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五千多年的積累和沉澱中薪火相傳，歷久彌新，成爲人類文明的沃土，民族精神的家園，創新發展的源泉。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與傳承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方式。信息時代到來前，其主要是通過言傳身教、文獻傳閲等傳統方式進行的，具體形態有開設學堂、拜師學藝、“講經佈道”等。隨着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收音機、録音機、擴音機、放映機和電視機的普及，音頻文件和視頻影像成爲文化傳播與傳承的新載體。自1994年中國全面接入互聯網功能以來，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傳承方式突破了時空的局限，形成了多層次、多樣化、多元性的傳播形態，在塑造和傳播中國形象，增强文化軟實力，聯結兩岸同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强國，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一、影視創作與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體現

　　樓宇烈先生曾指出，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以人文精神爲特點的文化，重視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主動性。所以在文化的傳承和傳播中要堅持以人爲本，利用信息時代的有利載體樹立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心，增强文化主體意識，發揚中華文化的意義與成就，使我們的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樓宇烈：《互聯網應傳播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02/c_129036060.htm。

　　近年來，我國影視行業製作越來越注重體現中華文化主體性，在節目設置和影視創作中以一種喜聞樂見、接地氣的方式展示中華文化的内涵。在紀録片創作上，《如果國寶會説話》、《國家寶藏》等一批以國寶、文物爲主題的影視作品讓人眼前一亮，津津樂道。在這些節目中，曾經死氣沉沉、離我們相距甚遠的人物和文物變得有温度、有趣、鮮活起來，不再是那麽高高在上、古老厚重、不可接近，這種表現形式與當下社會生活和情感建立了關聯，增强了傳統文化的活力和吸引力。在綜藝節目創作上，《朗讀者》、《中華好詩詞》、《經典咏流傳》、《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節目推動了中華文化傳承的全民參與，掀起了學習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潮，開啓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全民傳播時代。

　　在動漫創作上，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大護法》、《大魚海棠》、《相思》等一擺之前粗制濫造、以説教爲主、傚仿美日的製作方式，開始注重從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中取材，在審美上立足於東方美學基礎，劇情結構飽滿，製作藝術優良，盡顯傳統文化的魅力與張力。2015年動漫電影《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在國内上映後引起了極大反響，2018年走出國門，在日本院綫正式公映，成爲首部在日本上映的中國動漫。滿滿“中國風”的動漫影視，不但深受國内民衆的推崇與喜愛，更是開始逐步走向國際，以其獨特的東方魅力征服更多的觀衆。

　　在電視劇創作方面，《甄嬛傳》、《琅琊榜》、《芈月傳》、《步步驚心》等畫面精良，服化道考究的大陸劇從國内火到了國外，并且廣受我國台灣地區民衆的追捧。台灣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係副教授鄭淑慧表示，台灣人追大陸劇有一個其他國家地區没有的原因，就是台灣與大陸共同擁有歷史印象，在看歷史劇和宫廷劇的時候容易激起共鳴。鄭淑慧：《大陸劇在台灣火熱，原因有三》，中評社：http://www.crntt.com/doc/1051/7/4/8/105174887_2.html?coluid=93&kindid=13691&docid=105174887&mdate=0831003106。針對大陸劇在台灣熱播現象，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評論道：“中華文化本來在兩岸就是相通的，兩岸間包括文化、影視、娱樂等方面的各領域交流合作，在增進兩岸同胞的相互瞭解，融洽同胞親情和實現心靈契合方面都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兩岸本來就是一家，中華文化是我們兩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園，這是島内任何‘去中國化’行徑都割裂不了的。”人民網：“國台辦回應《延禧攻略》在台灣點擊量破億次：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園”，https://news.sina.cn/gn/2018-09-26/detail-ihkmwytp2021502.d.html?from=wap。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溯源本土傳統文化的影視劇創作有着巨大的市場前景和創作潜力，在傳播與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還爲中華文化注入了時代的鮮活力，豐滿了中華文化的形象内涵。同時，具有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影視作品，更容易爲兩岸搭起溝通的橋樑，兩岸藝術工作者可以一起投入到這一方向的影視創作中來，共同傳播中華優秀文化。

