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生産網絡談兩岸命運共同體

　　“生産網絡”是新經濟地理學用來探討産業發展和經貿往來空間分佈情形的重要概念。國際貿易的常識告訴我們，國家與國家或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由於要素禀賦不同，依據比較優勢互通有無，彼此都能獲利，因此形成了國際之間産業分工和相互貿易的需求。過去，這些分工和貿易主要出現在最終的消費品上，1990年代以來，隨着全球化擴大加深，有越來越多的産業和産品，被分割爲細緻的工序和零部件，分散在不同的國家生産和組裝，形成了供應鏈上産業内乃至於産品内的跨境組合。我們如果把這些供應鏈攤開在地圖上，觀察其中要素流通和産業群聚的地理分佈情形與交織串聯狀况，就得出了生産網絡的分析。Dieter Ernst,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System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Vol.11, No.6, pp.497-523.；Jeffrey Henderson, Peter Dicken, Martin Hess, Neil Col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9, No.3, pp.436-464.；Peter Dicken, 2003.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雖然通訊和運輸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産網絡涵蓋的地理範圍得以大幅擴張，但是，運輸成本、靠近市場、和集聚效應等等考慮，則會限制擴張的幅度，并且促使生産要素流動出現地理集中現象。從全球格局來觀察跨國生産網絡的分佈，可以發現到區域化的走向，同時，主要形成了歐盟、北美、以及東亞這幾個比較顯著的區域生産網絡。Mitsuyo Ando and Fukunari Kimura, 2003.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East Asia (Working Paper 10167).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 3.其中，與海峽兩岸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東亞（區域）生産網絡。

　　東亞生産網絡的核心或樞紐原本是由日本擔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亞地區的産業發展曾經出現過“雁行模式”的現象，就是工業先進的日本，先將本身的夕陽産業向韓國和台灣移轉；韓國和台灣産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再將夕陽産業向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移轉。這種由日本扮演飛行雁陣中的領頭大雁，向兩旁小雁做産業梯次移轉的過程，曾經是理解東亞地區産業發展脈動很好的視角。Knanme Akamatsu, 1962.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Issue Supplement 1, pp. 3-25.

　　不過，由日本擔當東亞生産網絡龍頭的情形，在進入21世紀之後産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要脈動是，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推進，龐大的市場規模、相對低廉的勞動力供應、不斷改善的基礎設施、和政府産業政策的强力支撑，搭配上産品供應鏈細緻化程度加深，零部件貿易份額增長，以及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成立自由貿易區，東亞生産網絡在全球經濟舞台的份量不斷加重，逐漸成爲各個區域經濟板塊中，參與成員最多、生産品項最廣、創造價值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生産網絡。同時，在這個生産網絡中，中國大陸的份量不斷上昇，日本的份量逐步下降，整個運作的樞紐或核心，逐漸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大陸。吴湘寧：《東亞區域合作分析─中國信息通信技術産業發展與東亞區域生産網絡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喻春嬌：《中國在東亞生産網絡中的分工效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從生産網絡的視角出發，當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産品供應鏈邁向跨境布局的時候，有需要在境外成立工廠，或者有需要在境外找尋合作伙伴的廠商，很自然地會先往地理距離鄰近、要素供給充份、市場規模够大，因而在生産和銷售上具有優勢的地點移動。順着這樣的邏輯來看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産業合作與經貿往來，我們發現，地理距離鄰近的先天條件和産業集聚成形的後天配套，爲兩岸的産業合作與經貿往來提供了相對有利的基礎。

　　兩岸之間雖然隔着台灣海峽，但是，距離不遠。隨着兩岸直航開啓、大陸交通設施改善、以及大陸物流業進步，兩岸之間要素流通與組合的運輸成本得以降低，可以串聯出具有競争優勢的生産網絡。同時，台商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已經形成了産業集聚的現象，發揮了相互支持和規模效益的功能。近年來，這些集聚中競争力較强且積極性較高的台灣廠商，配合大陸經營環境的變化和官方政策的導引，邁開了移轉或者擴增生産據點的步伐，在大陸其他地區或城市建立了更多的産業聚落，使得許多台商得以擴大生産規模，成爲全球性的大廠。

　　换句話説，基於地理距離鄰近可以降低運輸成本，産業集聚會發揮規模效益和産生路徑依賴作用，再加上大陸的市場規模龐大、經濟增長快速和基礎設施改善，台灣的企業在進行跨境布局時，優先考慮連結大陸，本是順理成章之事。同時，大陸本身也培養出了許多世界級的大企業，有能力主導産品供應鏈的串聯，它們在組合産品供應鏈時，也會考慮到運輸成本和集聚效應，因而對於台灣特别青睞。這就解釋了爲什麽台灣的出口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銷往大陸，並在近年來每年享受到超過千億美元的對大陸貿易順差。如果没有對大陸貿易的順差，台灣每年得承受五、六百億美元的逆差，經濟成長的動能將會大幅萎縮。

