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是一個多事年頭。當年發生的許多事，成了120年還談論不完的話題，成了120年後的今天還必須研究的問題。1895年3月，嚴復譯的、或者説嚴復“做”的《天演論》開始在中國思想界流傳。也是在1895年3月，清廷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天演論》的底本是英國學者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赫胥黎在他的書裏描述和論述了世界進化的三種模式：宇宙過程、園藝過程和倫理過程。赫胥黎解釋説，宇宙過程指“在自然狀態中引起物種進化的過程”，其傾向是“調整植物生命類型以適應現時的條件”；園藝過程是“在人爲的狀態中引起變種進化的過程”，其傾向是“調整條件以滿足園丁所需要培育的生命類型的需要”。按照我的理解，日曬霜凍、風蝕蟲啄，草木因“天工”存絶有别，這是宇宙過程；温室育秧、棚架扶藤，瓜果緣“人事”碩大有加，此乃園藝過程。至於倫理過程，則是一個“情感的進化”與“社會結合的逐步强化”同步的過程。赫胥黎解釋説，人具有一種天賦的“自我肯定”的傾向（“簡單説來，就是只願意做他們所喜歡的工作，而絲毫不去考慮他們所在的社會的福利”），這種傾向的力量是“在與外界自然狀况的鬥争中取勝的基本條件之一，但是如果任其在内部自由發展，也就成了破壞社會的必然因素”。因此，赫胥黎主張用“情感”即人際關係上的“同情”來實行“自我約束”來加强社會結合。宇宙過程（物種進化）和園藝過程（變種進化）都屬於生物進化的範疇，倫理過程（社會進化）則是赫胥黎的發明。

　　作爲翻譯家，嚴復恪守“信、達、雅”的原則，他在《天演論·譯自序》裏説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信不誣也。作爲思想家，嚴復不用“直譯”、也不滿足於用“意譯”來表達他對赫胥黎的理解，他還用“復案”即嚴復的按語，痛快淋漓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因此，魯迅説“嚴復畢竟‘做’過《天演論》”。在嚴復“做”的《天演論》裏，或者説，在作爲嚴復論著的《天演論》裏，他徵引中國先哲班孟堅（班固）的話“不能（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將作”來表達他對赫胥黎倫理過程的理解，準確概括了赫胥黎的倫理過程。同時，正如輕鬆將譯述當做論述，嚴復輕鬆地將赫胥黎的倫理過程學説定位爲不是“吾家所寡有者”而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國貨”。至於倫理過程的兩個要點“情感”與“社會結合”，嚴復選擇的對應詞或者説同義詞是“感通”和“合群”。“感通”心靈契合也。1905年胡漢民在《民報》撰文指出：自嚴譯《天演論》之書出，“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即所謂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爲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

　　兹舉《天演論》在台灣的影響而言之。也是在1905年，台灣詩人連横《丙午除夕書感》有句曰“漫談天演論成敗”。其後連横又有“塵塵世界無公理，民族生存日競争”“合群作氣挽洪鈞，保種興王起劫塵”“世界入大同，進化循其軌”“天演太奇詭”“物競炎炎中，天擇存有幾”“合群力則强”“塵塵人物界，天演日開張。優劣無分别，吾生貴自强”“競争循進化，人治戰天行”等詩句涉及《天演論》的思想和術語。其中“合群作氣挽洪鈞”和“合群力最强”最可注意。“洪鈞”指天，杜甫詩有“氣轉洪鈞”句，《天演論》亦有“洪鈞既轉”語；“合群”即“社會結合的强化”，這是倫理過程學説的兩個要點之一。“合群作氣挽洪鈞”和“合群力最强”包含了“社會結合的强化”和“與天争勝”的思想。1907年，有“台灣哲人”之稱的李春生《天演論書後》出版。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品也有《天演論》影響的痕迹。例如，賴和的小説《鬥鬧熱》語涉“優勝”“劣敗”“競争”等；天游生的小説《黄鶯》有“我們是樂天安命主義的，也是個人主義的，全不懂合群的利益，怎樣的生存競争”的話。