　　二、網絡直播和自媒體與中華優秀文化的展示

　　優秀傳統文化的展示一直以來面臨着場地小，受衆少，票價貴等困境。隨着互聯網的發展，網絡直播技術的出現有效地解决了這些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我們要去看一場傳統文化藝術演出，可能會面臨票價貴、戲院距離遠、座位偏遠、音效不好等問題，但是通過網絡直播，我們可以擁有更便宜的“入場”方式、多樣化的觀看場所、最佳的觀看視角、清晰的音效等。相比於傳統的文化藝術展示方式，網絡直播還具有受衆範圍更廣泛的顯著優勢。2017年光明網、鬥魚直播團隊走到湖北、安徽、浙江等14個省市自治區，深入非遺文化發源地，走訪國家級省級非遺技藝傳承人，推出移動直播30多場，向廣大網友展示了包括南京雲錦、龍泉青瓷、古琴藝術在内的多項世界非遺項目，直播總覆蓋觀看人數近3000萬。中國網：“‘非遺傳承與網絡直播座談會’在京舉行”，http://www.china.com.cn/newphoto/2017-09/04/content_41526037.htm。如此大規模的觀看人數一方面體現了網絡直播不受時空局限，受衆範圍廣的優勢，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優秀傳統文化强大的吸引力。隨着拍攝設備的不斷改良，手機拍攝性能的提高，現場録制不再需要許多專業復雜的設備和相應負責的人員，拍攝方式的改變使得一些不適合在舞台上進行的、非主流的文化技藝得到了展示，有利於多樣化的傳統文化共同傳播與傳承。

　　自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在直播平台和短視頻平台上註册賬號，上傳拍攝的視頻，與海内外觀衆進行互動。與傳統文化結合，優質精彩、新奇有趣的短視頻可以在群體間、人際間進行快速共享傳播，進而增强傳統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網絡直播和自媒體平台給了傳統文化更多的創新空間，客户終端的觀看者不僅可以是觀衆還可以是表演者，他們可以將看到的學到的傳統文化結合自己的專業特長進行改良或者改編，豐富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此外，網絡直播和短視頻平台的“網紅效應”還可以帶動大衆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潮，比如最近在網絡大火的“網紅”教授戴建業，以其深入淺出、幽默風趣、場景化的古詩詞解讀方式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其在短視頻平台“抖音”上的一個視頻片段一周之内點擊量就超過3000多萬次，坐擁70萬粉絲。戴建業教授獨特的講解風格令網民們耳目一新，使越來越多的人産生了學習古詩詞的興趣與熱情。

　　利用網絡直播與自媒體來進行傳統文化的展示也存在不足之處，它不能達到與現場相同的體驗效果，降低了觀衆的現場參與感，但是相信隨着VR等技術的發展，這一問題在未來也會得到有效解决。隨着互聯網生態的發展，網絡直播和自媒體作爲一個新興行業逐漸壯大起來，它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規範引導。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發揮净化網絡空間，提昇大衆審美品味，提高民衆文化品德素質修養，構建文明和諧社會的作用。反過來，網絡直播和自媒體可以成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展示平台，向更多的觀衆群體傳遞傳統文化的内涵，讓更多的人體會到傳統文化的魅力所在。兩岸同胞可以利用這種新的傳播形態在網絡直播平台上開展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共同維護兩岸和平發展的文化基礎，增强中華民族意識，創作出優秀的網絡文化作品，弘揚傳承中華文化。

　　三、文字數字化、教育信息化與中華文化的創新化傳承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信息化發展，加强頂層設計、總體布局，做出建設數字中國的戰略决策。十九大再次提出要加快數字中國建設。數字中國作爲信息化時代下國家發展的新戰略，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社會等領域。數字化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將有利於中華文化保護的完整性和傳承的創新性。

