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華文化在台灣的曲折發展

　　文化既包含物質層面的意涵，更重要的則是精神層面的意涵，包含瞭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個方面的内容。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創造的反映中國原始氏族社會晚期迄今社會經濟、政治、民族素質、民族特點的科學知識、價值觀念的物化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有機整體。”婁杰：《中華文化與祖國和平統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頁。

　　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變遷與祖國大陸的命運一直緊密相連。16世紀中葉後，在西方列强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台、澎地區多次受到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日本等國的侵擾，它們通過宗教和辦學等方式，壓制中華文化，但都没有太大效果。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1683年鄭氏政權歸順清政府，台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統一管轄之下，中華文化更加深入扎根台灣。

　　甲午戰争之後，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强佔台灣，由此開始了日本在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配合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推行“皇民化”教育，尤其是1937年以後，殖民當局在台灣强力推動日語普及運動，破壞台灣民衆的傳統習俗和信仰，台灣傳統試圖徹底改變台灣民衆的文化和國家認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遭到許多台灣同胞的扺制和反抗。日本戰敗投降後，“皇民化”政策隨之終結，但也留下了不少後患。到1945年，600多萬台灣民衆中，80%以上會讀寫日文。有近五萬台灣人在日本的殖民體系中任職，加上他們的近親，總共有大約30多萬台灣人在生活上依附於日本總督府轄下的各級機關或民意機構。李功勤：《中華民國發展史》，台北：幼獅出版社2002年，第194-195頁。正是在這批人中，産生了李登輝、金美玲等一批對殖民統治充滿懷念、帶有濃厚“日本情結”的人，他們蔑視中國，詆毁中華文化，阻撓兩岸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台灣光復以後，台灣民衆懷着强烈期待重新投入祖國懷抱。但由於當時整個中國依然處於動盪和戰亂，台灣民衆最初的“光復”體驗很快在“二·二八”前後的社會動盪中遭遇了新的挫折。國民黨主政台灣後，一面開展“再中國化”的文化教育，一面在“反共”的背景下，在島内實行嚴苛的高壓統治。這就使得台灣長期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努力與“反共”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也給後來兩岸合作共同推動中華文化帶來一定的困難。

　　二、台灣“本土化”背景下對中華文化觀念的解構

　　1980年代後期，台灣加快了政治轉型的步伐。在政治“本土化”過程中，文化和價值觀念進一步多元化，中華文化的根基不斷受到衝擊。在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主張“台獨”的政治人物和學者極力推動“去中國化”，質疑“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概念，加緊建構台灣本土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在這個過程中，“新台灣人”、“台灣生命共同體”等概念不斷出現，並在文化教育等領域轉化爲實際的政策行爲，不斷“重構”和扭曲台灣和兩岸關係的歷史，對台灣民衆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産生了嚴重衝擊。比如，有的獨派學者提出，“我們目前應該做的，應該不只限於提出台灣獨立的訴求。而是以一個運動的方式，促成民族認同的形成：包括發掘民族的歷史，‘在合理的範圍内’重構民族的歷史、民族的驕傲等。這當然需要時間。然而民族認同的形成本來就需要時間。”吴乃德：《國家認同龢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决》，輯於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年，第29頁。

　　在獨派學者的叙述中，中國文化根本不是台灣文化的主體；他們强調的是台灣文化的多元性。比如，鄭欽仁講，“（台灣的）現代文化具有她的特色，一方面是自大陸移植而來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外來的世界性文化，兩者互相交織而成的。在形成現代文化的過程中，兩者或互相影響，或摻雜并存，或互相融合而渾然一體，成爲現代文化。”鄭欽仁，《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台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年，第14-15頁。

