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從衝突到和解，再由和解到衝突，似乎已成爲兩岸不可逆轉的互動模式，因爲台灣執政黨的更迭，使得原本兩岸能借由和解，再進一步到“命運共同體”的期待又回到和解前的“冷對抗”。《社評——冷對抗時代的兩岸危機管理》，中時電子報2016年6 月6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06000800-260310的確，審視當前的兩岸關係，猶如雲霄飛車般的跌宕起伏。之前，在馬英九執政時期的積極努力下，兩岸關係一直朝着“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和平發展道路前進。但是，難以預料的是，台灣爆發了扺制《兩岸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着實讓大陸搞不明白，台灣人民爲何不能理解大陸的好意？此外，“反課綱微調”的“反中”氣氛，更讓兩岸間的和解氣氛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企盼，似乎難有任何進展。當前的兩岸關係出現了“合作”與“對抗”的“雙重性格”，如果以“對抗”與“命運共同體”的兩級光譜審視當下的兩岸關係，正處於“對抗”與“合作”之間。既没有深刻觸及完全對抗的危險，也没有達到真正的合作，不同於馬英九執政時期的“競争性的合作”，反而是“競争性的對抗”日益突出。
誠如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項目主任容安瀾以摸着石頭過河評論蔡英文新當局的兩岸政策，認爲盡管有關兩岸“溝通管道”的許多説法喋喋不休，給人感覺是雙方實際上是“摸着石頭過河”，以達到一個穩定與和平的權宜之計。到目前爲止，還是難以看出有任何突破的迹象。Alan D. Romberg, “The First 100 Days: Crossing the River While Feeling the Stone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51, Aug30, 2016.然而，值得關切的是如此發展，是否有利於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這是有關當局不得不審慎評估的重要議題。
毋庸質疑，“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是搆築兩岸和平與共榮發展的互信基礎。同時，也一直是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處理兩岸關係、吸引台灣人民向心力的政策原則，根據是項原則，中國大陸出台了各項惠台措施，透過經濟互助與互補，期使台灣民衆能借由合作文化的根植，進一步提昇對兩岸同胞參與的認同感，以便强化“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
問題是，即使台灣方面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兩會建制了制度化的協商機制，並在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順序下，完成了包括ECFA在内的23項協議。然而，吊詭的是，兩岸經濟發展與互動頻繁，和平紅利的釋出，並未縮短兩岸人民心理上的差距。因爲，在台灣的各項民調顯示，雖然大多數民衆仍主張維持現狀，然而主張台獨的比例已經逐漸高於主張統一的比例；自認爲是台灣人的比例，更遠遠超過自認爲中國人的比例。是項“非我族類”的認同危機，不僅稀釋了兩岸和解的和平紅利，更使得兩岸共建生命共同體的努力，面臨嚴峻挑戰。
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當局認爲，到目前爲止“兩岸命運共同體”仍然難以成爲台灣共識，因爲台灣内部對“九二共識”有很大分歧，這是原本就存在的。並以台灣民意爲例，台灣民意不願意蔡英文當局在兩岸政策上，延續馬英九執政時期的親中路綫，台灣民衆高達762%不清楚“九二共識”的内容，更有621%民衆無法接受蔡英文當局被迫以“九二共識”當作兩岸繼續互動的前提。陳鈺馥：《九二共識做爲兩岸互動前提 民調：62.1％不接受》，自由時報網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76488
