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光中的高雄詩篇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他的創作經驗及其鄉土與民族相通相連的文學觀，值得總結。高雄是餘光中創作、教學與生活的故地，將成爲華人藝術勝地，成爲兩岸文化交流的新地標。 

　　一

　　餘光中教授是享譽華人世界的大詩人，又是扎根高雄市的在地詩人。他的高雄詩篇將歸結於中華文化寶庫，其創作經驗及關於鄉土與民族相通相連的文學觀，值得總結， 一九八五年初，中山大學創校校長李焕邀請餘光中到高雄，出任該校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研究所所長。餘光中愉快地接受並公開表明：“我來高雄，不是來享受文化，而是來開墾文化，我是歸人，不是過客。”當時，《中國時報》副刊是作家“必争之地”，餘光中却停掉他在該報開的專欄，轉而爲高雄在地的《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開“山海經”專欄。 

　　從此，餘光中以高雄人自居自傲，他盛贊南台灣的山海風光和淳檏民風。他説：相對於台北的陰抑，我已慣於南部的爽朗。相對於台北人的新鋭慧黠，我更傾向於南部人的鄉氣渾厚。餘光中在高雄生活了32年，發表了三百首詩，内容豐富包括：山水、物産、時事、環保等。 

　　時事詩有《敬禮，木棉樹》，對木棉擊敗玉葉金花、木蘭，高票當選高雄市市花表示祝賀。也以市花的競選對比政治上的競選，對賄選大加針砭——這才是美麗的選擇/不駡對手，不斬鷄頭/要比就比各自的本色/紅仙丹與馬櫻丹/黄槐與木蘭/把路人引誘過來的/不是紅苞，（詩人在詩後記註明，紅苞是“紅包”的諧音）是紅葩/你最生動的競選演説/是一路燒過去/滿樹的火花……。還有《拜託，拜託》、《深宵不寐》、《海外看電視》、《白孔雀》、《無緣無故》、《讀唇術》、《同臭》、《深呼吸》、《飛越西岸》、《秋後賴帳》、《夜讀曹操》、《高爾夫情意結》（三首）等詩歌。這些詩歌，有對政治作秀嘴臉的勾勒，對媒體炒作喧鬧的厭惡，對多年來台灣政局動盪的不滿和不安。

　　環保詩有《控訴一支烟囱》、《警告紅尾伯勞》、《挖土機》，而不僅僅是標語口號，有奇想有妙喻警策。如《控訴一支烟囱》中將烟囱比喻爲“流氓”、“毒癮深重的大烟客”、“破壞朝霞和晚雲的名譽”，把整個城市當作私有的一只烟灰碟，詩歌發表後，高雄市議員曾以它在議會上質詢高雄市環保局。《警告紅尾伯勞》從遍地的捕鳥器談起，警告鳥類當心，以免在燒烤店裏被倒掛，只有“向反了的天空去尋找/遠在西伯利亞/不歸路那頭的家”。説挖土機，是貪婪逐利的象徵，“嗜土的樣子就像嗜血/那一排無可理喻的怪牙/只要一口咬定/就缺了一大塊風景”。它總是蠻横而且狰獰怪叫——“凡我到處，誰都擋不住……你要的風景嗎，還你！”一陣骨碌碌之後，吐出一大口泥沙……美，已從無奈的指縫/從合污的島國永遠失踪”。

　　1986年，餘光中爲木棉花文藝季創作主題詩《讓春天從高雄出發》，譜上曲合唱團演唱，希望文化的春季將高雄人民的正直熱忱勤奮檏實友善的民風由南向北傳向全台。他還與衆多詩人在高雄許願池畔舉辦“許願之夜”，率衆吟誦他的《許願》：讓所有的鳥都恢復自由/回到透明的天空/不再怕有毒的雲霧/和野蠻的烟囱讓所有的魚都恢復自由/回到純净的河川/不再怕骯臟的下游/發酵的河岸讓所有的光都恢復自由/回到熱烈的眼睛/不再怕僵硬的面孔/和冷漠的表情。