　　所以，從物質文明建設的脈絡切入，情勢很清楚，就是海峽兩岸在産業分工和經貿往來上呈現出高度的要素互補，合則兩利，離則兩傷，當然，傷的程度，台灣遠遠超過大陸。也就是説，由於大陸可以提供台灣最豐沛的互補要素，再加上市場規模龐大、成長力道强勁，台灣經濟最好的出路就是抓緊大陸經濟成長的勢頭，善用大陸市場的互補要素，兩岸携手，賺全世界的錢。舍此不由，妄想繞過大陸市場搞什麽“新南向政策”，只是舍本逐末，浪費資源，得不償失罷了。生産網絡的視角告訴我們，兩岸基於先天條件和後天形勢的支撑與約束，需要在物質文明建設上融合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二、從社會網絡談兩岸命運共同體

　　除了從生産網絡的視角可以看出台灣需要和大陸共同構建物質文明的命運共同體之外，我們還可以從“社會網絡”的分析看出海峽兩岸構建物質文明命運共同體的利基所在。

　　在産業分工和經貿往來的布局中，廠商選擇落脚點或進行供應鏈串聯之時，除了考慮運輸成本之外，還需要考慮交易成本。在生産網絡的分析裏，運輸成本和規模效益的影響獲得了比較多的注意，交易成本的問題相對隱而未顯。就此而言，新經濟社會學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觀點，幫助我們瞭解社會文化因素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

　　新經濟社會學認爲，經濟活動是鑲嵌在社會結構或社會制度中的，這些活動牽涉到個人、角色、群體、以及組織等等多層次社會單位之間的關係模式，要分析這些關係對於經濟運行的影響，就必須要發展出分析這種關係的工具，“社會網絡”就是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分析工具或切入視角。Mark Granovetter, 2002.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in Mauro Guillen, Randal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ed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pp. 35-5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從社會網絡的視角看産業分工或經貿往來，生産網絡的串聯除了受到地理條件的導引與限制外，也會受到社會文化和人脈連結的影響，進而决定買賣是否能達成，以及其中交易成本的高低。即便是在講究成本效益的資本主義現代市場中，經濟活動還是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裏，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談起生意，總是比同個社會文化背景的人要麻煩些。所以，當我們理解經濟活動時，不能忽略掉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社會文化因素對於經濟活動或産業發展會産生什麽樣的影響？最主要的影響就是交易成本的高低。做買賣的雙方如果語言不通，做事習慣不同，完成交易所支付的信息搜集和溝通協調的成本就會比較高。海峽兩岸由於同文同種，没有語言文化上的障礙，兩岸做生意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的支付，這是兩岸之間進行産業分工和經貿往來的利基。同時，由於語言文字相通，海峽兩岸可以在互聯網上形成没有空間和文化障礙的互動關係，更進一步减少地理距離的影響。於是，台灣企業在産業分工和經貿往來上，自然會産生與大陸連結的偏好。

　　除了强調經濟活動的社會文化鑲嵌性之外，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還認爲，人類社會實際的經濟活動或交易行爲，並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那樣，發生在抽象的利伯維爾場當中，循着邊際效用遞减的法則，找到産品適當的價位和供應量，達到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平衡。新經濟社會學認爲，經濟活動實際上是鑲嵌在一張張的人際關係或社會網絡裏，人際關係的串連或社會網絡的運行則會受到文化背景、制度規範、地理範圍和交友情况等等因素的影響。Mark Granovetter,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91 (November), pp. 481-510.

　　從這樣的視角切入，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岸經濟社會關係的密不可分。自從蔣經國在1987年底開放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之後，特别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確定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路綫以來，大量台商和台干涌入大陸市場。這些台商和台干在大陸工作與生活所開拓出來的人脈關係和所積累的在地知識，形成了一張張的社會網絡。這些社會網絡搆成了一個個可以交换信息和聚攏資源的平台，這些平台爲兩岸推動産業分工和經貿往來鋪奠了基礎，有利於兩岸形成優勢互補的組合，携手賺全世界的錢。