蕭萬長所主張的“兩岸共同市場”亦被當時民進黨謝長廷陣營批評就是“一中市場”，並認爲這項主張不僅將使台灣農業受到更嚴重打擊，台灣産品也因爲中國大陸的仿冒，搶先註册蒙受損失。李濠仲：《兩岸共同市場 謝打恐共牌 馬開放大步走》，聯合晚報網，http://www.chinesejustice.com/content/article.php?did=3023&pid=39500&tpl=page&lang=sh
再以有機會彰顯“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太平島仲裁案爲例，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在今年9月7日舉行“是誰不滿意蔡英文的施政”民調記者會上，公佈民調結果，對蔡英文當局處理太平島仲裁案的不滿意度高達545%、滿意僅267%，學者均認爲該議題與全民感受相當一致；此外，對蔡英文的滿意度爲484%、不滿意387%；對閣揆林全的滿意度爲451%、不滿意度371%。潘維庭：《蔡英文處理太平島案 過半民衆不滿》，旺報A13版。筆者認爲，一方面除了突顯低滿意度是蔡英文當局的警訊外，另一方面却似乎也彰顯台灣民衆捍衛固有主權意識的提昇，因爲台灣民衆向來不太關心太平島地位，然而仲裁案結果，却意外激起台灣民衆的“同讎敵愾”。蔡英文當局之所以一再逥避采用强勢手段處理太平島地位，正是擔心這股“同讎敵愾”的意識很可能與“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有所聯結。
二、“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主義論述：觀念的作用
與强調物質因素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不同，在於建構主義强調觀念的作用。建構主義學者温特以英國擁有的核武數量早已超越北韓數倍爲例，爲何美國總認爲北韓是地區不穩定的主要來源，因此，問題不在於物質能力多寡，重點在於觀念力量讓物質發生不同作用。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57-258.温特並指出影響“認知共同體”形成的主要變量爲“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構型”暨“自我約束”等觀念的作用。因爲這些影響因子借由雙方經濟互動，因而形成的雙方經濟利益間的“敏感性”連結的態樣，稍有不慎，即刻破壞“相互依賴”的平台；此外，透過互動交流，因而導致雙方“同構型”的增强，同時亦能增昇某種“共同理解”的價值觀，即爲了維係“認知共同體”，因而産生了“自我約束”的行爲要求。温特認爲這些變量，正是形成“認知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43-344.
本文試圖依温特所强調的觀念作用，探究“兩岸命運共同體”觀念如何被塑造，如何使其成爲一個社會中或不同社會間的行爲所依據的價值觀。因此，如何透過兩岸“相互依賴”平台的建構、“同構型”的擴張以及“自我約束”的要求等社會化作用，使個人和集體認同能朝向“認知共同體”價值觀的轉變，即成爲本文分析的重要内容。
建構主義學派提出觀念主導身份，身份决定利益，行爲體之間要進行有意義互動，方能産生“共同的理解”，方能形塑不同身份間，有利於雙方的利益建構。正如兩岸間透過有意義的互動，對於兩岸和平發展的長治永安而言，兩岸間更應建構一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集體身份，方能有利於兩岸的整合與和平的制度化發展。因此，如果兩岸在專業領域建立聯繫與協議，兩岸當然更容易找到互相皆可接受的行爲價值規範，如此方能穩定兩岸關係，進而借由“相互依賴”，不斷建構“命運共同體”的合作文化認知。
正如2013年2月26日習近平在會晤連戰時，指出“大陸和台灣是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評社，《習近平：冀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中國評論新聞網2013年2月25日，http://www.crntt.com/doc/1024/5/0/0/102450054.html2015年3月28日習近平在會晤蕭萬長時，再次提出“兩岸命運共同體”説法，表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是命運共同體。