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革命家、民主政治家，也是被評爲近代十大“孔子思想傳承者”排名之首者，其治國理念與先聖孔子一脈相傳。

　　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讀醫科時就酷愛讀“四書五經”，因爲儒家精典看的多，對事物之是非曲直分析的透徹，被同學們譽爲“通天曉”(學識通天之意)，同時又認爲此人不務正業，考試成績一定不會好，後來中山先生以總分第一的成績畢業而深得英國老師康德黎的欣賞，此後在英國還救過中山先生一命。

　　孔子曰仁，中山先生曰博愛。他説:“仁之種類，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皆爲博愛。”“大同世界即天下爲公，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營，女有所歸，幼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則甲兵亦可以不用矣。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有其影響深遠而舉世公認的民族精神，一旦失去這種精神，則必被世界所鄙視而抛棄，“國際地位”更無從談起.我們大中華民族是有過長達兩千餘年輝煌歷史的，中山先生希望建立的是一個有傳統文化道德和先進科技文化的真正意義上的巍巍大國，他説:“有道德始有國家”，“欲恢復民族之地位，必先恢復民族之精神。”“恢復一切國粹之後，再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能超越歐美。”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一個國家經濟上倒真的很繁榮，衣食無慢，住有房，行有車，但道德淪喪，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買的是僞劣産品，吃的是有毒食品，行善者受人嘲笑，作惡者昇官發財，還得時時提防無處不在的盗賊騙子，這還能稱其爲國家嗎?

　　法制與道德，孰輕孰重，相信稍有學識者即能清楚回答，歷代聖賢對此論者甚多，此處不再重復。中山先生對此問題非常明確地指出:“以禮治國，其國必昌;以法治國，其國必危。”“衛鞅治秦，張湯治漢，莫不以尚法而政弱國敗，法治之流毒甚矣哉”。在談到憲法時他説:“將來國家憲法，必設獨立機關，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可除却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之流弊”。誠哉中山先生斯言也。

　　綜上所述，是中山先生近百年來在道德和法制上運用儒家思想的治國理念，在今天看來亦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另外，在主義、政治、經濟等各領域尚有許多精闢言論録，限於篇幅，這裏不一一叙述，中山先生被評爲近代十大“孔子思想傳承者”排名之首，良有以也。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華文明的制度塑造 

　　田飛龍：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綫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法學博士。

　　就中國對世界的理念性貢獻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最具原創性和實踐潜力的重大理念創新，也是科學社會主義之科學性的當代發揮。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重温及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科學社會主義對人類自由與解放的思想性貢獻及科學方法論啓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回溯馬克思主義初衷初心，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統經驗模式再合理返回及反哺於人類的和平發展共同事業與歷史進程，向全球治理貢獻出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從更爲普遍的規範含義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爲中國版的全球治理哲學的最大關鍵詞，打上了顯著的中國胎記。這一新治理範式藉助“一帶一路”實踐進程而推陳出新，賦予新的、發展的意涵與共識。            

　　從“中國人民站起來”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雙軌理想，中國共産黨的治國理政與全球治理哲學及實踐行爲表明，中國共産黨立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理性，已逐步成長成熟爲對國家和世界共同負責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政黨。理解中國共産黨的完整世界觀，不宜僅僅從馬克思主義教義的表層解讀，也不宜對標蘇聯列寧斯大林主義的特定模式，而應從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革命精神的深層結構加以解析。中國共産黨的最大特徵與優勢在於“中國”，只有立足中國文化和中國經驗，中國共産黨的内外治理纔可能達到最佳平衡狀態。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産黨的“雙重使命”——“中國共産黨是爲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爲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政黨”。中國共産黨正是通過對民族使命與世界使命的共同承擔催生出了完備的政治責任倫理，獲取了作爲負責任世界大國的理性基礎與正當性。2018年修憲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納入序言部分。

　　這將意味着“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爲中國治國理政及全球治理的正式憲制依據，也是中國共産黨實踐其“雙重使命”的理想性目標。這樣一種關涉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新治理哲學，與西方治理體系和話語之間存在一定的競争互動關係，在適當借鑒西方治理合理觀念與技術的同時，需要對其“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加以批判，回溯治理的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本源及本質，形成一套中國自身的治理話語體系。這是一種批判包容性建構，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

　　本文即擬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歷史背景與全球治理意義加以理論考察與分析，呈現這一概念的原創性、綜合性與實踐理性。   

　　一、比較視野：西方“命運共同體”的探索簡史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争史》中大段引述了雅典領袖伯裏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講，凸顯了雅典的“民主帝國主義”，這就傳遞出西方文明不僅存在與東方的規範鴻溝，還在其内部不斷鬥争分化。在西方的“文明/野蠻”二分法之下，“共同體”就只是文明人的共同體，而野蠻人是無權問津的，甚至後來的國際法也只是適用於平等的西方文明國家之間。