　　歷史文物和名勝古迹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老化、腐蝕、褪色、遭破壞的現象，影響其觀賞價值、教育價值、研究價值，通過數碼顯微技術、數字影像技術、三維虚擬技術等數字化手段可以完成手工無法完成的修復，延長其壽命和價值。利用數字化技術可以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紅色歷史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地方特色文化、電台音頻資料、新聞紀録片、老唱片等進行存儲和修復，最大程度地保留文化的原始信息，在收集和存儲過程中，系統化地梳理整合中華文化，建立相應的數據庫，有利於更好地進行研究。還可以利用大數據技術對數據庫中的文化資源價值進行深度挖掘和再次開發應用。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使得中華文化的轉化方式更加具有創造性，比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人會動、水會流、鳥會叫的清明上河圖吸引了大量的遊客駐足觀看，動態的清明上河圖再現宋朝時期清明之際京師汴樑的風俗景觀、城市面貌和當時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况。這種處理方式一下子拉近了人們與歷史之間的距離，使人們産生一種很强的臨場感，直觀地感受到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態。文化的數字化轉化方式增加了文化的吸引力、表現力、感染力和傳播力，更容易和當下的生活建立關聯，融入到現在生活中。

　　2017年《文化建設藍皮書·中國文化發展報告》顯示，從文化消費者市場角度看，2015年我國閲讀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數字化閲讀首次超過紙質閲讀，微信閲讀成爲最受歡迎的電子閲讀方式。出生於信息時代的90後、00後，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更習慣於從網絡中獲取知識信息。 2013年4月18日，教育部印發《教育信息2.0行動計劃》通知，積極推進“互聯網＋教育”，構建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個性化、終身化的教育體系，建設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學習型社會；引入“平台＋教育”服務模式，整合各級各類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台和支持系統，逐步實現資源平台、管理平台的互通、銜接與開放，建成國家數字教育資源公共服務體系。教育部：“教育部關於印發《教育信息2.0行動計劃》”的通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信息化教育與數字化的中華文化教育結合，可以使青少年從小就開始接觸優秀的中華文化，培養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增强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自信心。 

　　與大陸共享中華文化的台灣在古籍數字化資源建設方面起步早，開發有規劃，並已取得可供大陸學習的顯著成果。曾參與台北故宫博物院數字化工程的台灣藝術大學前校長謝颙丞在看到大陸節目《國家寶藏》、《我爲故宫修文物》時，稱贊大陸的創意，表示兩岸可以携手，通過數字化將中華文化IP一源多用，共同傳播優質中華文化。台海網：“兩岸携手傳播‘國家寶藏’，台學者建言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bilateral/2017-12-20/2085224.html。所以大陸不但可以借鑒台灣將文化數字化的成功經驗，還可以與台灣一起利用數字化技術對中華文化進行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傳承。

　　四、傳統文化IP的打造與我國文化軟實力建設

　　2018年10月25日，第十三届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産業博覽會發佈了《面向高質量的發展：2017-2018年度IP評價報告》。根據報告定義，文化IP必須既有産業價值（經濟效益），又有文化價值（社會效益）。産業價值是“底盤”，没有産業價值，IP就難以進入市場和公衆視野，更難以從一個文化産品成爲文化符號；没有文化價值，IP就難以持久，而且文化價值正是IP凝聚淬煉、從産業“躍昇”爲文化符號的核心動力。瞭望智庫：《2018年度IP評價報告》（全文），http://www.mifanxing.com/p/1469047。在中國當代語境下，文化IP並不局限於文學、動漫、影視作品，還包括在國家文物、名勝古迹、城市、國花、國寶、節日、企業、人物等内涵上衍生出來的産品。IP是打造世界級文化符號、提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有效路徑和方法，是文化發展的關鍵因素。無論是商業博弈，還是國家間文化實力的交鋒，都表現爲IP之間的競争。瞭望智庫：《2018年度IP評價報告》（全文），http://www.mifanxing.com/p/1469047。傳統文化IP的打造與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密切相關，作爲中國的文化符號，傳統文化IP承擔着傳播中華文化、引領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的責任，承擔着“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好聲音，展示中國好形象”的責任，承擔着樹立文化自覺意識、培養文化自信意識的責任。