我們願與台灣同胞一道，加强合作，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習近平進一步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兩岸聯繫日益密切的今天，兩岸是割舍不斷的命運共同體。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堅定信心、增進互信，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携手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宋振遠：《習近平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新華網2015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114795331.htm上述“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傳遞，正是温特所言，以觀念塑造共同體的集體身份認同。
然而必須面對的事實，原本在馬英九執政時期時期透過各項協議，使兩岸好不容易找到皆可接受的、“自我約束”的行爲規範，却因蔡英文當局上台，聯繫與協議的改變，使原本行爲規範不再適用，這對形成“相互依賴”的“命運共同體”的文化認知而言，是否已然造成負面影響？應如何更細緻化的去處理，使兩岸能持續塑造“命運共同體”的文化認知，這是中國大陸必須深究的。
三、“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困境
（一）台灣民衆對兩岸不平衡的心理矛盾
面對兩岸的不平衡，台灣民衆對於“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期望相當矛盾。就法理而言，自1949年國共内戰轉爲兩岸關係，迄今兩岸在憲政與法理上仍處於敵對狀態，雙方在外交、軍事上仍然屬於對峙關係，但是基於彼此需要，兩岸人員與經貿往來極爲密切，經濟與社會關係日益緊密，但兩個社會的心理距離並未因而縮减。即便是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經濟合作快速增長，台灣方面獲致大量兩岸和平紅利，然而兩岸關係仍深藏隱憂。許多台灣人民對於兩岸關係發展速度，與朝向“兩岸命運共同體”方向皆抱持懷疑的認知態度。他們期望持續與中國大陸維持和平局面，也承認經濟交流與合作所帶來的紅利，但仍有許多台灣人不願意越過經濟，去面對“兩岸命運共同體”整合模式的建構。其主因正是他們對“大陸政府”與“大陸民衆”仍存有厭惡與不信任的價值觀。
上述不平衡的矛盾現象，更易使得台灣民衆認爲，北京對台灣的經濟讓利行爲率皆爲統戰，意圖使台灣對大陸産生進一步的依賴性，正如“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台灣無法跳脱“被統一”框架。馬英九兩岸政策之所以被誤解爲“親中賣台”，其内在原因，正是兩岸仍處於“敵對狀態”以及台灣民衆對兩岸不平衡的心理矛盾。
尤其是近期，由於民進黨已然全面執政，大大增强獨派勢力的政治企圖心，勢必不斷强化脱離“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政治動作，包括在修憲、歷史、教育以及對外等諸領域全面掀起“去中國化”動作，尤其是异己化的文化教育活動，這些當然會進一步加劇兩岸民意的“對抗”與“衝撞”，兩岸民意對抗的結果，不僅對雙方政策産生重大牽制與影響，更促使兩岸“仇中”“反台”的民意衝撞、敵意上昇。以近期台灣《聯合報》調查可知，兩岸官方間關係，認爲“非常敵對”的比率，已從去年的6％上昇到今年的13％，平均分數則從56分增加到65分，已趨近於“緊張或競争”狀態。其中涉及到“軍事”“外交”和“經貿關係”三個領域，兩岸關係都從“緩和”朝向“緊張或競争”的趨勢上昇。《聯合報年度調查 小英兩岸關係 4成8不滿意》，聯合報新聞網2016年9月19日，http://a.udn.com/focus/2016/09/19/24642/index.html如此發展更不利於“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兩岸現况早已低於原預期的“冷和平”，直接墜入“冷對抗”，雙方互動處於緊綳狀態，特别是大陸方面，接連通過官方管道宣示立場，幾乎是毫無轉還或者妥協空間，除非台灣方面蔡英文當局能够先行做出妥協，否則大陸官方也無法再往後退，更加深當前兩岸緊張情勢。