　　在隨後的西方歷史上，西方最爲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直在謀求一種西方定義下的“共同世界”，大體包括如下階段：

　　第一，古典希臘世界的城邦聯合體，包括伯羅奔尼撒同盟（斯巴達主導）和提洛同盟（雅典主導），同盟争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發生伯羅奔尼撒戰争，雙方陷入决定性衰落，周邊强權乘勢興起，希臘城邦秩序崩潰。

　　第二，羅馬帝國，這是西方世界第一個真正跨洲、跨文化及征服性的文明大帝國，其帝國疆域、羅馬法、世界主義哲學、行政制度及文學藝術曾一度有效地塑造了一個環地中海的、擴展性的帝國共同體秩序，“條條大路通羅馬”盡顯帝國榮耀，但最終亡於帝國精英腐化及蠻族顛覆。

　　第三，中世紀的基督教共同體，這是一個神學政治共同體，建立了神法對人法的超越性和支配性，經由11世紀的“教皇革命”而塑造完成了西方近代第一個整全性的法律體系，但由於教會組織化帶來的腐敗及世俗王權的强勢挑戰而逐步瓦解。

　　第四，英美係的貿易帝國共同體，由英國的“日不落帝國”及美國的“民主全球化”接力建構，塑造了當今世界的基本政治與文化秩序，但也面臨着民主民粹化和“逆全球化”的自我消解以及包括中國在内的非西方文明模式的結構性挑戰。

　　二、中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與實踐根據  

　　與美國爲代表的西方普遍主義的倒退趨勢相比，中國對普遍主義及命運共同體的探索與建構正日益焕發哲學與具體實踐上的蓬勃生機。事實上，中國古代先賢不斷論及對“天下”範圍内的超族群治理的哲學想象與理念框架，比如心學大師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所以可能成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念成果之一，與中國共産黨所根植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哲學根底及倫理關懷是密不可分的。                         

　　比較而言，中國主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着厚重的價值哲學基礎：

　　其一，中國的“天下主義”哲學傳統與治理智慧，指向一種世界大同的理想秩序，經由適度吸納西方現代性文明因素而具有更開闊的創造轉化潜能與前途。 

　　其二，中國共産黨的“國際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教義體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中國共産黨“雙重使命”之世界使命的規範來源，這一“新國際主義”不是毛時代冷戰格局下的單方援助與紅色世界觀，而是新時代的和平發展主義。

　　其三，全球善治主義，即新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中國觀，具體體現於中國對“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的積極謀劃與建構，以此作爲建構更爲宏大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導與實驗。

　　天下主義、國際主義與全球善治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根哲學支柱，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與整合性，有着“通三統”思想方法論的實踐光芒。其中的國際主義彰顯共産黨教義的規範性與理想性，全球善治則包含了對西方制度現代性合理因素的吸納整合，尤其是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合作治理與共享發展等核心理念要素。

　　與價值哲學基礎相應，“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天下”理念，更是藉助“絲綢之路”及中國古典王朝的周邊交通史而儲備了豐厚的歷史實踐遺産及根據。“一帶一路”即接續這一文明歷史傳統而來。當代中國推展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和平發展”爲價值内核，以中國資本、中國文化、中國治理模式、中國式全球治理觀爲藍本和綱目，充分尊重及吸納參與各國的價值、利益、意見及貢獻力，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及整個國際社會形成了較强的價值吸引力、可靠的朋友圈、逐步深入的當地文化社會互聯網絡及共同的安全協作秩序，實際結成了越來越牢固的“命運共同體”。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與全球治理創新

　　“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標誌着中國憲法世界觀的概念凝結與政治成熟。  當代中國對全球治理秩序的價值理解、政治實踐與憲制規劃顯示出了融合東西方智慧的進步性和比較優勢。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爲頂層憲制概念，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爲國家憲制理想及實驗方案，以“一帶一路”作爲連接内外秩序的互聯互通動力機制，以“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發展主義治理哲學作爲超越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中國修憲正在改變世界。這些關於國家憲法秩序與人類理想憲制秩序的豐富想象力及堅定有力的制度化實踐，也是人類憲法文化及秩序的新實驗與新方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爲相對成熟的憲法元價值及全球治理新方案，立足於其穩健的價值基礎與實踐根據。觀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包含着豐富的價值凝定及東西方融合的特徵。西方有種族中心論的“東方主義”，但以中國爲代表的東方却通過文化反思與政治實踐而逐步克服了類似的種族中心論而提出了更具普遍性及可接受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圖景。

　　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進入憲法序言，是“一帶一路”倡議具體實踐與制度化的結晶，是中國國家憲法理想維度的結構性拓展，也是中國共産黨治理哲學之國際主義因素的規範性整合。當然，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憲制進程不會一帆風順，與之存在競争關係的西方治理秩序與力量必然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以遏制，而中國修憲之後面臨的内外價值與秩序不斷再平衡的壓力也是必需要承受和化解的。然而，任何結構性全球治理秩序的演變都必然經歷這樣的不確定性和反復性的陣痛週期，新秩序也必然是在“分娩之痛”中産生、成長及成熟。

