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説：“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先生是治隋唐史的大家，然薄隋唐而厚趙宋，想必是認真比較而後斷言。以我管見，宋之文化昌盛，於今亦有重要的啓迪意義。

　　一、宋代社會文化的繁榮

　　宋代文化的繁榮與發達舉世矚目：

　　其一，哲學成就最突出的體現在於儒學在本體論上的深化。自北宋初葉起，儒學就迥异於之前漢唐儒學專事訓估之風，兼顧倫理綱常與本體探微。宋代理學重新對生命、宇宙的終極性思考與探索，極大地擴充了中國人的思想維度。當人關注一種永恒，生命的時空即被拉長，不再局限於一生一世，對有限物質資源的争奪欲會减輕；當人胸懷一種廣闊，生命的價值即被放大，不再滿足於一人一家之幸福，對自利利他的體會將更真切。這種終極性的關懷事實上在許多近現代哲學家看來對世俗建設亦十分有益。宋代大儒朱熹的《朱子家訓》是宋及其後中國社會倫理建設的典範，世俗教化功能顯著，然朱熹亦推崇“半日讀書，半日静坐”。 蓋讀書是求先賢之理，而静坐或求通悟之感，這可能是朱子在終極性探索上對這一方法論特别注重與偏愛。

　　其二，宋代文史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現在國人津津樂道“唐宋八大家”，實際上唐代只有韓、柳二家，其餘六家皆於宋。“詞”雖興於唐末，然發揚光大於宋，其後元明清皆不能及。至於中國人喜聞樂見之戲曲，也始於宋。王國維説“唐代僅有歌舞劇及滑稽劇，至宋、金兩代始有純粹演故事之劇，故謂真正之戲劇，起於宋代，無不可也”。事實上，直至今天，中國老百姓所熟悉的中國古代故事，多由宋代戲劇開始傳播。書畫方面，摹勒上石之“法帖”於宋最盛，後人學書多取於此；畫至宋代出現大量山水花鳥題材，水墨風行，兩宋畫家有名者千人以上。康有爲曾嘆“鄙意以爲中國之畫，亦到宋而後變化至極，非六朝、唐所能及”（康有爲《萬木草堂畫目》）。宋人好治史，從《四庫全書總目》上看，宋編史書增長速度遠勝前代，其後諸代亦難企及。除了編年史，宋又創綱目體、學案體等，中國古代史書體例至此完備，後世再無創新。

　　其三，宋代科技、商業發達。一般認爲，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出於宋者有三。作爲自然科學之母的數學，在宋代尤其發達，中國古代算術書多出於宋。 宋代商業發展迅速，帝國上千個府州縣中人口超過10萬的有50餘座，其中不少發展爲頗具工商業色彩的新型城市，現代意義上的鈔票、匯票等，在宋代已經出現並大量使用。宋代海外貿易也十分繁榮，與宋朝建立商業聯繫的國家超過50個，宋朝商船可以直達的國家有約20個。黄燕生：《文臣：興邦還是誤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45-255頁。

　　對於宋代文化成就，王國維總結，“其在哲學，則有劉敞、歐陽修等，脱漢唐舊注之桎梏，以新意説經，後乃有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邵雍、朱熹諸大家，蔚爲有宋一代之哲學。其在科學，則有沈括、李誡等於曆數、物理、工藝，均有發明。在史學則有司馬光、洪邁、袁樞等，各有龐大之著述。在繪畫，則董源以降，始變唐人書工之畫，而爲士大夫之畫。在詩歌，則兼尚技術之美，與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徑迥殊。考證之學，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有不逮也”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台北：文華出版公司1979年，第1927頁。——這裏漏了宋代一個大家王安石。爲何？這或許是介甫主張與終宋一代之風相左,故静安先生不取。