北京方面似乎已意識到，蔡英文當局提出所謂“維持現狀”正是等同“維持兩岸敵對狀態現狀”，只會讓台灣民衆持續擴大對中國大陸的抗拒，給予民進黨更從容的時間與空間推動异己化的文化教育。但必須注意，面對台灣民衆可能被挑起的敵意與不平衡的心理矛盾，北京方面可以對民進黨當局完全不再存有幻想，但必須更努力改變台灣民衆對“大陸政府”與“大陸民衆”的不信任感，降低兩岸人民敵對意識，否則不利於“兩岸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建構。
（二）台灣面臨“合作”與“對抗”的抉擇困境
事實上，面對中國大陸持續發展，台灣早已陷入“合作”與“對抗”的抉擇困境，對台灣方面而言，“合作”共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究竟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對抗”的結果是否就必然等同於台灣没落？
毫無疑問，面對中國大陸崛起與統一要求，台灣做爲一個小的政治體，必然特别强調自身的外交空間與安全問題，更甚者，莫過於瞭解中國大陸的發展政策與未來走向，進而掌握其政策思維與動機，方能計算出采取“合作”與“對抗”的可能結果，以爲因應。
檢視過去馬英九執政時期經由處理好兩岸關係以及“合作”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迹，是可以爲台灣帶來安定、繁榮與國際空間的參與。所以，在馬英九執政八年兩岸並没有浪費時間在有無“九二共識”問題上打轉，反而是充分發揮模糊空間的功能，强化了雙方“相互依賴”的交流和合作平台。不僅達成的許多具體的協議，兩岸互動從“海基”“海協”兩會，更逐步昇高到兩岸主管事務部門間的三次“王張會”是指2014年時任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與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會面，分别在2014年2月11日、6月25日暨11月12日。，甚至是兩岸最高領導人的“馬習會”。 2015年11月7日，馬習會正式舉行，雙方以兩岸領導人身份於新加坡正式會面。
即便是最難處理的國際社會參與問題，由於馬英九强調不會將“一中各表”表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獨”，因此，大陸方面並未挖台灣“邦交國”的墻，仍與“邦交國”維持正常關係；同時，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也更加緊密，如與美日的實質關係，甚至是從未達到如此好過的階段。這些國家無須顧忌對岸的强烈反彈；此外如近期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參與，三年前馬英九執政時期，不待遞交意願書，即獲得國際民航組織（ICAO）理事會主席以“貴賓”身份邀請，參與在九月底舉行的三年一度ICAO大會。在“九二共識”合作基礎下，争取友邦支持並與對岸協商後，方能以最有利身份參與，並維護應有權益。在國際現實環境下，雖非盡如人意，但至少有實質參與。
然而，蔡英文當局却認爲上述“合作”方式的結果，是台灣主體性不斷流失，因而采取“對抗”方式，只願意承認“九二會談精神”，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核心基礎。並以台灣“新民意”爲要求，持續探究中國大陸可容忍底綫，意圖塑造兩岸新互動模式，以便跳脱“兩岸命運共同體”框架。
其所遵循的價值，是更加堅持擁抱美、日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思維，意圖以兩岸“非命運共同體”，而得以加入美日價值同盟，并且畫地自限於這個價值同盟框架中，如果有所違，甚至自我重罰，如屏東籍漁民自主船隊前往太平島，捍衛主權行爲可能遭致重罰。《護島船隊返港 漁民批政府：真心换絶情》，蘋果日報網2016年07月3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731/919054/蔡英文當局所要維護者，正是台灣乃美日防止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前沿，期盼獲得的戰略利益，是來自美日的安全保证與國際空間。所以，蔡英文當局努力扮演堅守美日價值同盟的角色，在主張南海諸島主權上，絶口不提Ｕ形綫，亦不主張太平島的專屬經濟海域、甚至對冲之鳥礁等台日漁業糾紛，一反馬英九執政時期認爲冲之鳥爲礁並積極護漁的政策主張，不僅撤回護漁行爲，還自我劃地設限稱“冲之鳥礁是島或礁的争議，尊重聯合國島嶼界限委員會的决定”。其戰略思維無非是期待借由主權力量的退却，一方面向美日表達善意，另一方面在安全上與中國大陸“對抗”，在釣魚台與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大陸切割，避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合作文化價值觀的形塑，呼應美日戰略價值，以便獲得來自美日的戰略利益。是項“對抗”的價值觀不僅無法産生“相互依賴”的認知，反而更容易將中國大陸視爲威脅，當然會抗拒“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建構。