　　餘教授亦曾在我的墾丁天鵝湖湖畔别墅飯店裏，爲墾丁國家公園詩文攝影集作序，他説：“……在挖土機、擴音器、獵槍與烟囱之外，爲人、爲神、爲萬物保留一片清净的樂土……遊人徜徉其間，可以消閒度假，養性怡情。學者往來其間，可以觀察自然，研究生態……這世界，是萬物所同住，神人所共有，凡有生命的都有權利。讓草木鳥獸各得其所而生機無礙。讓我們以虔敬與感激的心情來愛惜這世界。所謂天堂，原在人間。” 

　　物産詩主要寫南部的水果，有十餘首。詩人説，這也是他詩歌的“本土化”，“島之南部，素有水果王國之美譽，一位詩人在齒舌留香之餘分筆頌歌一番，該也是應盡的本分”。 

　　山水詩更是杰作迭出。餘光中在中山大學的教授宿舍住了將近十五年。靠在陽台的欄杆上，就着書房的視窗，都可以越過鳳凰樹梢，俯眺船來船去的高雄港，把眼光放得更遠，越過長堤一般的旗津，浩闊海峽盡在望中。 

　　晴朗的日子，空氣純净透明，海闊天空，盡收眼底，最美的是目光盡處那一條水平綫，渺渺令人玄思無限，天和海在那裏交界，雲和浪在那裏匯合。海的輪廓，永遠不能讓人接近，更不能把它追逐到。但就是這樣一條欺眼的幻綫，可以無中生有地將遠方駛來的船隻淡出，也可以將出海離港的巨輪拐走。居住在海的隔壁，無壁可隔的隔壁，這裏的浪潮之壯，水平綫之玄，海上落日之美，還有氣勢宏偉的港和深宵低鳴的船笛。 

　　黄昏時分，落日成了美感的焦點，一切遐思和遠望的靶心，天蒼蒼海茫茫之中的遊目因它而定位。 

　　深夜，伏案寫詩，似乎只有孤燈相伴，汽笛一聲，貨輪進港了。詩人忽然體會到世界之大，還有人陪他醒着，分擔着他的寂寞，倍感温暖…… 

　　中國大陸有漫長的海岸綫，中國人自遠古時代就不斷地望海，出海，討海，從徐福探東海到鄭和下西洋。但仍以内陸文化爲正宗的漢族，海洋在文學中長久以來得不到應有的表現，雖然莊子有南溟的逍遥游，曹操有《觀滄海》，但都只是片斷。不比西方，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史詩，到康拉德和梅爾維爾的小説，海洋的壯闊神奇和種種令人莫測的性格都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 

　　餘光中的高雄詩篇具有開拓之功，他實地描摹海港的繁忙和海輪的出港： 

　　向那片盅藍巫藍又酷藍，無極無終/伸出你長堤的雙臂/一手舉一座燈塔/向不安的外海接來/各色旗號各式名目的遠船/吞吐纍累貨櫃的肚量/喫水深邃，若不勝長程的重載/遠洋的倦客踏波而來/俯仰更顛簸，歷盡了七海/進港的姿態却如此穩重/船首孤高，傲翹着懸崖/後面矗一排起重機架/樓艙白晃的城堡，戴着烟突/駛過堤口時反襯得燈塔/纖秀而小，像一對燭台/……/更外面，海峽的浩盪與天相磨/水世界的體魄微微隆起/更遠的舷影，幻白貼着蒙矇青/已經看不出任何細節了/隱隱是艨艟的巨舶兩三/正以渺小的噸位投入/衛星雲圖的天氣，衆神的脾氣。 

　　他寫海濤——是驟生也是殀亡的典禮/刹那的驚嘆，轉瞬的繁華/風吹的一株水晶樹/浪放的一千蓬烟花/爲何偏向頑石上長呢？/爲何偏向絶壁上開？/壯麗的高潮爲什麽/偏等死前的一霎纔到來……