　　二、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

　　第一，相對寬鬆的政治文化環境，很大程度上打破對宋人思想的桎梏。盡管有學術觀點認爲，宋代政治從唐代的“貴族政治”（貴族與君主協議體）開始轉變爲“君主獨裁”，大臣與皇帝對話須直立，也改變了以往帝相“坐而論道”的傳統，［日］平田茂樹：《宋代的政治空間：皇帝與臣僚交流方式的變化》，《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但是宋朝歷代皇帝總體能遵循“不殺士大夫”之祖訓，“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二曰不殺士大夫”。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三》。這却是中國封建王朝中難能可貴的。有道宋代皇帝或有昏君，但幾無暴君。宋之後，元明清皇帝對官員、文人壓迫愈甚。例如，明初朱元璋殘暴之烈，使“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爲又活一日”（葉子奇：《草木子》）。兩厢對比，天壤之别。宋人程頤證實“本朝百年未嘗誅殺大臣”（朱熹編《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伊川先生語一·入關語録），“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二程集》）。王夫之亦論，“終宋之世，文臣無毆刀之辟”（王夫之《宋論》）。餘英時指出，“宋代士大夫如果開罪了朝廷或在政争中失勢，自然也逃不了懲罰，但常見的方式不過是流放或貶逐”。餘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頁。 這種寬鬆的政治環境，使宋代士大夫敢言，也培養了其“以天下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仲淹語）、“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張載語）的恢宏氣概，進而增强了其與君主“共治天下”（程頤語）的信心。柳詒征評價道，“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爲然”。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516頁。陸游詩雲，“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正是這種家國情懷的生動寫照。

　　自歐陽修《朋黨論》後，司馬光、蘇軾等人進一步闡述，使宋代士大夫階層普遍認同“君子有黨論”。學界有觀點認爲宋代朋黨之争與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及其後明之東林復社不同，鬥争之由主要不是集團利益恩怨，而是政見之异。沈鬆勤：《北宋文人與黨争——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頁。柳詒征有言，“中國之有政黨，殆自宋神宗時之新舊兩黨始……論史者恒以宋之黨禍比於漢唐，實由其性質不相同。新舊兩黨各有政見，皆主於救國，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張各异……未可純以政争目之。而其黨派分立之始，則固純潔爲國，初無私憾及利禄之見摻雜其間，此則士大夫與士大夫分當派以争政權，實吾國歷史僅有之事也”。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519頁。宋朝對宗教也大致採兼容并包的態度。宋真宗親撰《崇釋論》，指出“道釋二門，有助世教”。宋孝宗撰《原道論》，倡導三教圓融，主張以儒治國、以佛養心、以道養生。宋代書院大盛，不少書院即來自原來的寺院或道觀，甚至書院制度也多借鑒禪林制度。學院之間相互學習、辯論，使各地出現衆多學派，史載，學派“自安定、泰山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全祖望：《宋元學案》）。

　　第二，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晋昇機制，相對優渥的文人待遇，不僅有助於階層流動，也使社會文風盛行。科舉雖自隋唐始，但真正完善是在宋代。首先，干德元年宋太祖下詔廢除宋之前權貴多以“公薦”爲途薦親朋侵科舉之制。其次，實行“鎖院”（考官“既受詔，徑赴貢院”，鎖門不出，“以避請求”）、“彌封”（將考卷上考生姓名、籍貫、家世等信息封貼起來）、“彌封”又名“糊名”，唐初即有，但實行時間很短，武曌當政後即廢，直到宋代方興。“譽録”（由專人鈔録考生答卷，“而後，認識字畫之弊始絶”）等制度，這極大地保证了科舉的公正性，有利於優秀人才脱穎而出。最後，唐代常科每年應試者有一二千人，但“所收百才有一”，“没齒而不登者甚衆”。杜佑：《通典·選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到了宋代，科舉取士的比例大幅提高，有學者做過統計，兩宋通過科舉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爲唐代5倍、元代30倍、明代4倍、清代3.4倍。張希清：《論北宋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陸九淵證實，本朝“科舉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

　　宋代科舉“取士不問家世”，鄭樵：《通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雖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公平的人才選拔機制制度，較多的科舉取士機會，使貧困人家有了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歐陽修幼時“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脱脱《宋史·歐陽修傳》），名相杜衍出身亦“貧甚，傭書以自資”（司馬光《涑水記聞》）。爲鼓勵民間讀書風氣，宋真宗親撰《勸學文》，現代人朗朗上口的“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即出自該文。宋代幼童發蒙之《神童詩》開篇即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氣氛下，讀書之風浸潤整個社會，哪怕是荒野之村。北宋晁冲有詩雲“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形容宋代“爲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有學者統計，《宋史》中有傳者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官居一至三品者來自布衣之家自宋初逐年上昇，至宋末已達64.44%。陳義彦：《從布衣入仕論北宋布衣階層的社會流動》，《思與言》1972年第4期。所謂“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爲可能。 

