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尋中國未來發展之路，需要認真回顧中國過去的歷程，至少，要從晚清以來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研究。國家何以强盛，民族何以復興？作爲跨越國、共兩黨的歷史人物孫中山先生，其思想對今天中國的現代化路徑探索仍具有現實意義。

　　一

　　1924年12月，一支3000人的軍隊從廣州黄埔軍校出發，一舉擊敗了擁兵萬餘的洪兆麟部主力，把陳炯明趕出廣東。而此時距離這支獲勝軍隊的成立僅僅6個月。當一群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會聚在廣州這個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並立志以軍事學習建立一支挽救中國命運的新型軍隊時，軍閥範石生曾經十分不屑地當面奚落軍校校長蔣介石：“你在黄埔辦什麽鳥學校，你那幾根吹火筒，我只派一營人就可以完全繳你的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黄埔軍校》，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68頁。然而，範石生錯了，這支學生軍不僅打敗了陳炯明，還越戰越勇，以寡勝多打敗了孫傳芳、張作霖、褚玉璞、張宗昌、吴佩孚等軍閥。創辦黄埔軍校的人也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這支軍隊的戰斗力爲何這麽强？主要原因在於這是一支不同以往的以意識形態凝聚軍心的新型軍隊。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黄埔軍校開學典禮上，即以“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爲題訓話。何謂“高深的學問”？其主要内容就是旨在救國救民的孫文學説。

　　孫中山早在1905年就在《民報》提出“三民主義”這一名稱，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又吸收了社會主義、科學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王爾敏就認爲其中的“民生主義”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社會制度。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華世出版社1976年，第18-19頁。這一學説受到當時一批接受新文化思想的青年人的歡迎。據羅家倫回憶，黄埔軍校的許多學生都是因爲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來參軍的。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第43頁。這種新文化的一個重點就是法國大革命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而孫中山不僅對法國《人權宣言》推崇備至，還將“自由平等博愛”等同於“民族民權民生”。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二講）”，載《國父全集》（第一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年，第80頁。孫中山認爲，“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296頁。正是這種新型的國民革命的精神，號召了熱血青年投入開創一個充滿自由、平等、博愛新中國的洪流中。國民黨元老鄒魯回憶，當時大量學生因信仰三民主義而投身國民革命，國民黨出現了吸收青年人入黨的高潮。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鄒魯全集》（三），三民書局1976年，第303-304頁。

　　然而，腐敗專制的清政府是被推翻了，但民國建立之後，國家秩序却陷入混亂之中，尤其中央政府權力不張，地方各自爲政，相互争鬥。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存在兩種力量，“一種是力求實現共和保全民國，一種是要行中央集權以恢復秩序”。王人博：《中國的近代性（1840-1919）》，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66頁。在孫中山看來，如果有人假借恢復秩序之名而行復辟帝制之實，則爲歷史潮流所不容。對於“反滿”革命與推翻帝制的關係，孫中山説得很清楚：“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説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説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其分作兩次做”《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頁。

　　二

　　一個國家，有了“共和”之名，如何進一步實現“共和”之實？對此，孫中山認爲應該要落實“民權”，也唯有落實民權，讓人民真正以“主人”而非“奴僕”心態看待自己的國家，這個國家才能真正地强大起來，才能成爲真正意義上的republic。孫中山説，“今日欲維持民國，須於地方上開通民智，振起民氣，使知民國乃以人民爲主人，使各地人皆知盡主人之義務，則國事乃有可爲也。”《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0頁。這種民權思想不同於中國古代傳統的“民本”思想，因爲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魏征《諫太宗十思疏》）中對“民”的重視，從文獻原意看仍然是一種統治階層精英視角下的看問題，並非允許普通老百姓獲得現代意義上的民權。

　　如果説在一個新型國家中人民應該有權是個不争的真理，那麽如何行使手中的權力，則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技術性問題——這一問題對今天的海峽兩岸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在這一問題上，孫中山認真地分析了中國人的傳統國民性與政治運作的現實，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綫圖。而這一路綫圖的一個兩座基礎是孫中山的“性三品”説。孫中山認爲人分爲“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的“不知不覺者”，前者引領後二者，但三者應協力合作，“如果没有先知先覺，便没有發起人；如果没有後知後覺，便没有造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覺，便没有實行的人”。《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24頁。孫中山在1921年説，“中國奴制已經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得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没有辦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這就是我用‘訓政’的意思”。《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00-401頁。有學者研究指出，中國自古以來較爲成功的“維新”變革，都不是斷裂式的革命，而是包容性的改良、連續性的變化和發展。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9頁。孫中山是個接受了大量西方思想的革命家，但同時也是個十分重視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的領導人，甚至有學者認爲，“應該説，近一百多年以來，國家領導人最重視道德傳承轉化的，第一個就是孫中山”。陳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國學流變與傳統價值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24頁。孫中山提出了“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孫中山去世後，民國政府在"八德"之外又加上管仲的“四維”（“禮義廉耻”）作爲國民教育之根本。認爲應該先弘揚道德、開發民智、教育人民，然後再一步步開放政治權力給老百姓以落實民權，實現憲政。今天中國大陸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强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於“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在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29/c40531-25360483.html從這個方面看與中山思想一脈相承。

　　三

　　現在海峽兩岸都追求經濟發展，追求GDP效應，這本無可厚非，但物質與經濟不是萬能的。國民黨從大陸敗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無真正踐行中山思想，是否背離了中山先生的精神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人没有照顧到廣大基層人民尤其是占中國人口絶大多數的農民的經濟利益；雖然提倡“四維八德”、“新生活運動”等，但没有真正做到讓人民德化歸心。

　　我們今天講如何争取台灣民心以實現中國統一時，常常會引用當年鄧小平的話：“中國最終要統一。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决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鄧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頁。這些年大陸的經濟是進步了許多，對台經濟優惠措施也實施了不少，但似乎並未争取到更多台灣民衆心向統一。於是，對台學術界不少學者這些年非常强調“文化”“文明”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並多次引用孔子的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那麽，如何修文德？孔子整句話説的是“丘也聞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也就是説，要使“遠人來”，首先自己要做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可以説，在中國大陸建構一個貧富差距不大、和諧安康的社會，對推動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乃至實現中國最終統一至關重要。此外，社會上頻頻出現的道德沉淪現象也應引起我們足够重視。100年前，中山先生説，“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誠哉斯言！


　　嚴　峻：作者爲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