問題是，呼應美日“對抗”中國大陸的戰略價值，仍没有收到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邀請函、肯尼亞又把台籍詐騙犯遣送至大陸、太平島被仲裁爲礁、南海議題上完全被邊緣化，以及釣漁台主權的不斷流失。
四、“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推手
（一）蔡英文當局必須認清兩岸和平與共同發展的真民意
民進黨當局一致認爲是在“新民意”的支持下再度取得執政地位，换言之，台灣方面選舉結果顯示：民意是站在反對“九二共識”這邊。問題是，什麽是新民意？難道“新民意”是要在兩岸間産生“對抗”的價值觀，這完全是對台灣民意的曲解，台灣大部分民衆絶非是爲了“對抗”中國大陸而選擇蔡英文，筆者認爲所謂“新民意”絶非建構在反對“九二共識”上的，台灣真正民意是離不開要和平、要生存、要幸福和要發展等四個基本需求概念。如果民進黨當局無法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尤其是兩岸關係，那所有民意都將成爲流水，正如前述《聯合報》民調顯示，民衆却對蔡英文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做了相當負面評價，結果顯示“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比率48％，遠遠超過“非常滿意”加上“還算滿意”的比率31％，《聯合報年度調查 小英兩岸關係 4成8不滿意》，聯合報新聞網2016年9月19日，http://a.udn.com/focus/2016/09/19/24642/index.html是項調查結果值得蔡英文當局做爲制定大陸政策和處裏兩岸關係問題的參考。反觀，馬英九執政時期八年，在改革和發展方面或有諸多讓人詬病之處，但處理兩岸和對外關係問題的經驗，確有值得繼任者參考地方。
的確，爲了維持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自520就職演説提出“維持現狀”開始，雖然在大陸政策論述上確已采取某些調整，蔡英文當局雖不承認蘇起創造的這個名詞，但並不否定這個名詞形成的過程和産生的效果。然而，不接受“九二共識”的“維持現狀”，事實上已然破壞了政策持續性，更傷害了“兩岸現狀”的維持。因爲在任何國家，政府制定政策都應有其持續部分。職是之故，爲使向中調整的善意能成爲具體行動，筆者認爲蔡英文當局必須就如何改善與對岸關係問題，勢必針對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以及兩岸關係做爲“命運共同體”的性質，做出更爲直接和明確論述，而非以“新民意”爲手段一再地去“對抗”並逃避。蔡英文當局應務實並積極面對，兩岸“相互依賴”的現實需求，與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論述，或許可以依此共同價值觀，恢復溝通管道，討論如何建立兩岸新關係的政治基礎問題。
（二）中國大陸應正視兩岸的認同落差
誠如所述，兩岸擴大交流至今，仍有許多台灣民衆對中國大陸存有“敵對意識”“不信感”“厭惡感”，甚至完全扭曲中國大陸善意爲惡意的情况，仍然相當普遍，這些情勢非常不利於“相互依賴”平台的建構，更遑論“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塑造。以當前釣魚台及南海處理方式爲例，蔡英文當局是絶不可能采取强硬的主權宣示，因爲這等於是順應了中國大陸崛起，並呼應了兩岸共同維護主權的合作行爲；即便是執政時期的國民黨也公開表示，不會在上述問題與大陸方面合作。其個中原因，正是兩岸的敵對意識暨台灣方面“懼中”與“仇中”的價值觀使然。
如果兩岸最大公約數仍然是堅持和平發展與形塑“兩岸命運共同體”的道路，中國大陸更應以務實角度，實事求是看待台灣選後政治情勢，並以同理心和包容態度，面對當前台灣民衆又要大陸資金、兩岸和平，却又不平衡的“懼中”“反中”的心理矛盾現象。