　　也有獨派人士把台灣文化歸爲“海洋文化”，以區别於大陸文化。姚嘉文引用Oswald Spengler 《西方的没落》和Arnold J. Toynbee的《歷史研究》中的理論，認爲“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各地前後移入台灣地區的人民，因與原住民及東西洋國家血液及文化融合、滲透的結果，形成了新的民族，新的文化，新的社會。此地人民逐漸完成海國民族的生長歷程，具備海國民族的特質”。姚嘉文：《南海十國春秋》，台北：大村文化1995年，第57頁。“海國民族”與“陸國民族”有許多不同的特性，其中包括對海洋看法的不同。姚嘉文這個説法這是典型的“台灣民族論”，與史明《台灣四百年史》的論調是一致的，只不過姚嘉文强調的是台灣文化的所謂海洋特性。正如黄嘉樹所言，這一套“屬文化主義”的台灣民族論，其實質是“地理環境决定論”。它無法解釋爲何同樣的地理環境，會有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更無法解釋“大陸國家”與“大陸國家”之間、“海洋國家”與“海洋國家”之間，爲什麽也會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在如今交通、通訊極度發達，世界範圍的人員、文化交流高度頻繁的時代，再來强調海洋、大陸文化的差异，實際上恰恰是封閉、僵化的思維形態。黄嘉樹：《兩岸風雲冷眼觀》，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

　　在以台獨立場對台灣文化進行重新解釋的過程中，中華文化的影響被人爲地降低了，相反，殖民侵略台灣的外國列强，都順理成章地被當作先進的現代文化，成了台灣文化現代化的功臣。

　　台灣的獨派學者對中華民族大加撻伐的時候，一些支持台獨的外國學者也在一旁煽風點火。他們對“中國”的存在本身就加以質疑。岡田英弘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認爲，根據1895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並不是中國。“當時的中國只是清朝的一個殖民地，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不存在的國家是不可能割讓領土的”，“將滿清視爲由滿州人爲帝的中國王朝是對史實的認知錯誤”。岡田英弘：“台灣的歷史認同和清朝的本質”，載《馬關條約一百年——台灣命運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年4月15日至17日) (論文集) ，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自由時報出版，第1-2頁。賣力質疑“中國人”、“中華”概念的日本人有司馬遼太郎。1994年他與台灣的李登輝對談時講：“漢民族的代表性王朝是宋和明，其他王朝皆由异民族所建立。古代的唐及元、清都是异民族。”轉引自曾祥鐸編著《李登輝批判》，台北縣：中華民族團結協會，1996年，第295頁。

　　就歷史文化的觀點來看，鄭欽仁、岡田英弘、司馬遼太郎等等這些人以純粹以血緣來質疑中華民族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台灣學者翁明賢和魏宇成就指出，雖然歷史上没有王朝以“中國”作爲法定的或正式的國名，但所有歷朝歷代統稱爲中國，“中國”是歷史、文化、地理與政治之綜合性詞稱；“一個中國”本身乃是一個變動概念，任何朝代或政權均無法單獨擁有或排斥中國。至於現代國家法律政治概念的“中國”，則是1911年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才有的。翁明賢、魏宇成：“建構一個分工的中國 ——從永續發展思索兩岸和平與中國未來”，“2000年國家安全戰略情勢評估：不對稱戰略思考與作爲”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2000年3月25日，見www.future-china.org )。 

　　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核心搆成要素。這方面，錢穆先生的見解很有啓發。他認爲，文化的中國也就是民族的中國。“中國從來是一個民族國家，一個民族轉成了一個國家，一個國家裏，只成一個民族，由中國人創建了中國。這種國家，乃由中國文化傳統、文化理想所産生。至於西方現代國家，如英如法如德，都只要做一個帝國的基礎，是一種武力國家。而在每一國家之内，也並不是只有一個民族。”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第24頁。因此，從文化的觀點講，中國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那麽如何看待异族統治時代呢？這個問題上，錢穆的觀點同樣很有啓發性。他講，“我們在歷史上也有亡國的時候，可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還存在，因國亡了還有家。”“一個一個的家，那是最堅强的打不破的細胞，潜伏在那裏，屹立在那裏。”“蒙古人跑進中國；中國政權又亡了，但中國的社會没有亡。社會怎麽没有亡？因有中國式的家庭。”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第26頁。其他時代，包括五胡亂華到南北朝、滿州統治等等，都是如此。在錢穆先生看來，中國的家庭，是中國文化的根基和生機所在，而不是導致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罪魁禍首，而這個中國文化核心的“家”的文化，正是維係中華民族幾千年綿延不墜的最主要原因。