　　所以，無論是從生産網絡或者是從社會網絡的視角進行分析，海峽兩岸在物質文明建設的脈絡上，都有着先天條件和後天形勢的堅穩利基，有利於營造兩岸一家親的命運共同體，携手賺全世界的錢，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實上，此種利基還可以進一步轉化爲兩岸構建精神文明命運共同體的動能，讓海峽兩岸不只在物質文明建設上可以互利共贏，還可以在精神文明建設上心靈契合，復興中華文化就是引發和增强此種動能的主要途徑。

　　三、復興中華文化與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

　　21世紀以來，在全球化的大潮流趨勢中，逆全球化的事件或阻抗力量也紛至沓來。從911恐怖攻擊事件，到金融海嘯，再到英國脱離歐盟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美國爲人類社會制度最後歸趨的“歷史終結”論，不斷被挑戰和否证。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反而是他的老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强調各大文明矛盾的“文明衝突”説，似乎更符合世界情勢的變化。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特朗普上台後，以“美國優先”和“使美國再次偉大”爲要求，所采取的貿易保護行動，特别是對中國大陸發動的貿易戰，更讓人類世界陷入了紛亂局面。

　　幸好中國大陸並没有因而被牽引到錯誤的響應方式和發展方向。就在川普上任的稍早幾天，2017年1月17日，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撑起了自由貿易的大旗，呼吁世人不要錯誤地解讀和不明道理地反對全球化。在論壇的主題演講中，習近平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爲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爲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强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以及各國人民交往。他承認，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經濟全球化像是一把雙刃劍，在全球經濟下行的時期裏，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都會加深，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會感受到壓力。然而，這些都不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對經濟全球化的理由。

　　習近平認爲，經濟全球化雖然帶來了新問題，但是不能就此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地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的走向。他建議世界各國，要采取主動作爲和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能够更多地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再平衡；同時，要順應大勢、結合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另外，則是要講求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習近平强調，中國堅决反對保護主義。他認爲，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瞭風吹雨打，但也隔絶了陽光和空氣，打貿易戰的結果只會導致兩敗俱傷。所以，中國會積極營造寬鬆有序的投資環境，放寬外商投資準入，建設高標準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强産權保護，促進公平競争，讓中國市場更加透明、更加規範；同時，中國將大力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談判，構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而不是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

　　習近平呼吁的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的相處對待之道以及其中開放包容的精神，有着中華傳統文化深厚的底藴，是“行王道，施仁政”的孔孟之道，也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中，期勉中國人在國家富强之後，要做“王道的干城”，不做“霸道的鷹犬”之主張。我們相信，只要中國大陸能够如習近平所説，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爲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然後，透過孔孟之道的發揚，采取兼容並蓄、和而不同、互利共贏的對待之道，大陸將有機會統籌國内和國際兩個大局，走出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爲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構建出和諧共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海峽兩岸同文同種，没有語言文化的障礙，共同享有中華傳統文化豐富的寶藏，當然更容易營造出精神文明的共同體。問題是台灣緑營或獨派的政治人物不願認同中華民族共同的血脈相連和文化傳承，不肯承認“九二共識”，一心想要透過文化台獨和柔性台獨的小動作，不斷往漸進台獨的道路迂逥前進，讓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横生枝節。

　　不過，我們已經從生産網絡和社會網絡的分析看得很清楚，台灣不可能繞開大陸市場找到足够的成長動能，這是經濟規律。這項經濟規律不會因爲政治操弄而轉彎，台灣的政客如果違背經濟規律，就得付出經濟代價。進入21世紀之後的台灣之所以淪入“悶經濟”的困境，成長遲緩，景氣低迷，就是因爲不願順應經濟規律，不敢大開大合地與大陸展開産業分工和經貿往來，以至於成長動能不足，只能困在“悶經濟”裏往下沉淪。所以，不願和大陸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台灣，不會有成長的動能，不會有光明的前景。

　　四、結語

　　今年2月28日，由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聯合其他29個中央黨政機構，發表了《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惠台31條》”。這是依據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表示要“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以及逐步給予赴大陸的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同等待遇”之後，大陸有關單位奉行指示的具體動作。這一方面讓我們見識到了習近平“言出必行”的領導風格，另一方面也讓我們體會到大陸對台工作的信心與大氣。

　　“惠台31條”操之在我地對台灣同胞開放大陸市場，給予同等待遇，讓台灣同胞優先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對於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有利於構建物質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如果進一步，再大力復興中華文化，做到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必然會在兩岸之間形成心靈契合的融合力量，有利於構建精神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我們相信，以物質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作爲依託，精神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將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具體行動中水到渠成，並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偉大貢獻。

　　龐建國：作者係台灣競争力論壇學會理事長、中國文化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