整體而言，不論“九二共識”是否爲必須者，中國大陸勢必認清，“兩岸命運共同體”的集體文化認知，在台灣人民面對中國崛起的情勢下，存有相當大争議。尤其對大部分的台灣年青人而言，經過不斷在地化、异己化和再定義自身的台灣社會，往往視中國大陸爲“另一個”世界，實際上台灣社會正在透過創造一個與自身相反的中國形象來定義自己。所以，當蕭萬長提出“兩岸共同市場”時，即刻爲民進黨以帶有被并吞的負面評價爲“一中市場”。的確，當台灣人民都感受到台灣正處於分裂、猶豫、弱化的時期，相對於“崛起中國”的有效率、不斷强大，勢必將中國大陸發展視爲威脅。
此外，當前民共又缺乏互信的情勢下，雙方既要建立“相互依賴”的良性互動關係，又要不斷擴大彼此的“同構型”與縮小“异質性”，實屬不易，中國大陸除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之外，筆者認爲更應“寄希望於自己”，應以積極自信態度來反應台灣做出的任何政策調整，與台灣民衆不平衡的心理反應。如果大陸仍以全面封殺方式，去處理蔡英文當局大陸政策的更迭暨台灣民衆的矛盾心態，依此只會持續地扼殺八年來好不容易建構的“相互依賴”平台，只會再次擴張兩岸的“异質性”，長此以往，如何形塑“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因此中國大陸急需更細緻處理對台政策，莫使機會流失，讓“親痛仇快”。
五、結論：合作文化模式的建構
的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一直在台灣内部難有共識。但比起中國大陸直接以“兩岸和平統一”爲要求而言，並非全無接受的可能性，北京方面應更有自信“寄希望於自己”，運用可操之在我的各項政策工具，持續建構“相互依賴”平台，擴大雙方“同構型”，進而産生“自我約束”的行爲規範，方能有利於“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塑造。所謂細緻化的處理，正是有利於完善彼此“相互依賴”平台、有利於擴張“同構型”、有利於“兩岸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建構者，率皆爲北京方面在對台政策上所應考慮的政策依據。
誠如温特所强調的觀念作用，如何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努力維係並持續形塑“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深植在兩岸人民心中。正如近期中國大陸亦發展出對台灣藍色縣市旅遊帶的構想，正是“對抗”中有“合作”的“合作文化模式”的建構 。“合作”與“對抗”的差别對待與交互運用，確實有利於雙方的“自我約束”的形成，并且已見成效，依據台灣媒體報導，由於陸客不來、“中央”無策，爲搶救觀光，緑6執政縣市自己來，共同提出吸引對岸自由行旅客“新”觀光策略，并且要求“中央”提高每日中國大陸自由行5000人配額；林和生：《陸客不來、中央無策 搶救觀光自己來 緑6執政縣市 自組平台吸陸客》，中時電子報2016年10月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004000360-260102某位市長並指出：“我們對大陸一向採開放友善態度”。同前注。换言之，上述台灣縣市首長爲了維係經濟“相互依賴”的平台，紛紛采取“自我約束”的行爲，當然有利於塑造“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
然而，雖見成效，但仍須仔細審慎處理，因爲依此對抗方式，是否會助長“仇中”“反中”氣焰。如近期以“冷對抗”阻却台灣於國際民航組織大會門外，導致蔡英文以民進黨主席身份發出給黨員公開信，强調要“力抗中國的壓力，發展與其他國家關係”。施旖婕：《蔡英文力抗中國壓力 國台辦這樣回應》，蘋果日報網2016年10月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001/959694/雖然蔡英文以民進黨主席未用總統身份發出“力抗中國”訊息，一方面確以反映“自我約束”行爲，但另一方面確也反映出利用此事製造“仇中”“反中”情緒。因爲兩岸政治衝突很可能破壞“兩岸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形塑。事實上，蔡英文當局在之前提出“新南向政策”時，也在“自我約束”下，謹慎將“新南向政策”定性爲兩岸關係補充而不是取代。蔡英文當局甚至願意與大陸協商，兩岸在與東南亞和南亞國家打交道過程中形成某種伙伴關係。然而，雙方疑慮仍存，例如當蔡英文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暗示質疑大陸對台商投資是否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而北京方面即刻回應，認爲台灣“新南向政策”是出於政治而不是經濟考慮。