　　在政策上，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到現今的台獨勢力，他們致力塑造區别於中國和大陸的“台灣認同”，打着本土化的旗號，要求大家既然“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就必須“愛台灣”，因爲熱愛共同生活在其中的土地，是誰也無法反對，實際上則包含着“去中國”甚至“去中華”的危險用心。李登輝利用了台灣本省籍民衆長期以來對外省人把持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不滿情緒，把台灣民衆要求政治民主的主張，扭轉成國家認同上的“本土化”，以“新台灣人”、“台灣生命共同體”等口號作爲推進政治台獨的文化基礎。在李登輝的眼中，民主化本身只是一個手段，“本土化”才是主要的目標，所以他講，“台灣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標？簡單來説，就是‘台灣的本土化’”，“長久以來，台灣人民都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政權。因此，‘自主’應該是台灣民主化所應致力實現的目標”。李登輝、中島嶺雄：《亞洲的智略》，駱文森、楊明珠 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5頁。而且他認爲，“認同的追求，是主導未來台灣政治發展的中心議題”，李登輝、中島嶺雄：《亞洲的智略》，駱文森、楊明珠 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6頁。所以他强迫大家必須做“新台灣人”，“國民的‘台灣意識’愈强愈好”。古森義久：《我的台灣，我的人生：李登輝訪談紀要》，台北：中央日報社1998年，第23頁。在這樣的戰略思維之下，中華文化自然成了貶低和打壓的對象。

　　三、過度“本土化”立場下部分台灣精英對祖國大陸和中華文化的錯誤認知

　　與台獨政治立場相應的是民進黨和其他獨派人士對與祖國大陸和中華文化的種種錯誤認知，這些錯誤認知有誤讀的因素，也有部分可能是出於政治目的的刻意扭曲。比如，姚嘉文從大陸和海洋文化的差异出發，推演出中國南北必將分裂的結論。他認爲，“北方海洋化的速度遠不及南方，而其所遭受的阻力又大，整個中國全國無法齊一前進，現代化政策受阻，南方不耐，只有各奔前程”。姚嘉文，《南海十國春秋》，台北：大村文化1995年，第57頁。他還引用他自己的所謂政治預言小説《台海一九九九》中“南方人”的話：“我們不脱離北方，就無法阻止像南水北調這種工程”。姚嘉文，《南海十國春秋》，台北：大村文化1995年，第69頁。作者是把自己的一套思維框架强加到北方、南方這兩個地理名詞上面去，而看不到中華文化對整個中國發揮的巨大凝聚作用，其結論當然是荒謬的。用南北差异的觀點來看台灣和大陸的關係、並把台灣作爲南方的代表，這樣的學者還有不少。1991年6月在香港舉行的第十二届亞洲歷史學家協會年會上，林碧照發表一篇關於兩岸關係的論文，爲台北的“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作一番辯護。其理由是：雖然台北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但台北需要經濟空間的政治條件；而大陸方面，雖然在國際上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要鞏固政治地位則需要提昇經濟發展水平，因此需要政治空間的經濟條件。他認爲，“純粹以人口和面積來計算，台灣與大陸是不對等的，但是台北的經濟活動範圍，尤其是貿易、金融、海運和西太平洋發展的角度去考慮，雙方是對等的。如果把港澳地區也計算在内，經濟政治力量的區分幾乎就是南北的對峙。”林碧照，“争取經濟空間的政治條件——從兩岸關係論台北的外交空間”，［台］《問題與研究》第30卷第7期(1991年7月)，第9頁。基於這樣的自信，台北是把發達國家作爲外交突破的重點，希望北京不要反對台北加入國際貿易組織，或者提昇與工業國家的關係。林碧照，“争取經濟空間的政治條件——從兩岸關係論台北的外交空間”，［台］《問題與研究》第30卷第7期(1991年7月)，第6頁。

　　四、加强交流合作，鞏固兩岸共同文化根基

　　民進黨上台後，兩岸關係正進入新的轉折階段。在文化政策上，民進黨當局打着“本土、多元”的旗號，繼續推行“去中國化”的政策，試圖割斷台灣和祖國大陸歷史文化的血脈聯繫，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衕，但其危害是十分嚴重和深遠的。當前，中華文化在祖國大陸各個階層均受到高度重視，中華文化在海内外正形成發展復興的新機遇。就兩岸關係而言，我們應繼續維護海峽兩岸交流渠道的暢通，推進多層次的兩岸文化交流，讓兩岸同胞應携起手來，共同扺制“文化台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8-239頁。兩岸的教育學術界、新聞傳播界以及各階層應加强交流合作，在交流中增進對中華文化的共同認同，减少相互之間的錯誤認知，築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文化根基。

　　陳開和：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