　　宋代文官俸禄之厚爲中國歷代王朝所未有。何忠禮：《宋代官吏的俸禄》，《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有了一份優厚的俸禄，宋代文臣不必爲生計而奔波，客觀上有利於他們追求更精緻的精神生活。朱熹一生大部分時間只擔任清閒的祠禄官，大量閒暇的時間反而有助其做精微入玄的思考。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自謂“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則爲六一”。正因爲無憂生計，有閒情逸致，宋代文人可以進行大量高品質的文化創造。清人趙翼評價，有宋一代“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爲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仕、英諸朝，名臣輩出……（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五）。可以説，有宋一代，“海内文士彬彬輩出”（《宋史·文苑傳》）。

　　第三，對發展商品經濟重視。宋代商業經濟的發達，因爲朝廷重視商人，宋太宗説，“富室連我阡陌，爲國守財爾”（王明清：《揮麈録餘話》卷一）。宋朝還頒佈法令，嚴禁無故刁難商人和非法滯留扣押商人，“留滯三日加一等，非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贜重者，徒一年”（《宋會要食貨》），並允許商人越級告發枉法之官員，“許被擾人徑詣尚書省越訴，即將漕臣重置典憲”（《慶元條法事類》卷三十六）。這些做法於今亦有借鑒意義。正因爲宋朝對商品經濟及與商業經濟密切相關之法治的重視，以及宋代政治中頗多具有現代政治制度的成分，以内藤湖南、稻葉君山、宫崎市定、小竹文夫爲代表的日本京都黨派甚至認爲宋代是中國近代的開端。邱添生：《近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以時代區分論爲中心》，台灣《師大曆史學報》1991年第6期。

　　三、結語

　　宋代當然也有缺點，例如文官招録過多，淘汰機制不健全，造成整個官僚機構冗腫；皇帝對武將的猜忌，“其於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王夫之語）等。有人説宋代是中國最文弱的朝代，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在以冷兵器爲主要武器的時代，文化程度高的民族有時是扺不過體力强壯民風勇悍的民族，西羅馬亡於日耳曼蠻族亦是一例。但十三世紀蒙古鐵騎横掃歐亞，衆多國家望風披靡，蒙古人却在南宋遇到最持久、最激烈的抗争，連蒙古大汗蒙哥也斃命於合州城下。趙宋一朝，畢竟綿延320餘年，在中國歷代王朝中也算相對長命的。更爲可貴的是，宋代出現了不少至今耳熟能詳的中華熱血兒女，如楊家將、岳飛、韓世忠等，文天祥《正氣歌》至今激昂，陸秀夫背帝跳海寧死不屈，使一些感嘆國人媚俗無骨者對國人國民性之歷史基因增添了信心。宋以後，蒙古統治者將全國分爲四等人，統治近百年，極大奴化所謂“漢人”、“南人”；明朝承襲不少前朝野蠻做法，且“廷杖”等嚴重污辱人格的怪招頻出，致使士大夫階層斯文掃地；清朝大興文字獄，國人思想極度禁錮，創新靈性幾近愍滅。可以説，宋滅，感傷遠溢九州島島不止一世。後代顧炎武在《日知録》中總結：“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宋亡是謂“亡天下”否？史學界争議很大，在此不論，但中華大地自宋後士氣嚴重摧殘則是令人痛心的事實。

　　今天我們重讀宋代，印象深刻的是宋代開放包容的氣度。這種氣度使宋人表面悠游，但内心的主人翁意識則較强，這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獨樹一幟的，這或許可説是一種民主思想的萌芽。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就痛感民權不張對國家的害處。例如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一文中指出，秦以降雖治有寬苛，但君主大扺以奴虜待民，而民亦以奴虜自待，因此民智無由以增，民力無由以奮，必然無法産生自覺的愛國心；譚嗣同更是直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這樣的説法當然有偏激之處，但能否樹立民權意識確實關乎一國之强弱。

　　叔孫豹説，“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種對生命永恒的意義探索一直貫穿古今中外。人於茫茫宇宙，若非僅滿足於愛因斯坦所謂吃飽喝足的“猪圈生活”（pigsty），其實或是孤單仿徨的。人生一世應該留下點見解，以供衆生參照。立言，無論感悟準確與否，只要是真實所思，寫出來對他人智之啓迪心之慰借或是貢獻——上悟天地人身之靈，下尋濟利衆生之道，正是宋人的精神追求，哪怕這樣的追求或遇風雨。“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蘇軾《定風波》），宋人正是這樣邁着自信豁達的步伐，不斷探尋宇宙人生真諦。

　　嚴峻：作者係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