　　他寫海岸——……遠方，是藍幽幽的天色/近處，是黑闃闃的地形/只有中間閃動着一片/又像是水光又像是時光/從一個吹笛的銀夢裏/滿滿地流來。 

　　他寫海邊黄昏的蒼茫時刻，寫西子灣邊的月色有异，也寫海峽阻斷而形成的思鄉夢境；寫高倍望遠鏡中的岬頭和石幾，精細而寫實；寫望海的遐思，抽象而縹緲： 

　　比岸邊的黑石更遠，更遠的是石外的晚潮/比翻白的晚潮更遠，更遠的/是堤上的燈塔、比孤立的燈塔更遠，更遠的/是堤外的貨船/比出港的貨船更遠，更遠的/是船上的汽笛/比沉沉的汽笛更遠，更遠的/海上的長風/比浩浩的長風更遠，更遠的/是天邊的陰雲。

　　此詩層層推進，由近（岸邊）及遠（石外晚潮——堤上燈塔——堤外貨船），由目及到聲聞，由聲聞到觸覺（長風）。長風之後回到陰雲，又由虚轉實，似乎技窮，誰知詩人憑空一翻，又寫出：比暗暗的陰雲更遠，更遠的、是樓上的眼睛全詩戛然而止。樓上的眼睛，是想象之物，又是實在之景，以此作結，妙在視點轉换，將望海人望海之景轉爲被遠方眼睛觀照之境。全詩簡潔而生動地呈現出一幅幅畫面，層層推進，逥環交叠，匀稱而不單調；最後一句，則主客易位，更具有一種巧結連環的意趣，引動一種交相投射的哲思。海天壯闊的場景，讓詩人怡情養性，讓詩人有壯闊與神奇可供筆下驅遣，詩人將高雄港，將南中國海，收入詩中，從此西子灣高雄港就爲詩人所有，爲詩人所有之後，也就爲天下的讀者所共有。 

　　這些詩歌及詩人參與和推動的一系列文化活動，都表明瞭詩人對高雄鄉土的深切而真摯的情感。 

　　二

　　餘光中是行吟詩人，行遍關裏關外，大江南北……新大陸他踹過三十多個州，五大洲他走過四十幾個國。但他更是鄉土的歌手，是閩南土著金陵子弟川娃兒，後來又成了台北街坊，香港山人，高雄西子灣永久居民，他是一個扎根鄉土大地有血有肉的中國人。 

　　餘光中是個自覺的鄉土詩人，一輩子都以他的鄉土情結爲榮。他感恩每一處撫育他成長的百姓和大地，他不斷地説，中國的鄉土社會是他未出娘胎的子宫，兒時的摇籃，成人後的床和枕。2018年5月，已知生命，在爲中央電視台《朗讀者》録制的節目中，他用蒼勁的嗓音，吟誦他的詩歌《民歌》，詩中展現了莽莽的黄土地孕育的這首“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的民歌。它自誕生以來，響徹華夏大地，“風也聽見/沙也聽見”。然後，從黄河到長江，不單是地域的擴大，而是展現了我們民族精神所經歷的艱苦悲壯的歷史行程，“魚也聽見/龍也聽見”，魚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而後又將筆觸伸入更高層次的生命，民族精神的傳統化爲個體生命，“醒也聽見/夢也聽見”。終篇是“有一天我的血也結冰/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哭也聽見/笑也聽見”。這個吟誦，作爲一個揮别的手勢，一個永恒的定格，讓億萬華人熱血澎湃，讓億萬華人聞之落泪。 

