走向大同世界的契機。我們相信：一個樂於分享、追求雙贏的中國式治理，必將匯聚起各國共克大自然惡化的時艱、共享共同發展繁榮的機遇，最終共同增進全人類的福祉。《禮記：禮運·大同篇》雲：“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習近平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一種以“平等爲基礎、開放爲導向、合作爲動力、共享爲目標”的設想，深刻地展現出傳統中國世界主義民胞物與的胸懷。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突顯了中國已將全球發展的問題，在傳統文化“公”天下的基礎上，融塑近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個别國家主權之“私”的事實，而實事求是地置於全球宏觀的視野下，籌謀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

　　孫若怡：作者係前稻江科技管理學院校長，中興大學歷史係所主任兼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