　　在當今中國文化生活中，西方文化仍然處於流行態勢，青年人更傾向於追逐歐美日韓文化潮流，比如在過節日的時候，西方的萬聖節、聖誕節、感恩節在大街小巷和學校都要比一些傳統的中國節日更有氛圍；看電影的時候，青年人更願意選擇好萊塢大片；上海香港的迪斯尼樂園在孩子們的心中更有吸引力……我們的價值觀取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和衝擊，淡化了我們本身文化認同感。面對這種情况，我們很有必要采取行動，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IP。《IP評價報告》綜合總體數據分析的結果表明，在衆多文化IP中，與傳統文化、經典文化深度結合的現代文化娱樂産品佔據了領先地位。所以我們在打造自己的IP時要善於從中華文化資源寶庫中提煉題材、獲取靈感、汲取養分。

　　以故宫博物館爲例，擁有豐富文化資源的故宫博物院已經研發9000多種文創産品，年銷售額達10億之多，并且故宫與騰訊合作推出的故宫表情包在網絡上廣爲傳播。在談到故宫文創産品的開發方向時，故宫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博物館的文化創意要跟着人們的生活走，要讓文創産品接地氣，更好地融入人們日常生活當中。所以故宫博物館所研發的産品既具有鮮明的故宫文化印記又具有時代生活氣息，如此故宫文化實現了更大範圍的傳播、更具生命力和現代氣息的轉化。故宫博物館的成功爲傳統文化IP的打造樹立了典範。2016年11月29日，國家文物局、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和財政部五部門共同編制了《“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行動計劃》，鼓勵社會力量與文物博物館單位深度合作，針對文物博物館單位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與博物館藏品資源，廣泛應用多種載體和表現形式，開發兼具藝術性、趣味性和實用性，滿足現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創意系列産品，打造文化創意品牌。國家文物局、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財政部：《“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計劃行動》，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6/5143875/files/a05f61476d51487eb cab3d9260a5ab59.pdf。

　　我國台灣地區在文創方面起步早，産業結構多樣，而且一直堅持使用繁體字，具有打造傳統文化IP的優勢。但台灣文創産業規模不大，島内的“去中國化”行徑也削弱了文創産業的創作力，而大陸的市場企業規模更大，政府龢民間推動力更强，兩岸之間的合作不但可以達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效果，還可以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創造性地傳承中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國際，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力。

　　五、應當注意的問題

　　一是規範和監管問題。我們處於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互聯網的産生帶來了很多治理問題，在互聯網與文化相結合的領域，相應的法律條文和規章制度還没有建立完全，這不利於知識産權的保護和中華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在大衆創作時代，有些作品還會打着中華文化的幌子掛羊頭賣狗肉，曲解文化原意，污染網絡生態。有關部門應加大審查力度，及時清理不合格的文化作品，净化網絡空間，保证中華文化得到正面的傳播。

　　二是技術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中華文化傳播和傳承的新形態離不開技術平台和技術手段的支持。在保证傳播和傳承形態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應注意保護技術平台的安全，防止其突然的系統崩潰或遭病毒襲擊等。有些技術手段耗費頗巨，在技術發展和應用還未成熟時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成本，這需要政府部門的帶動和支持。

　　三是泛娱樂化和過度商業化問題。尼爾·波兹曼在《娱樂至死》中説：“毁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我們要避免中華文化的轉化方向過於迎合大衆，要以合適的方式引領大衆的文化取向。傳統文化的産業化也應該避免完全地市場化商業化，不然傳統文化可能會面臨被過度開發，出現浮於流表的“虚熱”等問題。

　　總的來講，任何一種新表現形式、新行業、新形態的出現都會面臨一些問題，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傳承方式與信息化技術相結合利大於弊，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的要求，有助於實現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服務於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

　　李美良：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