　　早在1972年，台灣鄉土文學論争汹涌展開的前五年，餘老就明確指出，相對於‘洋腔洋調’，我寧取‘土頭土腦’，此處所謂‘土’，是指中國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國感，而是實實在在純純真真，甚至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不裝腔作勢，不賣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濫用典故，不傚顰西人和古人，不依賴文學權威，不怕牛糞和毛毛蟲，更不用什麽詩人的高貴感來鎮壓一般讀者，這些，都是‘土’的質量，要土，索性就土到底，拿一把外國尺來量中國泥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2年以後，餘光中的鄉土經驗更加寬廣，鄉土情懷依舊濃烈，從少年時用川語寫《揚子江船夫曲》到過世前不久寫泉州老家永春荔枝，凡70年。在當今華人世界，像他這樣持久不斷地深入故國脚踏鄉土，不斷地將各種民間情景族群風物化爲詩文的作者，少之又少。 

　　一些提倡鄉土文學的文人，有太多“應該”的觀念而無深厚的觀察和體驗，他們的作品往往缺乏感人的力量，只是一種表態，或者流於一種姿態。對於這一偏頗，餘光中有清醒的剖析：“其實，爲大衆寫的作品，尤其是强調某些社會意識的東西，未必真是大衆喜歡的讀物，許多感時憂國或者爲民請命的作品，其實只有高級知識分子自己在讀，自己在感動。有些社會學批評家，自己寫不出雅俗共賞的文章來……他們强調的大衆化，恐怕也只是企圖使大衆接受他們認爲正確而健康的那一類文學而已。這種充滿革命熱忱的浪漫主義，真要貫徹的話，只恐既非文學，也非大衆之福。” 

　　三

　　對於四十年來台灣文化圈（包括台港澳的華人文化圈）内的中國文學，餘光中在《向歷史交卷》一文中强調了它的特殊性，他説：在台灣，平時與戰時的難以劃分，傳統文化與西方思潮的難以諧和，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價值脱節，大陸遷來海島的鬱悶心境和懷鄉情緒，二十年來（1950—1970）表現在作家的筆下，相激相蕩，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一種异於五四早期新文學的所謂現代文學。

　　現在，大陸也經歷着“傳統文化與西方思潮的難以諧和，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價值脱節”，兩岸文學交流也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兩種曾經被割裂的文學的融合。 

　　經歷了香港時期，加上改革開放以來多次大陸遊歷演講，與大陸作家會晤，餘光中對大陸文學和中華文學的歷史傳統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一九八九年，他在一部由十六位著名作家編選的文學大係的序言裏寫道：台灣的文學該如何定位呢？歷史到了目前的急轉彎大轉彎處，必然有人會着眼於它和大陸的血脈相連，夢魂相牽，也有人會着眼於它和大陸的時空相悖，境遇相違。

　　接着他回顧和分析了中國歷史上一些標榜地域特性的文學流派，以及在政體或種族上與漢族有差异的文學家。他指出：在當時，這種差异想必都頗重要，但放在中華民族的滚滚長流裏，久而久之，當然都同其逥旋而起伏了。

　　無論身在大陸，在台灣，還是在海外，只要能用中文寫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優秀作品，就必然成爲中華文學中的傳世瑰寶，這是餘光中所堅信的。當然，判定作品、作家乃至文學流派、文學運動的價值，必須放在更大的背景、更長的時間上來考察衡量，文學藝術的成就並不像科學或體育那麽容易鑒定，設定幾個指標，便一目了然。 

　　七十年代末期，有些作家以台灣爲一島嶼而感到孤立、氣餒；也有人説台灣囿於地理，文學難見偉大氣魄。餘光中不同意這些觀點，他反對因爲處於地域或政治的邊緣就患上文學自閉症。早在一九八〇年他就説過：島嶼只是客觀的存在，如果我們竟因此在主觀上强調島嶼的地區主義，在情緒上過分排外，甚至在意識上脱離中華文化的大傳統，那就是地區的囿限又加上心理的自蔽。他一直堅持這一觀點。 

　　同時，餘光中也反對因處於地域中心政治中心而自命爲文學主流，而將中心之外的文學貶爲支流。他認爲，台港澳及海外的杰出作家們總加起來，其分量未必比大陸輕許多。有四十年，文學在大陸陷入低潮或瀕於停頓，而此時，中華文化傳統却在台港澳及海外綿延不絶。他説：藍墨水的上游雖在泥羅江，但其下游却有多股出海。然則所謂中原與邊緣，主流與支流，其意義也似乎應重加體認了。