　　胡適《四十自述》謂：“《天演論》出版以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瞭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戰屢敗後，在庚子、辛丑大耻辱後，這個‘優勝劣敗’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絶大的刺激。幾年之中，‘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誠哉是言也！胡適説得對，《天演論》“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包括風行到台灣；近代中國思想界從《天演論》接受了“優勝劣敗”“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嚴譯術語，接受了“與天争勝”的競争和抗争意識、“怵焉知變”的危機和改革觀念、“自强”“合群”的團隊精神。胡適《四十自述》談的是他少年以後親歷的情形，對其幼年的發生的乙未（1895）大耻辱並未提及。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簽訂、四月十四日换約生效的《馬關條約》是中國積貧積弱、國運衰敗的大暴露。約之第二款將“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列進“劃界以内”，“永遠讓與日本”，是爲割地條款。

　　我要指出，在這割地條款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美麗的土地上的台灣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1895年初四日，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黄宗鼎、羅秀蕙“取具同鄉京官”台灣進士葉題雁、李清琦“印結”，向都察院上書，扺制《馬關條約》，其文乃以“台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棄以予敵”爲主題。

　　我還要指出，我們也有歷史教科書的問題。“《馬關條約》簽訂，中日戰争結束”的説法就是一個問題。1895年3月23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人民起而組織義軍，孤軍奮戰，扺制日本侵略軍，直到1895年九月初三日台灣全島淪陷。“忠勇可用”的台灣人民將中日戰争延長了5個月又10天。台灣詩人洪棄生的《台灣戰紀》（又名《瀛海偕亡録》）詳記了台灣人民歷時5個月又10天的英勇鬥争。《台灣戰紀》的第一個刊本是北京大學出版部印行的。棄民和孤軍的歷史遭遇，在台灣地方史也在台灣在地人心中留下抹之不去的傷痕。1895年以後每一個年頭每一個年代，台灣人民不得不面對種種特殊的歷史遭遇。對此，我們當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舉例言之。《馬關條約》换約生效的1895年4月14日是新歷5月8日。日據台灣當局將1897年5月8日作爲“台民去就”的最後期限，愈此期限仍留居台灣者即被動地喪失中國國籍、被動地取得日本國籍。有些人離開了台灣，更多的人離不開台灣。當我們説離開了台灣是“耻爲异族之奴”，離不開台灣的人不也“耻爲异族之奴”嗎？離開了台灣的人和離不開台灣的人不是有着相同的苦楚在心頭嗎？

　　日人據台以後，尤其是1937年以後，日據當局要求台灣人民改用日本姓名。某些人改了，更多的人不改。當我們説某些人有日本姓名，我們能説明什麽呢？對於改名换姓的故事，我們難道不應該多一些瞭解和理解嗎？

　　1949年以後，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大陸同胞和台灣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環境之下，兩岸同胞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更加顯得重要。

　　現在回到《天演論》的話題上來。在嚴譯術語裏，“優勝劣敗”“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確如胡適所言成了“熟語”和“口頭禪”。然而，“感通”一語是引用率最低、影響因子最小的。質言之，赫胥黎倫理過程學説關於用情感來强化社會結合的基本論點不被看重。魯迅曾以“沙聚之邦”和“一盤散沙”來描述近代中國社會的情感危機：人際冷漠、麻木、不善感通。五四時期，凡是正面宣揚“愛的哲學”和情感力量的作品如冰心的作品，凡是正面揭露人際隔膜和情感危機的作品如葉聖陶的《隔膜》和魯迅有關“圍觀”場面的作品，都成了名篇、都擁有很多讀者。赫胥黎關於强化社會結合和用情感來强化社會結合的基本論點，或者説，《天演論》關於“合群”和“群道”由“感通”而立之説，頗切合於近代中國的社會實際，但它只是部分地引起部分中國思想家的注意。《天演論》問世120年後的今天，“感通”終於以其對應詞、或者説同義詞“心靈契合”成爲兩岸同胞的“熟語”和“口頭禪”。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先生説：“我們追求的國家統一不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的歷史遭遇和不同的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願意用真誠善意和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同時，台灣同胞也需要更多瞭解和理解大陸13億同胞的感受和心態，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和追求”。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是祖國統一的步調和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