换言之，中國大陸方面，應在可操作範圍内，努力營造，順勢而爲，台灣不僅没有没落，反而因爲兩岸合作模式的建構，産生雙贏，因爲當“相互依賴”平台不斷完善的同時，“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自然形成。
毫無疑問，北京方面的難題是施壓蔡英文，同時又要贏得人心，塑造“共同體”的集體身份認同是相當困難的，着實需要更細緻的策略規劃。這樣的交替運用，誠如容安瀾所言，大陸一方面認爲如果持續施壓蔡，與此同時又繼續爲台灣私營領域提供機會，特别是拉攏年輕人，方能够影響台灣政治氣候變化，導致蔡當局改變其政策。已經見证的例子，包括5月份以來，陸客赴台團組游减少40%，同注2。因爲經濟流失，讓許多人走上街頭抗議蔡英文新當局的失策，邱瓊平：《觀光業慘 導遊：非忍無可忍，誰想上街頭》，聯合晚網2016年9月7日，http://udn.com/news/story/9263/1945597更讓緑營執政縣市首長表示善意歡迎陸客游。所以容安瀾指出，台灣顯然還是很看重兩岸經濟聯繫對於台灣福祉的重要性。正因爲如此，台灣方面雖然换黨執政，但仍然非常依賴兩岸經貿互動平台。正好有利於營造“相互依賴”、有利於擴張“同構型”、有利於“兩岸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建構。因此，筆者認爲上述“三個有利於”的政策依據，正是温特所言，塑造“認知共同體”價值觀的三個必要條件。
此外，本文所謂“寄希望於自己”的另一項可操作工程，正是中國大陸自我的形象塑造，因爲誠如前述，台灣仍有許多人對“大陸政府”是不信任的，據此如何提振“大陸政府”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信賴感，仍須藉助“法治”與“善治”的形象塑造，正如習總書記所提及“四個全面”的貫徹，全面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及全面達成小康社會，張明輝：《“四個全面”展現布局 外媒關注“中共新方略”》，人民網2015年3月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02/c394083-26620367.html這樣的“四個全面”正是建構健康社會與提振服務型政府的最佳形象工程，如此，方能以兩岸愈高的“同構型”來化解兩岸不信任的“异質性”。
中華文化在對外關係上向來强調“王道文化”，是項文化的真諦正是“和與合”的王道思維，是“和”與“合”的互助文化，而非“利與力”的衝突。誠如前述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一再提出的“兩岸一家親”和“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合作與互助思維，並願與台灣同胞一道，加强合作，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項善意觀念的傳遞作用，勢必與物質的互動，交互作用，方能有益於“兩岸一家親”和“兩岸命運共同體”等合作文化建構。近期，台灣方面面對大陸紅色供應鏈的崛起，使得台灣供應鏈失去兩岸和平紅利的驅動，甚至産生對抗，台資企業自2010起開始轉往東盟各國，非常不利於營造兩岸“相互依賴”的合作文化觀念的塑造。職是之故，除了政治上“冷對抗”外，筆者建議，兩岸未來在合作面上，中國大陸應發揮“王道文化”精神，持續運用可操之我的政策工具，透過《服貿》與《貨貿》爲兩岸經貿規劃制度性框架與路徑，提供紅色供應鏈與台灣供應鏈的合作平台，並重振兩岸在貿易及投資兩大引擎作用。所以，當前兩岸不能只有“冷對抗”，勢必發展一套新的、與時俱進的“合作文化模式”，交替運用，方能持續産生“認知共同體”的價值觀。
潘兆民：作者爲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係暨通識教育中心合聘專任教授，中華經略國防知識協會學術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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