　　進入九○年代，在台灣，有一種勢力要極力否定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不願接受中國歷史，企圖割斷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血脈相連的關係。他們視中國文學爲外來文學。在這樣的氣氛下，誰聲明要堅持做一個中國作家，那簡直是負有“原罪”。 

　　餘光中説：在台灣，一位不識時務的‘中國作家’要承受兩方面的壓力，一面來自排斥中國文化、反抗中原霸權的‘文化鄉土化’；另一方面來自美國文學理論顛覆第三世界各民族傳統的‘文學國際化’。他也無奈地説過，當這樣一位中國作家來到大陸，他又被劃爲台灣作家，評論他的標準也常常是思想是否進步，有無愛國精神，能不能做人民的代言人。 

　　面對這種種壓力，餘光中一方面擁抱鄉土，一方面尋根大陸，放眼世界。他認爲，閉島拒陸或是坐陸凌島都是單向心靈，都是自閉自囿，都是用偏見、淺見隔絶兩岸文學心靈的活躍交流。 

　　筆者肯認，餘光中注重兩岸乃至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他不斷提倡和參與有助於光大中華文化、活躍藝術創造的交流。但他不會改變自己幾十年一以貫之的寫作立場，這就是，不唯此起彼伏的口號、主義馬首是瞻；而以中華文化爲本位，歌咏大陸山河，擁抱人民大衆，弘揚中華文化。

　　以“中國結”爲題的詩歌，餘光中寫過兩首。第一首寫於初到高雄，一九八六年三月。詩中有這樣的句子：這結啊已經够緊的了/我要的只是放鬆/却不知該怎麽下手/綫太多，太亂了/該怎麽去尋找綫頭……兩年後，他又作《中國結》，似乎已經爲“放鬆”找到“綫頭”。那就是脚踏實地，親近生活其中的大地，把握當下，以此緩解永遠的鬱結，沉重的心結。這一頭是島的海岸綫，曲折而纏綿，靠近心臟，那一頭是對岸的青山，臍帶隱隱，靠近童年。 

　　第二首《中國結》裏“心臟”和“臍帶”的比喻，已經表明瞭詩人對創作、對生活新的定位。所謂的家，不應只是祖傳的一塊地，更應是自己耕耘的一塊田。對於台灣成長的作家，台灣自然就是他們的家，這也許不是出生權，却一定是出力權。餘光中是這麽説，也是這麽做的。 

　　他又説，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地理的鄉愁固然可解，但文化的鄉愁依然存在，且因大陸社會的一再改型而似乎轉深。此時，他的鄉愁詩並不算多，却有了新的風貌。節奏放緩，感念沉潜，鄉愁不僅是故鄉的思念，故地的追尋，還是歷史文物和藝術精品中藴含的民族記憶。鄉愁已成爲一種看得見摸得着的現實，它就是脚下的土地和身旁的人群。 

　　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本土，是今人遠征的初始起點。一邁步，脚下已經開始離開本土了。由此可知，本土文化的生命在於延伸，與别人的本土碰觸、交接乃至融匯變异，由此不斷拓展，擴張自己的文化“領土”。 

　　筆者綜論，台灣乃至高雄，有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和特殊的文化經驗，以及建築其上的文化傳統。如果自戀自閉自溺，用减什麽或者去什麽來框定在地文化，在地傳統將日益狹隘終成窒息。餘光中用“加”甚至是“乘”來展示台灣在地文化的内涵與經驗，並没有消减了“本土性”。相反地，他使在地色彩有了民族鄉愁的重量，他的高雄詩篇擴張了台灣本土情懷，賦予它一種世界性的文學語彚。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餘光中創作、教學與生活的高雄，將成爲華人文化藝術勝地，成爲兩岸文化交流的新地標。我將盡地主之力，盡快實現這一理想。


　　林富男：作者係台灣藝術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