　　四、邁向全球善治：中國共産黨的“雙重使命”及其實現      

　　蘇東劇變以來，一切關於“中國崩潰論”的立論及預測，都建立在將“中國共産黨”等同於“蘇聯共産黨”的邏輯基礎之上。不過，這種想當然的、偷懶式的“政治數學”顯然是不及格的。當“中國崩潰論”由一種起初的戰略分析理論日益蜕變爲意識形態“占星術”時，甚至西方的政治家與戰略分析家都不再敢輕易相信其預設和結論了。這是因爲預測大師們無法超越西方文化邊界而公正有效地理解中國文化。盡管蘇聯是“老大哥”以及兩黨長期共享着共産主義的基本信條，但其具體理解與實踐却有着結構性差异。   

　　“馬克思主義蘇聯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共産主義之“道成肉身”的不同樣態，受制於蘇聯和中國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及歷史處境：

　　其一，蘇聯文化的底板是東正教，屬於西方文明的不同分支，對蘇聯共産主義及其國家治理實踐有着無法逥避的影響與塑造，而中國文化的底板是儒家，是典型的東方文化，對中國共産主義亦有着日益顯著的形塑。

　　其二，蘇聯共産主義産生於一戰前後，其基礎部分沙皇俄國屬於西方主要列强之一，不存在亡國滅種的民族之禍，而是與西方主流文明的路綫之争，而中國共産主義産生於積貧積弱的民國初期，身處列强環伺的民族危機深淵，更有凡爾賽體制的進一步傷害。

　　其三，蘇聯之主體民族俄羅斯族屬於“戰鬥民族”，而中華民族則屬於“和平民族”，禮儀之邦，民族性格差异在具體的共産主義實踐中也産生了很大影響。

　　由此可見，中蘇之文化底板、歷史處境龢民族性格存在着結構性差异，决定了中國共産主義只能是“中國的”共産主義，是與中國文化及革命與改革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文明大傳統内部的一次改制更化，而不是所謂的“去中國化”的斷然訣别。盡管中國革命在共産主義的激進邏輯下也曾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去中國化”實踐，但那只是屬於逆流和歧路，不符合中國文明大曆史的主脈走向，也得到了中國共産黨自身的深刻反思與實踐調整。      

　　就“雙重使命”而言，蘇聯共産黨曾經也承擔過，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造成了對國内國際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損害，甚至出現了“冷戰”的對峙格局及自身的結構性崩潰。蘇聯的“國際主義”成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馬甲和新衣，不僅在美蘇之間引發持久對抗，也在社會主義陣營内部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分歧與分裂，最初是1948年與南斯拉夫的决裂，後來是與中國的决裂，以及在東歐地區由干涉主義帶來的社會主義體系解體。歷史實踐證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命運共同體”建構是失敗的，不僅與資本主義截然對立而分裂世界，更在社會主義陣營内部謀求霸權及干涉權，造成制度剛性加大及崩解。蘇聯解體並非共産主義理想的失敗，而是蘇聯模式的失敗。也因此，不能經由蘇聯模式的失敗直接推導出中國模式的失敗。相反，中國在自身文化、歷史與民族經驗基礎上不斷推進着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既與資本主義世界實現一定程度的和解與合作，進入主流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也在内政秩序上引入市場經濟龢民主法治，探索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改革40年，經過鄧時代的“韜光養晦”與“不争論”和江、胡主政時期的延續及鞏固，中國的内外秩序已與世界主流體系産生了更大的兼容性及互利性，而經由“習近平時代”的五年結構性調整及十九大的戰略奠基，中國共産黨内外治理的哲學體系與制度框架更趨穩健及嚴密，絶非“蘇聯模式”可堪對標及解釋。相反，作爲“休克療法”之後元氣大傷的俄羅斯，却在普京時代努力重建國家威權、帝國秩序及適度模仿中國開展經濟建設和區域合作。   

　　總之，“雙重使命論”旨在重建中國的世界觀與全球治理方案，努力促成内政與外務的價值平衡及秩序通暢。中國本就是肩負偉大使命的天下主義文明帝國，如今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發展和超越帝國秩序的固有局限。中國共産黨本就是從世界中來，立足中國並長期爲中國人民服務而獲得成熟，今天則到了“到世界中去”的歷史時刻。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十九大開啓的“習近平新時代”是一個籌謀世界“新五百年秩序”的全球善治歷史新起點，是對1500年以來之西方“地理大發現秩序”的吸納、超越與整合。西方因“東方主義”的孤傲自負而呈現精神頽勢和全球治理困境，中國因接引共産主義及穩健地“中國化”而持續奮鬥、繁榮與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預示着中國共産黨“雙重使命”的歷史再平衡，也預示着新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之“中國時刻”的理念奠基與開闊前景。

　　孫保平：作者係澳門孔子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